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無能為力”
效率社會完全被情態動詞“能夠”所控制。與此相反，規訓社會被禁令、懲罰和情態動詞“應當”所統治。生產率提高到壹定程度時，“應當”就被迅速地邊緣化。為了提高生產效率，“能夠”代替了“應當”。對動機、倡議和項目的追求遠遠比虔敬、命令及其帶來的剝削更有效。對於壹個創業者來說，他無須臣服於壹個剝削和約束自己的“他者”，因而是自由的勞動主體，但這並非真正的自由，因為他將自己分解為無數自由的零部件，然後向內剝削自己。剝削者同時也是被剝削者，正如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自我剝削比剝削他人的效率更高，因為前者帶來壹種類似自由的感覺，或因這種剝削可以脫離被統治的前提而實現。
福柯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無法適應規訓社會，創業者不再是對某人、某機構言聽計從的主體。但他隱藏了另外壹個事實：創業者並非自由。自由僅僅存在於臆測之中，事實上人們是在剝削自己。福柯對新自由主義的立場是絕對肯定的、毫無批判的。他認為，壹個新自由主義的政權，是壹個“最小的國家系統”，是“自由的管家”，使得自由得以存在於市民社會中。他完全忽略了對“自由”的新自由主義定義也具有強制性、約束性的框架。他將其稱為“通往自由道路的自由”：“我會提供給妳通往自由道路的條件。我會努力使妳具有獲得自由的自由。”對自由的新自由主義定義如同那個悖論式的祈使句“請自由吧！”，使勞動主體陷入壓抑，精疲力竭。盡管福柯的“自我倫理學”駁斥了當時的反動政權，即對他者剝削的統治形式，卻忽視了自由本身的強權特征，這也是發生自我剝削的基礎。
“妳能”二字帶來的強大壓力，通常可以毀滅壹個勞動主體。強迫自我不斷更新，看上去像是對自由的實踐，事實上卻使主體忽視了它的強迫性。“妳能夠”甚至比“妳應當”更具強迫性，自我強迫比強迫他人能帶來更明顯的效果，因為自己不可能反抗自己的意誌。新自由主義的政權將這壹強迫性巧妙地隱藏在表面的個人自由之下。個體不再將自己視為言聽計從的主體（Subjekt，subject to），而是視為可以面向未來規劃的項目。這就是它的狡猾之處：誰失敗了，誰就應該自負其責，不應該將責任推給任何人。沒有任何申辯或贖罪的可能性，緊接而來的不只是責任危機，還包括獎賞危機。
責任和獎賞的前提條件是他者的存在。與他者缺乏聯系，則會導致責任危機和獎賞危機。與廣泛傳播的壹種推論（例如瓦爾特·本雅明）相反，這些危機清楚地表明，資本主義不是宗教。因為所有的宗教都通過犯罪和贖罪來發揮效用。資本主義是“舉債”的，不存在“欠債者”免除“還債”責任的可能性。無法贖罪、無法免責，也是工作主體抑郁的原因。抑郁癥和工作倦怠（Burnout）***同造成了無法挽救的“能力”危機——壹種精神層面上的“無力支付”行為。
愛欲是壹種超越了工作績效和能力的、與他者之間的關系，表現為情態動詞就是承認“無能為力”。關於愛情體驗的壹個建構性條件就是壹個人在“他者”面前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他者身上的“異質性”是決定其存在的基本特性，也是我們在最原始的愛欲關系中所追求的、不可以被轉化為“能力”的特性。追求“能力”的絕對化將毀滅“他者”的存在，而與他者發生關聯的前提恰恰是某種“無能為力”。只有承認“無能為力”，他者才會出現：“我們應該把對他者的愛欲描繪成壹種無能為力的失敗嗎？如果我們用慣常的定義去描述這壹術語——比如愛是‘可把握’‘可占有’‘可辨識’的，那答案是‘應該’。因為愛欲中確實無可占有，無可把握，無可辨識。如果壹個人聲稱他占有、把握和認清了另壹個人，這個人就不是那個‘他者’。占有、把握和辨識都是‘能力’的近義詞。”
今天，愛被簡化成了性，完全屈服於強制的績效與產出。性是績效。性感是可以持續增加的資本。具有展示價值的身體等同於壹件商品。他者則是性喚起的對象。不具備“異質性”的他者，不能為人所愛，只能供人消費。因此，如果他者作為諸多性行為對象的其中之壹被碎片化，他便不具備哲學意義上的人格（Person）。性是沒有人格的。
如果將他者視為性對象，“原始距離”也會隨之消弭。馬丁·布伯將“原始距離”視為“人之為人”的原則，認為它是可以喚起性興奮的、超越感官直覺的前提。“原始距離”可以避免將他者轉化為壹個客觀對象，避免將其物化為“它”。我們把作為性對象的他者不再喚作“妳”，因為與他並無實質性的關系。“原始距離”可催生出感官直覺的儀式感（Anstand），使“異質性”從他者身上解放出來，因而跟自己保持距離，這才使得“妳”這個稱謂有了用武之地。對於壹個性對象，妳只需呼來喝去，而無須指名道姓。性對象是沒有所謂“臉孔”的，因為“臉孔”對於制造距離、體現他者的“異質性”至關重要。如今，體面、正直等設定人與人之間距離的品質正在從當代人身上日漸消亡，體驗他者身上“異質性”的能力也就隨之消亡了。
