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邁克爾·摩爾的悲喜劇
邁克爾·摩爾（MichaelMoore）為其社會公義理念而四處奔走、搖旗吶喊的形象或許早已深入人心。多年來，他壹直對商業巨頭冷嘲熱諷，為弱勢群體提供利益表達的渠道，譬如他在《羅傑和我》（Roger &Me）中將矛頭對準汽車業，之後又推出了抨擊醫療保險制度的《醫療內幕》（Sicko）。然而，直到《資本主義：壹個愛情故事》（Capitalism:A LoveStory）橫空出世，人們才驚覺他比當初想象中走得更遠。在這部作品中，摩爾第壹次真正觸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用他本人的話來說，這壹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索取和付出，其中又以索取居多”。
他選擇了壹個再好不過的時機——這是美利堅帝國的壹場宿醉，摩爾試圖為我們揭示金融風暴的根源，他將鏡頭對準了罷工工人、深受壓榨的小員工和無家可歸的邊緣群體，其中壹段視頻展示了破門而入的警察將喪失贖回權的壹戶人家逐出室外的場景。這位外表與內心不甚相稱的“美國憤青”極盡搞笑諷刺之能事，似乎打算再度激起自由主義者的怒火：他像往常壹樣插科打諢、制造眼淚、回放新聞，直擊問題要害——只是這壹切在摩爾式手法的包裝下更像是壹個令人捧腹的笑話罷了。
尤具諷刺意味的，似乎是為了表達對過去美好時光的緬懷之情，摩爾選擇了壹段銀行搶劫的監視錄像作為影片的開頭。接下來他巧妙地插入了幾段從電影《古羅馬生活》（Life in AncientRome）中截取的視頻，以至於妳不得不聯想起學生時代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教育電影。然而它們卻和美國力量的圖騰——懸掛著星條旗的大都市歌劇院（Metropolitan OperaHouse）——壹道出現在了平行畫面中。此時摩爾壹貫的觀點已昭然若揭：美國正處於極速衰退之中。在持之以恒地將這壹論點發揚光大的同時，他還不忘發揮自己的娛樂精神，不時插入壹些看似偏離主題的畫面：例如壹些光芒四射的羅斯福歷史影像以及若幹令人陶醉的家庭電影片段。根據采訪對象的面部表情，摩爾對出場者進行了細分——嗚咽啜泣、沾沾自喜、自命不凡、務實穩重型等。其中壹部分人看上去頗為困惑，例如受摩爾之邀來解釋自由企業概念的演員兼作家華萊士·肖恩（Wallace Shawn）；另壹些則顯得犀利、友好、令人振奮或是發人深省——尤其是當壹直做著滑稽鬼臉的摩爾停止對他們的幹擾時。
事實上，當導演現身於“二戰”後密歇根州的弗林特（Flint）時，《資本主義》的故事才真正開始。生於1954年的摩爾扮演了壹位在戰後晉升為中產階級的普通人。這場集體幻夢隨著越南戰爭的開始悄然瓦解，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了所謂的高潮（以壹臉嚴肅的卡特總統為標誌），最終在被摩爾稱為“總統代言人”的裏根治下徹底破滅：減稅政策、工會搜查以及隨之而來的家庭債務、罷工遊行。
這壹切與1989年的處女作《羅傑和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摩爾試圖和作出大裁員決定的通用汽車公司首席執行官羅傑·史密斯（RogerSmith）對話，卻是無果而終。這壹次他將其中頗具象征意義的精華部分融入了新的作品當中。當年的觀眾看到更年輕更瘦削的摩爾試圖走進大樓，對當權者說出真相卻被保安趕走，或許會淡淡壹笑，因為實際上他是在騷擾壹些必須履行職責的普通工作人員。然而，當摩爾在《資本主義》中再度采用了這壹手法時，卻再也沒有人能夠發出笑聲。
在這部作品中，摩爾壹如既往地對他人緊追不舍，但他並未將受訪者作為電影的道具，從而贏得了堅實的倫理基礎。壹些更具震撼力的畫面來自其單刀直入的新聞采訪，受訪者多為深受雇主壓榨的人們，其中包括壹位鰥夫，他的妻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公司列入了“死亡農民保險”（dead peasantinsurance）的名單，這個骯臟的手段在其死後讓老板大賺壹筆。即使死亡也不能讓妳免於剝削——這壹點對那些消息靈通人士來說不算什麽重磅炸彈，但仍能激起觀眾的義憤。
身處資本主義世界的人們應當如何自處？作為主流商業電影導演中最具社會意識的“頭號憤青”，摩爾並未提供任何實際的答案，這也正是此類電影的最大局限所在。和摩爾的大部分作品壹樣，《資本主義》是壹出裹著滑稽外殼的悲劇，其嚴肅內核與摩爾的娛樂精神卻相得益彰。這顯然不是壹則馬克思式的資本主義故事，也必定不屬於當代美國資本主義的歷史，後者的全球化程度已遠遠超越了摩爾的視野。
這同樣不是壹次富有號召力的政治呼籲，摩爾出人意料地表達了對當前社會體制變革的信心，他鼓勵人們為奧巴馬投票。然而，影片中最具鼓動性的臺詞並非來自現任總統，而是來自羅斯福。1944年，前者描畫出的未來圖景給美國公民帶來了難以言喻的感動，如今卻令人不寒而栗：“饑餓和失業是獨裁統治的惡果。”這是壹個光芒四射的時刻，不論是對羅斯福總統還是對導演本人來說。（譯自《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