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最近，壹些曾經被問責的官員再度被起用，引發了爭議，這方面有沒有制度規範？
汪玉凱：《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規定:“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以及自願辭去領導職務的幹部，根據辭職原因、個人條件、工作需要等情況予以適當安排。”恰恰是這種“適當安排”，讓外界看來，問責官員的復出不太透明。
這是任用制度的“缺失”。應該說，壹個官員承擔的是領導責任，不是直接責任，年齡上也不大，就應該考慮如何起用和使用。但是，需要註意的是，壹些官員被免職是因為官場鬥爭，壹些領導通過問責打擊異己，免職後就沒有起用。相反，有的官員被免職後，因為和組織部門關系好，又能輕易復出了，這也不規範。
新京報：問責風暴中頻頻出現免職，有人擔心免職成了擋箭牌，本該撤職甚至開除的，卻只給予免職，等風頭過後再重新任命。
汪玉凱：壹般來說，免職是中性的。從幹部管理的程序看，壹個官員的職務發生變動了，比如要升到更高的地位了，這就必須把原來的職務免了。但當免職和責任事故聯系時，與行政問責聯系時，就不是中性了，而是比引咎辭職更嚴重的問責，這就是貶性了。
人大的質詢也是問責手段
新京報：這次，山西潰壩導致了省長引咎辭職，結石奶粉導致了質檢總局局長引咎辭職，大家有壹個疑問，出現壹個責任事故的時候，應該問責到哪個層級？
汪玉凱：問責行政級別的高度，和事件惡劣程度以及公眾的關註度有關。對直接責任人永遠都應該嚴厲。同時，應該說，越到上直接問責就遞減。整體來講，如果是重大安全事故，需要層層問責的，有時省長也要引咎辭職。這要看事件惡劣程度，以及公眾關註度。現在，對問責的具體範圍和具體高度，還沒有明確的規定。盡管公務員法已經把行政問責寫進去了，但有待完善，對具體操作辦法要有完整的規範。隨著問責制的深入，將來應該出臺壹個詳細的細則，明確實行範圍等等。
新京報：就問責主體而言，現在的問責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問責主體好像只是相關政府。有沒有其他的問責啟動主體？
汪玉凱：上級監督下級，這是體制內的問責，監察系統就是行政體制內的，這次處理河南礦難事故，就是監察部門出面。紀委、人大和司法是體制外的。雖然行政問責仍是行政體系內部上級對下級的問責，但外力是公眾的壓力，因此問責的源頭還是公眾，還是社會。
新京報：這是公眾間接問責，公眾能不能直接問責？
汪玉凱：從法律上講，老百姓可以監督政府，對政府有控告、揭發的權利。
新京報：人大也應該是重要的問責主體，但在目前的公***事件中，很少看到人大出來問責。
汪玉凱：人大代表對官員可以質詢，可以要求官員就某件事情講清楚，而且官員必須回答。質詢本身就具有問責的性質，是人大代表行使權利的壹種手段。這次問責風暴中，人大往往沒有主動站出來，這是遺憾。
新京報：問責頻繁會不會讓官員認為，做官是壹個高風險行業？
新京報：官不好做，這是好事。權責對等，出了事故，官員就應該負相應的責任。如果真能使人認為做官是高風險行業，這也是正面的導向，能夠激勵公務員用好權力，善待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