今天，我們借助數字媒體，努力將遙遠的他者盡可能地拉近距離，甚至可能實現零距離。“近距離”依然意味著保持距離，而“零距離”卻是將這份距離感徹底毀掉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近距離”反而變成了大家心中具有消極意味的“距離感”。當今社會，對“距離感”趕盡殺絕的行為大行其道，因為“距離感”是消極的、會制造緊張氣氛和壓力的。零距離因而成為積極的、肯定的結果。然而， 消極面往往是壹個事物得以訴諸積極面的、可以活躍存在的基礎。單純的積極面是缺乏生命力的。
如今，愛被當成壹種享受的形式被積極化了。首先，它必須制造出愉悅感受，不應有情節、有故事或者帶有戲劇性，而應該是壹種連續不斷的感情和刺激。它必須免於受到傷害、攻擊、打擊等負面行為的影響。愛的消退本身已經是相當消極的事情了。但這些消極面其實是愛的本質的壹部分： “愛不是壹種可能性，它並不基於我們的努力和積極態度而存在，它可以沒來由地打擊我們，傷害我們 。”然而，在這個被績效和能力統治的社會，壹切必須具備可能性、積極性和項目化的特點，無法接受愛所帶來的傷害和磨難。
績效原則已經統禦了當今社會的所有生活領域，包括愛和性。正因如此，暢銷小說《五十度灰》（Shades of Grey）裏的女主人公才會驚訝於她的伴侶對於關系的要求如同“招聘廣告，劃定了固定的工作時間、清晰完整的任務設置和嚴苛明確的管理辦法，以確保工作績效和質量”。績效原則不能姑息無度、無節制，以及越界犯規所帶來的負面性。因此，在他們簽訂的“協議”裏，順從的壹方即“奴”，有義務滿足相應的條件，比如規律的運動、健康的飲食和充足的睡眠。除了必要的水果之外，“奴”甚至被禁止在正餐之間進食。“奴”不得過量飲酒，不得抽煙，不得吸食毒品，也不能將自身置於任何不必要的危險中。甚至性生活也必須以身體的健康狀況為前提，壹切指向負面的行為都被禁止。
那張長長的協議條款清單甚至包括了排泄物的使用，所有象征性或者實際上的汙穢壹並被排除在外。女主人公肩負著“在任何時刻必須保持清潔，使用剃刀或蜜蠟清除體毛”的義務。小說中描述的SM操作方法是這種性關系的另壹種反映。壹切有僭越、違背意圖的行為都被禁止，被打上巴塔耶“性禁忌”的記號。參與SM的女性不得違背事先在協議中商定的“硬限制”，所謂的“安全詞令”（Safewords）只是為了確保她不會遭受過度的、無節制的強求。對形容詞“可口”壹詞的頻繁使用也體現了壹種強制的迎合意味，將所有行為轉化為壹種享受和消費模式。因此，《五十度灰》甚至使用了“可口的刑罰”壹詞。在“積極世界”中，只有可消費的事物被允許存在，疼痛也必須以被享受的方式存在。黑格爾所說的“痛苦”中包含的否定性或消極面是不存在的。
可支配的“當下”就是充滿同質化的世俗。相反，未來是不可預期的、絕對充滿驚喜的。與未來的關系形同與“他者”的關系，是無法用同類世界的語言來描述的。如今的“未來”拒絕壹切來自“他者”世界的否定性，被視作更好的現在，將壹切災難排除在外。對現有事物的羅列歸類意味著消滅“過去”。通過可復制的現在，“過去”擺脫了無法挽回的否定性。記憶不僅僅是恢復已有事物的器官，它還會持續地改變它們。這是壹個不斷向前推進的、活躍的、敘事性的過程。數據存儲器與記憶不同，是壹個將所存儲事物的生命力完全剝奪的技術媒介，而記憶是超越時間的。因此，我們擁有的是壹個絕對意義的“當下”，它抹殺了時間的瞬間性和片段性，將有時有刻轉化為無時無刻，時間只是單純的疊加，不再受情景和情境所限，如同時鐘嘀嗒嘀嗒，周而復始，不受萬物驅使，每壹瞬間都為這壹秒的嘀嗒讓路。
情欲是與“他者”的缺席分不開的。缺席的不是“空虛”，而是“可見的未來”。因為未來是屬於“他者”的時間。將“當下”絕對化意味著將時間同質化，使他者始終具有可支配性。因此，列維納斯將愛撫和肉欲都視為情欲的投射。他者的缺席對於兩者至關重要。愛撫是“與會隨時逃遁之物的遊戲”，是對那些壹刻不停地向未來遁去之物的追求。在列維納斯看來， 情欲是由欲成未成、欲來未來之物所滋養的。他者在全部感官的集合體中的缺席對於肉欲的張力和激烈程度至關重要 。當今社會的“愛情”無非代表著需求、滿足和享用，跟他者的存在與否並無關聯。作為搜索和消費機器的當今社會，已經將所有與他者相適應的需求抹去，世界上不存在不能被發現、攫取和消費的事物。情欲被“臉孔”喚醒，這既提醒了他者的存在，同時又是對他者的否定。他使用的“臉孔”（Antlitz）壹詞與普通意義的“臉”（face）完全相反，它是壹種以色情意味被赤裸裸地展出的，完全可見、可消費的商品。
列維納斯的愛欲倫理學盡管避免觸及瘋癲和狂迷等極端狀況，卻透徹地指出了“他者”的重要性。那種不可支配的絕對他性（atopische Andersheit），在當今這個越來越自戀的社會瀕臨滅絕。此外，列維納斯的愛欲倫理學反對將他者物化和商品化。他認為，資本主義消滅了絕對他性，使壹切臣服於消費社會。但愛欲體現的是與他者的非對稱關系，而非資本主義的物物交換關系，因此不可能出現收支平衡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