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入WTO，首先面臨著壹個如何調整我們自身的經濟觀念、經濟行為方式以適應國際市場的“遊戲規則”的問題。市場經濟有其自身特有的“遊戲規則”，這已成為通識。中國加入WTO也就必須按照國際經濟的通行“遊戲規則”進行經濟操作，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按照“國際慣例”來行事。
所謂國際通行的市場經濟運行規則或法則是西方市場經濟在成長的漫長歷程中鍛就的，是成熟的市場經濟運行的客觀內在法則的理性建構與表達。這套法則，就其表面來看，是壹套經濟運行的規範性方式、條例，具有內在的、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性。但是，我們認為這套國際經濟運轉所必須遵循的規則，其“生成”並不是單壹的、表層的，而是有著深刻的文化支撐，即有著深刻的文化、價值觀念基礎的。也就是說，是按照西方文化體系、文化價值觀念制定出采的。因為規則是壹種設定，而設定不是無彬的。WTO規則之根正是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念體系。這樣問題也就明白了，WTO'‘遊戲規則”的制定所遵循的主要是壹套以西方價值觀念體系準則，規則的具體內容則是西方價值觀念體系在經濟領域的具體化。相對完備形態的市場經濟法則，蘊涵在WTO規則中。而蘊涵在WTO規則中的價值觀念，與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傳統的價值觀念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差 異，這就使得中國 在對之適應的過，程中，會發生程度不同的沖突。而因種種差異所引發出來的沖突也將或強或弱地呈現出來，從而形成在很長壹段時間內多元文化交織並存、相互滲透的文化生態，最終引發中國文化發生新的嬗變，這是不依任何個人意誌為轉移的文化演化的內在規則。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如何在既遵循國際慣例獲得經濟發展的同時，又能夠使中國傳統的、合理的價值觀念在新的沖擊下，仍能夠保持、發揮其積極的功能，從而構築山中國新的文化空間，使中國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煥發出新的異彩。這將是壹項歷史性的課題。蘊涵於wTO規則之中的價值觀念體系與中國的文化體系中所蘊涵的價值觀念之相悖的事實，決定著中國從形式上到內在實質上加入WTO必將有—段很長的路要走，必將經歷—段文化與精神陣痛的過程。
首先，從經濟的視角，明確我們的經濟行為方式與西方經濟人的行為方式及觀念的差異，方可更有效地使我們的經濟活動規範化，以更為良好的經濟人形象介入到國際經濟活動這個大系統中去。因為，西方的經濟學家在總結、反思市場經濟活動時，明確地揭示其市場經濟的價值前提，這就是：理性經濟人。它是市場經濟發展起來的壹個必要的觀念前提與基礎．它的內在特點構成了經濟主體的活動理念並規範著經濟主體的活動方式，具體表現為“經濟主體”在進行經濟籌劃與經營活動中是最大程度地展開的、純粹經濟化的。這樣，經濟活動獲得了相對獨立的空間，它固有的法則得以充分的展開，並在經濟行為中得以貫徹，從而使奠定在純粹經濟活動之上的法則也就具有了壹致性、客觀性與內律性。而在中國，理性經濟人始終未能形成，並且在中國的文化中始終也沒有給予純粹經濟人以適當的“合法”的文比空間，人們在觀念上尚未對之給予恰當的認可。人們總是以“義”與“利”。在現在即以“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問題來評價經濟人的社會化經濟活動，從而使得經濟人的活動與行為帶有多重性。在進行經濟活動、發生經濟行為之時，其他與經濟活動、經濟行為無涉的因素也同時加入其中，這樣使得中國經濟人的行為帶有程度不同的復合性，經濟活動帶有很多的“官方”色彩或非經濟行為的色彩。其結果是經濟活動沒有得以充分的展開，其他與經濟活動無涉的東西反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現”。同時，在這種理性經濟人還沒有成長起來的過程中所進行的諸多經濟行為都或多或少帶著人情的因素，政府替代企業做決定、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等積弊也就不可避免。這樣，經濟主體的經濟目標在受到眾多因素的幹擾之下，非但沒有得到充分的實現，而且還嚴重地制約著經濟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內在心理與情感的動力。這樣的狀況在中國加入WTO之時，西方理性經濟人帶有鮮明的目的性與功利性的行為方式會迫使我們改變對經濟人行為方式的認識，並對中國經濟人的行為加以調節。但是，這壹過程並非壹朝壹夕就能完成，因為在行為方式之背後有著更為深厚的文化性格、民族心理以及觀念差異。
