老北京為何東富西貴？

舊時北京有“東富西貴”的諺語，反映的是歷史上北京的壹種特殊的區域文化現象，同時也反映出老北京內外城的商業經濟、政治文化分布的基本勢態。但是，有關“東富西貴”出現的時間、所指區域及其含義等卻歷來有不同說法， 壹是“內城東城、西城”說。“東富西貴”壹說見諸記載是在清末，但其所指區域和內涵歷來說法不壹。從目前已知的文獻資料看，最早記載和解釋“東富西貴”的是清末滿族學者震鈞，他在其所著《天咫偶聞》卷十記曰:“京師有諺雲:‘東富西貴’，蓋貴人多住西城，而倉庫皆在東城。又雲:‘東風西雨’，蓋逢東廟市日多風，逢西廟市日多雨。而今則皆不盡然，蓋富貴人多喜居東城，而風雨亦不復應期矣。” 對於震鈞說法，稍晚於他的清末蒙古族官吏崇彜也有類似的記述，他的《道鹹以來朝野雜記》載曰:“世言京城‘東富西貴’，由來久矣。不過謂東城大宅多，西城府第多，其實不然。東城王公府第亦不少，西城當日街道荒涼而已。” 隨後，崇彜還分別列舉了道鹹以來位於東城的27處和位於西城的20處清代官僚的宅第，用以證明他的說法。 二是“崇文門、宣武門外”說。除了上述震鈞、崇彜的說法外，關於“東富西貴”還有另壹種基本類似的說法，主要見於民國時期三位學者的筆記，分別是羅惇曧的《賓退隨筆》、夏仁虎的《舊京瑣記》和徐珂的《清稗類鈔》。 《賓退隨筆》載:“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諺，蓋吏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恒多華宅；京曹則多居宣武門外也。” 《舊京瑣記》卷八載:“舊日，漢官非大臣有賜第或值樞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門外，土著富室則多在崇文門外，故有‘東富西貴’之說。士流題詠率署‘宣南’，以此也。” 《清稗類鈔·胥役類》載:“司官欲檢壹案，每以屬書吏，必援例，必檢例案。而例案之堆積，高與屋齊，非熟手，末從得壹紙。書吏皆世業，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輒執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諺，蓋若輩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恒多華宅，司官則居宣武門外者為多也。” 這三種筆記對“東富西貴”的詮釋基本是壹致的，從地域角度講都認為是處於外城北部的崇文門外和宣武門外；從人員構成上看，是指商業的管理及經營者和以漢族為主體的官吏；從時代而言都指的是清代。 如果把“東富西貴”俗諺產生和流傳的時限確定在清朝，無疑上述三種筆記的觀點是正確的。但問題是“東富西貴”俗諺或類似現象的表述是否有可能出現在明朝，從震鈞及其他人的記述看這是有可能的。 對比上引震鈞和崇彜的記述，其內容雖稍有差異，但有三點意思是基本相同，而且是值得註意的:其壹，“東富西貴”之諺在京師民間流傳久遠；其二，“東富西貴”的“東、西”是指內城的東城和西城；其三，他們都認為“東富西貴”的內涵及其所屬文化空間隨著社會發展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到了他們生活的年代，這種區別已經很不明顯。這三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裏面實際暗含著兩個需要論證的問題:1、內城的東城、西城的概念和範圍要上溯到哪個朝代？2、“東富西貴”現象和俗諺到底出現在什麽時候？它的內涵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是在什麽時候？ 我們先來看第壹個問題。根據熊夢祥《析津誌輯佚》的記載，元代北京只有南城、北城之稱，而且從原文意可知，南城是指金中都舊城，北城是指大都新城。盡管沒有東城、西城的概念，但從相關資料上已經有了“城東”、“城西”的說法，這說明元代以大都城的中軸線為標識，把新城自然地分為東、西兩部分，這應該就是東城、西城之稱的雛形。 到了明代永樂年間，北京已經明確出現“五城”的概念，所謂“五城”是指中城、東城、西城、南城、北城。其中“東城”、“西城”的範圍，按照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的記載，分別是:“東城在崇文門裏，街東往北，至城墻並東關外；西城在宣武門裏，街西往北，至城墻並西關外。”