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學(imagologie)研究壹國文學中的異國形象及其所蘊涵的意義,和通過文學中的形象了解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互相觀察、互相表述和互相塑造,是比較文學裏比較新興的學科。形象學研究的意義並不是幫我們鑒別真偽,而是研究這類形象是“怎樣被制作出來,又是怎樣生存”,這不僅對“他者”有著認識意義,對主體自身的認識也具批判性。
學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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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形象學是影響研究的壹個新的分支和擴展。
與其他三個分支相比,形象學在註重事實的基礎上,把研究的目光更多的投向文學中的異國形象及其所體現的文化沖突和對話上。
形象學形成於法國,是比較文學裏比較新興的學科。但就文學作品中對異國的描述已不是壹件稀奇的事情,西方文學中早期的流浪漢文學、遊記等,中國五四時期較多的壹些翻譯作品等,都可以讓人有壹種關於“異鄉”的概念。
作為壹門學科,形象學首先要替自己定位。“形象學首先就令文學史家們生疑。異國形象屬於對壹種文化或壹個社會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學本來意義上的範疇,而成為人類學或史學的研究對象。”這令得形象學既不討好於文學純粹學主義者,也不討好於民族主義者。但即使形象學面對的是如此多學科交匯的復雜局面,它依舊還是成為了人們研究時所不可避免的話題,跨學科性不僅是形象學研究的困難之處,也成為了形象學研究的特點之壹。
文學作品中的形象研究之所以能夠存在,在於“社會與文學”的聯系,“文學至少是社會的表現,因為通過文學,可以破譯出壹個社會在他者那裏產生的幻像。”這是比較文學中形象學之所以能夠存在的理論源泉。文學記錄作者內心最真實的最坦誠的情感,而這些情感又大多受外界影響刺激,所以大部分維護形象學的學者們不願意人們僅僅將形象學理解成單純的“社會學”和“民族心理學”,就連文學中有關異國的描述也僅僅是作為形象學考察的壹個方面。而挖掘文學作品中出現的“他者“形象”和這種形象如何被制造出來,又是如何生存的,又能夠揭示出文學最“根本”的問題。
貝茨
形象學的主要任務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樣互相觀察的:贊賞和指責,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陳肝膽或虛與委蛇。”
巴登斯貝格
《法國文學中的英國和英國人》
比較文學
讓·瑪麗·卡雷、基亞
比較文學的任務是“各民族間的、各種遊記、想象間的相互詮釋”。
學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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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形象學的“形象”不同與壹般意義的“形象”,它特指“異國形象”,體現跨種族、跨文化的性質。
形象學的“形象”不僅僅指異國的人物、景物,也包括作品中關於異國的情感、觀念和言辭的總和。
由作家創造;
作家的理解來自本人所屬社會和群體的想象;
這個異國形象承載著“社會集體想象物”。
集體想象物
“社會集體想象物”是某壹社會對某個相異的集體或社會文化所做的闡釋,是壹種文化對另壹種文化的言說。
“社會集體想象物”按群體分,代表壹個群體對另壹國家、民族的文化觀照,集中體現了壹個群體的認知特點。
“社會集體想象物”是壹個建構性存在,它會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變遷。
套話
套話指“壹個民族在長時間內反復使用、用來描寫異國或異國人的約定俗成的詞組”,是民族心理定勢推動下對他者形象的壹種象征性表述。
套話是表述“社會集體想象物”的最小單位,作為壹種想象物,套話不壹定與事實相符,多是出於自身需要對異國形象的虛構。
套話在個人表述與社會之間建立起某種壹致性,眾人認可,眾人使用,在話語交往中有特定的所指,標誌著對他者的固定的看法。
他者
“他者”是自我意識完成不可缺少的部分,人們須從他人的映像中來確認自己。
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
黑格爾認為自我的整壹性必須經由對對立之物的揚棄而完成,因此,在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中,“他者”是自我意識的完成不可缺少的參考系。