其次，受契約、合同規範的經濟行為與受主觀隨意性的影響嚴重的經濟行為之間存在的差異，警示著中國必須加強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西方契約理念源起於古羅馬晚期，有其深遠的歷史文化之根，成為西方經濟文化之深厚的傳統。
西方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受著嚴格的市場法規的約束與調節，形成了“代價”最小的規範性的經濟行為方式。這具體體現在經濟主體問的關系奠基於對雙方都有約束力的“契約”與合同上，這是契約理念的經濟語言表達。契約與合同以責、權、利三者清楚明晰的劃定為內涵，對經濟主體的經營行為具有矯正性與導向性，這就使得經濟活動有了深厚的、嚴格的法律基礎，這使人們認識到市場經濟是壹種法制經濟。而中國在近20年，尤其是在近10年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中，由於市場經濟活動本身並未如西方的市場經濟壹樣得封充分的展開，使得中國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契約、合同意識還很淡漠，市場法規體系“匱缺”，已出臺的法律與條規之間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內部裂縫，這樣，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往往出現責、權利含混不清，也出現了無法可依，有法也難依等等多種多樣的“問題”，從而導致經濟主體的行為缺乏規範性、統壹性以及協調性。由此，中國加人WTO，客觀上就必然要求政府壹方面加強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另壹方面加速國內企業產權的清理，使中國的經濟活動更趨於法制化。
第三，中西經濟倫理的價值基礎的差異，要求中國在加入WTo之後，必須積極、有效、快捷地協調、整合這種深刻的差異，使中國大大小小不同的經濟主體形成良性的協作關系，激發“人”的潛力與凝聚力，促進中國企業的經營方式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的迅速轉型。—般地說，西方的經濟倫理以個人主義為基礎，以個體為本位、為中心，確信人人機會均等，崇拜競爭。加之西方企業精神鼓勵人們選擇的自由，人們容易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實現自我，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企業以人為本”。這就有利於人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使不同的經濟行為主體在遵循***同的市場原則的基礎亡，形成鮮明的“個性”，催發出生機勃勃的“經濟生態”環境，培育創新精神，孕發巨大的創新能力，從而使得經濟主體在國際競爭中居於優勢地位。這樣也就比較好地解決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但是，不容諱言，以個人主義為基礎所構建起來的這壹套經濟倫理固然促進了個人和企業充分地釋放能量，但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只能在契約的基礎上來維持，導致了協作精神的缺乏，人們之間的關系比較緊張，這就增大了在人際關系的摩擦中消耗的能量，提高了浪費的概率，加之社會流動性大，人身依附弱，有時極度的個人奮鬥和缺乏群體的配合等，都將客觀地限制個人能力的實現程度。相反，中國的經濟倫理是以集體主義為其價值基礎的，社會、集體在價值體系中居於中心地位，是軸心，而個體則是次要的、非軸心的。社會、集體是個體的價值歸屬。這樣，壹方面構築了社會的“家族道義的網絡”，在生產中，在企業內部容易形成職工與企業的“命運***同體”、“利益***同體”和“生活***同體”，強化職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和穩定意識，緩和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使企業的凝聚力得到提高。在企業外部，商會和工會等中介組織與政府和企業之間也存在著壹定的家族式的關系，它在企業與企業之間和企業與政府之間進行溝通的同時，也以家族關系緩和了它們之間出現的各種摩擦。但是，另壹方面，也正由於此，個體的價值與利益不能夠得到充分的體現與實現，使個體在整個生產系列中漸漸喪失“不可替代”的本位感與生產，生活的主體意識，這也就在壹定程度上壓抑了個體的選擇與創造性的激發、挖掘。