也就是說，明代的東城、西城是指北京內城的東、西部及關廂地區。 清代，北京內外城按方位各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城。內城由於新括出壹個南城，因此造成原來東城、西城所轄區域相對縮小。再加上清朝定都北京後即推行“遷漢令”，內城“分列八旗，拱衛皇居”，遷移原住內城官民商賈等於外城，實行兵民分城居住。這樣，內城的五城變成了皇居之地和八旗兵營，外城的東、西城則成為商人和漢官的聚居地，故清代“東富西貴”是指外城漢人居住區域而言也就順理成章了。 但正如上言，東城、西城的概念確立於明代，而且震鈞和崇彜所述也顯然是說“東富西貴”的“東、西”是指內城的東城和西城。因此，探究壹下“東富西貴”俗諺或類似的現象表述最早出現於何時就顯得很有必要。從目前查閱的相關資料看，元明兩代文獻中雖然尚未見到“東富西貴”的明確提法，但卻顯示自元明以來，西城“貴”和東城“富”的現象由來已久。 先看西城“貴”的例子。《析津誌輯佚·古跡》載:“麗春樓，在順承門內，與慶元樓相對，乃伯顏太師之府第也。”雖然元代有多位伯顏太師，此府第的主人究竟是誰已不得而知，但說府第的位置在今天西單附近應該是沒有多大問題。 明代不少公侯閣臣都居住在皇城以西，因此至今西城的許多地名都與此有關，如西四北二條原稱帥府胡同，明憲宗時為廣平侯袁瑄宅第，正德年間永壽伯朱德私第在此。武宗南征時，在此設帥府，因而得名。西四北七條，原稱太安侯胡同，在明代，泰寧侯陳珪的宅第在此胡同內，故名“泰寧侯胡同”；到了清代，由於道光皇帝叫旻寧，為了避諱，改為“泰安侯”胡同。西四北八條，明代稱武安侯胡同，因武安侯鄭亨的府第在此而得名。西城富國街3號，明清稱為祖家街，據傳此處為明末清初遼東大將祖大壽故宅，後改建為祠。 明代王公大臣喜歡把宅第選在西城，除了這裏有四季皆景的什剎海等宜居之地外，其實更重要的是，明朝的皇帝平時喜歡在“西城”活動。王世貞《皇明異典述》卷六“賜禁苑直舍”載:“上在西城，因賜諸入直大臣廬於無逸殿之左右廂。”於慎行《谷山筆麈》卷十載:“嘉靖中，上在西城，召太醫令徐偉入診龍脈。”《明史》卷壹百十四《張居正傳》載:“帝嘗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內侍歌新聲，辭不能，取劍擊之。”這裏的“西城”就是指皇城西部的“西苑”，無逸殿則是西苑內的宮殿。王公大臣們選擇住在西城，從西安門進出皇城則更加方便。 貴戚多住西城的現象也直接影響了壹般官吏選擇居舍的意向，明人楊士聰在其所著《玉堂薈記》卷上就記載了這樣壹件事:“任者泰，沂州人，鳴梧之兒女姻家，辛未為余同年。而其人老矣，又太長厚，第後在東城壹錦衣家，逾年來選，復館其家。余語以宜過西城寓，選有地方，便於縉紳接見，任竟因循不果。”文中“宜過西城寓，選有地方，便於縉紳接見”壹句很值得重視，說明當時為了便於就近結交貴戚重臣，在壹般官僚群體中已經形成壹種“宜過西城寓”的風氣，這顯然對在西城集中出現官吏聚居區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後來民諺的出現和流傳打下了基礎。 還可以再舉壹個例子: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在萬歷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598－1600年)曾寓居京師東城，他在給座師焦弱侯的信中談到自己的境況，有“宏僻處東城，交遊絕跡”之嘆；在給焦弱侯的另壹信中，他又道:“宏株守青氈，又東城去人遠，得壹意讀書，差易度日。”可見，萬歷中期在東城居住的官吏士紳並不多。恐怕也正是由於此，後來袁氏三兄弟(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組織“葡萄社”時，把雅集的地點選在西城的崇國寺(今護國寺)。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袁宏道回京任職，他寓居的地點就選在了緊鄰皇城的西安門。閑暇之余，他與袁中道再次組織文社——“藕花社”，地點也選在了城西“月張園”。這些舉動應該是與“西貴”現象有壹定關系的。 