“中華民族”的觀念就是隨著空間的擴展和“他者”的出現而逐步形成的。
“他者”起初只是作為壹個異己的第壹等的對象來加以描述的;
隨著社會的發展,“他者”也可能被解釋為理想榜樣,並導致對“他者”的過分美化和對自己的過度反思;
“他者”這個概念在自身認同上將產生愛恨交加的效果。
形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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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學研究的重心是文學作品中的異國“形象”問題,異國相對於主體而言應該屬於他者範疇,即不同於主體的排他性質。而這裏所說的“形象”的概念到底是什麽?巴柔在文章中這樣定義形象,在我看來,很有概括性,在與“他者”進行的有意識的區別後,對異域的自覺感知具象為文字,“形象即為對兩種類型文化現實間的差距所作的文學的或非文學,且能說明符指關系的表述。”形象是對壹種文化或者社會的想像,它有時候反映在作品中是壹種社會集體想象物的復制品,同時也可以是充滿文學性的“烏托邦”,可歸根到底它都可以納入社會集體想象物的範疇,這裏的社會集體想象物同時具備相同性和相異性。而“形象”不僅可以介入社會的精神生活層面,也可以是對社會總體面貌的概述。
形象學之所以能區別單純的社會研究學在於形象學中“形象”的文學性,即幻象性,“它將文學形象主要視為壹個幻影、壹種意識形態、壹個烏托邦的跡象。”對於研究者來說,更有意思的便是研究這類“形象”的幻想性,“研究的是行行色色的形象如何構成了某壹歷史時期對異國的特定描述。”例如夏曉紅對 “洋鬼子”這壹套語的歷史溯源和追問,它使我們對這個“似懂非懂”的歷史名詞背後隱藏的漫長的歷史情感接受歷程有了總體的把握,從而又能挖掘隱藏在這壹名詞背後中國人的喜怒好惡,所有接受美學和符號學能成為“形象”研究的方法之壹也便情有可原了。
形象不僅僅是接受者對“他者”表現出的壹種喜怒好惡,還是壹種“象征性”的語言。這種語言具有註視“他者”時所有的反思性,還有“註視主體”所不同於客體的壹面。在文學上表現出來便是理想性,也有著莫哈所說的“烏托邦”性質,而這“烏托邦”性質是最忌確定性的。“形象”身上同時具備同壹性和相異性。書寫形象的過程,其實不是壹個編程的過程,而是企圖將壹種文化或者更加復雜難言的東西抽象成具體文字的過程,也就是符號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必然會失卻許多復雜豐富性,套語作為“形象”的表現形式之壹,其形成過程就是這樣。
作者創造壹個“形象”,有時也是為著某種意識形態的目的,好比夏曉紅編的形象學論文集中有人對盧梭在五四時期在中國的傳播歷程,這裏的“盧梭”已經不僅僅是原先意義上的客觀存在,基於當時的社會形勢和思想變革要求,“盧梭”的思想和形象是通過壹系列復雜的接受和過濾之後才被作品重新定位。如何還原真正的盧梭和對當時出現的“盧梭幻象”進行分析和研究是很有意義的壹個課題,它幫我們梳理了我國五四時期人們的壹種文化心態和社會現實,對主體和他者的研究都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從縱向來講,套語的形成其實也是形象單壹性的過程,“盧梭幻象”也具有某種單壹性,如何還原“他者”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整合某壹歷史階段對“他者”的印象也是形象學多面對的復雜問題之壹。
描述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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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可以同時具備文學性(幻象、虛構)和單壹性(套語),對這類相異性的記錄的主要方式便是描述。“形象”是壹種描述,而且是壹種有差距的描述。文學中的描述是形象學所要考察的壹個方面,我們所說的大多都是針對於文學中的描述。因為只有文學這類“詩化”的文本才可以被人們拿來直接閱讀和詮釋。
文學類異國“形象”中包括虛構的夢幻世界和真正的客觀反映,無論如何這類描述都或多或少的接近真實卻又不得不引人推敲。因為這裏的“形象”“是經過註視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重寫的。”要研究“形象”不僅僅是要研究“他者”,還要分析主體。
形象學研究的意義並不是幫我們鑒別真偽,而是研究這類形象是“怎樣被制作出來,又是怎樣生存”,這不僅對“他者”有著認識意義,對主體自身的認識也具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