第四，WTO所要求的市場經濟觀念與我國目前市場經濟現狀之差距，迫使中國通過更全面、深入的改革來剔除計劃經濟所留下的“痕跡”。這裏涉及到——個市場經濟本身的觀念問題。WTO要求其成員的經濟構成不能是計劃經濟的模式，而是比較純粹化的市場經濟，這樣，才能更好更嚴格地按照市場經濟規則來運轉。而在我國，雖然我們也在搞市場經濟，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的市場經濟與WTO所要求的市場的經濟構成狀況還存在差距。其中，最突出地表現在：我國已經市場化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還很不成熟，剛進入市場的公有制經濟成分還嚴重地被計劃經濟的“慣性”牽制著，其活力不高，效益不好。從我國加入WTO長達十幾年漫長的談判即可知我國的經濟體制轉型之必要性、緊迫性與艱巨性。
第五，貧富觀念的差異。這裏的貧富觀念涉及兩個層次，第壹個層次是對貧富本身的看法，第二個層次則是對導致貧富差異的原因如何看待。西方國家由於經歷了市場經濟發育、發展與成長的歷程，而今已經比較成熟，再加上政府的壹系列調節措施比較得力，使得西方人對貧富差距具有了更多的理性態度和更強的心理承受力。而中國文化傳統中，人們對貧富差距的認識則偏重感性，心理承受能力脆弱。
第六，風險觀念之差異。市場經濟本身是壹種風險經濟。西方國家的經濟主體由於經歷市場經濟洗禮的歷史比較長，經驗比較豐富，相應地風險意識比較強，風險承受能力也比較大，防範與抵制風險能力也比較強。而在中國，企業主體還沒有形成強烈的風險意識，對企業的風險概率也還沒有完全自覺地進行理性的預設，從而使得企業缺乏應有的預防與保護措施與手段。這樣，在世界經濟壹體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壹旦加入WTO，國內企業就很難抵禦與承受國外企業的全面沖擊和劇烈的市場競爭，由此對市場經濟競爭所導致的倒閉、破產、失業(下崗)，人們往往感到茫然無措。
除了以上幾個主要的觀念差異，當然還存在著其他的壹系列的觀念差異．譬如：投資理財觀念、競爭觀念、公平觀念、失業觀念、消費觀念、管理觀念、效益觀念、人才觀念、生態觀念等都存在著或強或弱的差異。這些差異都是我國加入WTO所不可回避的問題，迫使我們必須加以調整和完善。
中國加入WTO，中西文化之差異所引發的矛盾，直接顯現於經濟，並將會逐漸擴展到政治、文化等領域之中，從而導致中國人的思想、情感、心理、觀念乃至思維方式等變化，最終導致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這就要求中國從政府的職能到人們的心理、觀念都必須進行恰當的調適，以保障社會穩定、協調地發展。
首先，在政治領域。伴隨著經濟活動的展開與深入，在經濟之背後的政治觀念、政府行為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中國加入WTO，客觀上就必然要求政府職能的轉變，明確政府的經濟職能、權利管理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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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伴隨著加入WTO，在中國，包括生產模式在內的壹系列模式都相應地必將發生變化，從而迫使人們對生產觀念、管理觀念等壹系列與市場經濟直接相關的觀念做出恰當的調整。
再次，在中國加入WTO後，中國人的收入狀況、消費模式、交往方式、生活結構等等壹系列日常生活的內容都將發生很大的變化，相應地，人們的消費觀念、交往觀念、生活觀念也將隨之發生變化。
第四，伴隨著加入WTO，體現西方人價值觀的文化樣式與作品將大量地“湧入”，中國，中國的文化空間將承載著更為豐富的內容。如何在加強、保持中國文化傳統，不失中國文化本位的狀況下，又能夠有鑒別地吸納其他民族的思想、觀念，達到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促成人們的思維方式向現代轉化或轉變，繁榮中國的文化，使中國文化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獲得更有利的發展空間呢?這是值得國人深思的問題!
第五，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的態勢更為明朗與清晰，社會的價值理性、價值結構也必將發生變化；這是壹個變革和進步的時代契機。在與多樣化的價值觀念的沖撞與磨合中，奠定於傳統生產與生活基礎上的等級觀念、等級制度、社會的結構等等也都將受到新的沖擊與審查，中國社會的文化價值理性與批判理性將獲得新的成長，最終新的文化構造運動咀不可避免。
總之，中國加入wTO，是壹個經濟事件，但又決不僅僅是經濟事件，它從經濟領域中延伸、擴散出來，遵循著社會文化的演化規則與內律，將對中國發生深遠影響。我們當前必須認真去做的工作就是觀念先行，調整自身，變被動為主動，這乃是人之活動的特點使然。至於如何加以調適則是壹項帶有很強技術性的系統工作，有賴於國人集思齊力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