從上面引述的資料中，我認為基本可以說明自明代以來官吏士紳相對集中居住在內城的西城區域，“西貴”現象至遲在萬歷年間就已經基本形成。 “東富”這種區域經濟、文化空間的產生和發展，顯然是與運河漕運有著密切的聯系。元代開辟京杭大運河，北端的終點碼頭是在大都城裏的海子(今積水潭)。而位於大內以北的鐘樓、鼓樓區域由於緊鄰海子碼頭，遂成為大都城裏最重要的商業區。這裏商賈雲集，經營各色百貨商品，包括的行業有糧行、絹行、木行、果品行、肉行等。市場中有米市、面市、緞皮市、皮毛市、鵝鴨市、珠子市、鐵市等。鐘鼓樓商業區的形成和發展對於商人在東城及城廂活動，並且在此選擇宅第應該是有影響作用的。熊夢祥《析津誌輯佚·古跡》就記載:齊化門外“蓋江南直沽海道，來自通州者，多於城外居止，趨之者如歸。又漕運歲儲，多所交易，居民殷實”。我認為這段話頗可以作為自元代以來大都城東部及城廂地區就是富商巨賈們經商和居住的重要區域觀點的佐證。 明代這種情況沒有大的變化。盡管運糧船不像元代那樣直達積水潭，但物資也會經陸路轉運進京城，交易的中心仍會在東城及城廂地區，而這裏也便成為商賈們落腳居住的首選之地。明人姚福《青溪暇筆》甚至記載了壹件針對富商的案件:“成化間，有壹富商寓在京齊化門壹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貪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眾徒，先殺其二仆，即以帛縊商死，埋寺後坑中，以二仆屍壓其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賞過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伐視之，屍見矣，起屍，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蘇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而置於法。”這件事雖屬特例，但從中也約略可以看出商人富戶出於經營的需要，大多喜好在東城活動或寓居。 嘉靖七年(1528年)，明政府終於下決心疏通了通惠河，漕船可以自通州經運河直抵北京城東南隅的大通橋下卸糧，然後用車分別運到各個京倉貯藏。這樣壹來，臨近運河碼頭的崇文門、正陽門內外地區遂逐漸發展為繁華的商業區，從而取代了元代以來的鐘鼓樓中心市場的地位。尤其是正陽門附近的棋盤街和朝前市(壹說棋盤街和朝前市是同壹個市場)更是成為全城性的商業中心。 盡管隨著通惠河終點碼頭的變化帶來了北京城商業中心由原來的鐘鼓樓向正陽門、崇文門地區轉移，但由於當時前三門外還沒有修築外城，因此富商巨賈出於安全考慮還是會留在內城居住。即使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外城修築完成，在此聚居的也主要是手工業者和壹般商人。故可以說終明壹代，內城的東城仍然壹直顯現出壹派“東富”的景象。而這些大商人真正移居到外城應該是到了清初，其原因顯然與“遷漢令”有著直接關系，於是崇文門、正陽門外的“東富”景象逐漸形成。 另外，為了有效地管理通過運河轉運來的漕糧以及其他物資，元政府設立了京畿漕運司、運糧千戶所等機構，同時在大都城建立二十二座儲備糧食的京倉。這些倉庫多在大都城東，而且直到明代仍然沿用。另外，明正統三年還設置了壹個專管倉場的機構——總督倉場公署，其衙署就設在東城裱褙胡同。這說明元明時期倉庫及其管理機構確實都在東城範圍內。而清代專管倉場的機構——倉場衙門則設在了崇文門外花市，可見已有南移的變化。 盡管由於這些倉場均屬官營，所儲物資大多應該並不進入流通領域，但相關資料顯示，官吏營私、商人趨利，甚至官商勾結從中謀利者並不在少數。《元史》卷九十七“海運”條記載:“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明代也存在類似的情況。清代時京、通二倉的倉吏、倉役偷盜倉糧已是公開的秘密，夏仁虎在《舊京瑣記》中曾記載，老百姓私下裏稱這些人為“倉匪”或“倉老鼠”。因此，這些人都廣有家資，居於京城富室之列。 由於漕運管理的需要及其倉庫多建於此的關系，元明乃至清時期東城自然也成為這些經管之吏選擇居住的主要地區，於是東城富商衙吏的豪宅集聚，形成了巨富群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