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藤野嚴九郎：魯迅逝世後，藤野先生也寫了壹篇回憶魯迅的文章，發表於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號的《文學案內》上。以下是該文的譯文.。周君身材不高，臉圓圓的，看上去人很聰明。記得那時周君的身體就不太好，臉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在仙臺，因為只有周君壹個支那人，想必他壹定很寂寞。可是周君並沒有讓人感到他寂寞，只記得他上課時非常努力。在我的記憶中周君不是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周君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總***只學習了壹年，以後就看不到他了，現在回憶起來好象當初周君學醫就不是他內心的真正目標。據說周君直到去世壹直把我的照片掛在寓所的墻上，我真感到很高興。我雖然被周君尊為唯壹的恩師，但我所作的只不過是給他添改了壹些筆記。因此被周君尊為唯壹的恩師，我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少年時代我向福井藩校畢業的野阪先生學習過漢文，所以我很尊敬支那的先賢，同時也感到要愛惜來自這個國家的人們。這大概就是我讓周君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感激的緣故吧。深切吊唁把我這些微不足道的親切當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靈。——《憶周樹人君》
l 老舍：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是從他的著作中見到的，我沒有與他會過面。當魯迅先生創造出阿Q的時候，我還沒想到到文藝界來作壹名小卒，所以就沒有訪問求教的機會與動機。[先生的信須由壹家書店轉遞] 有人說我是“魯迅派”，我當然不願承認，可是決不肯昧著良心否認阿Q的作者的偉大，與其作品的影響的普遍。看看魯迅全集的目錄，大概就沒人敢說：這不是個淵博的人。可是淵博二字還不是對魯迅先生的恰好的贊詞。我卻準知道魯迅先生的愛護青年與好管閑事是值得欽佩的事，他有顆純潔的心，能接近青年；他有奮鬥的怒火，去管閑事。至於愛管閑事，的確使魯迅先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諷刺譏罵，實在使長者們難堪，因此也就要不得。中國人不會憤怒，也不喜別人掛火，而魯迅先生卻是最會掛火的人。假若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會老老實實的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筆時時刺著那些不會怒，不肯犧牲的人們的心。在長者們，也許暗中說句：“幸而那個家夥死了。”可是，我們上哪裏去找另壹個魯迅呢？我們自慚；自慚假若沒有多少用處，讓我們在紀念魯迅先生的時候，挺起我們的胸來吧！他會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摹仿，怒火可是不易借來。他的舊學問好，新知識廣博，他能由舊而新，隨手拾掇極精確的字與詞，得到驚人的效果。妳只能摘用他所用過的，而不易象他那樣把新舊的工具都搬來應用，用創造的能力把古今的距離縮短，而成為他獨有的東西。他以最大的力量，把感情、思想、文字，容納在壹兩千字裏，象塊玲瓏的瘦石，而有手榴彈的作用。——《老舍看魯迅》壹九三八年十月十六
l 郁達夫《懷魯迅》：這不是尋常的喪事，這也不是沈郁的悲哀，這正象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時將到時充 塞在天地之間的壹瞬間的寂靜。生死，肉體，靈魂，眼淚，悲嘆，這些問題與感覺，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魯迅的死的彼岸，還照耀著壹道更偉大，更猛烈的寂光。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壹死，使人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壹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 家。魯迅的靈柩，在夜陰裏被埋入淺土中去了；西天角卻出現了壹片微紅的新月。
l 《徐懋庸論魯迅》：先生的生前，雖然發言行事，不無看錯的時候，但即使是錯誤，也從壹種十分純正的立場出發，絕沒有卑劣的動機。他觀察人物，判別友敵，縱然不壹定正確，但他那愛護戰友，憎恨敵人的堅強的偉大精神，是壹貫的。“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l 茅盾：不但要從他的遺著中學習文學創作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學習他們的鬥爭精神。他的鬥爭精神，在嫉惡如仇這壹點上還是大家能夠學得到的，但是他的治學的勤奮，不顧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為民族為被壓迫者求解放，卻不是我們說壹聲“要學”就能立刻學到。——《如何永久紀念魯迅》
l 毛澤東《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終生不曾見到過魯迅，魯迅也終生不曾見到過毛澤東。在這種互未謀面的情況下能夠做到心心相通，主要是在***同的事業和***同的理想的基礎上所形成的高度思想交融與人格景仰。另外壹個不可低估的因素是，馮雪峰為毛澤東與魯迅的相知起了搭橋的作用。1925年，馮雪峰在北京大學旁聽學習。正值第壹次國***合作時期，在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毛澤東，很需要得力的幹部，他讀了雪峰的新詩非常喜歡，於是寫信給在北京的雪峰，希望雪峰能到南方去工作。雪峰當時正迷戀於文學，陶醉於“湖畔”，結果未去廣州。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壹二”反革命政變，大批***產黨員慘遭殺害，全國壹片白色恐怖，不少人對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正是此時，馮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國***產黨，之後，受黨安排，在上海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此時，在上海的文壇上正發生著壹場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爭論的雙方，壹方是太陽社、創造社，壹方是魯迅。在爭論中，太陽社、創造社把魯迅、茅盾等壹些新文學作家當作革命文學發展的障礙加以批評，宣布阿Q時代過去了，魯迅思想已過時。論爭初期，馮雪峰就十分關註，他對壹些革命者盲目地參與對魯迅的批判表示不滿。1928年，他以畫室的筆名寫下了《革命與智識階級》壹文，表示了對魯迅的支持態度。“我們在魯迅的言行裏完全找不出詆毀整個革命的痕跡來”。因此，他認為，創造社對魯迅的攻擊是由於向來狹小的團體主義的精神，是十分要不得的。魯迅自然註意到了這篇文章。以此為契機，馮雪峰的朋友、與魯迅關系很好的左翼作家柔石便把他引見給了魯迅。[魯迅先生的老規矩，對於初次見面人，話是極少的。隨著見面的增多，魯迅的話也多起來了。]當時兩人都在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這就成為談話的熱點。雪峰遷入景雲裏後，去魯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飯後，他在曬臺上壹看，如果先生處沒有客人，他就過來談談，說是談談，其實主要是談工作。他與魯迅合編的《科學的藝術論叢》***出8種：其中雪峰譯的4種，魯迅3種，幾乎占了叢書的全部。魯迅和馮雪峰的友誼，也在這樣愉快的合作中加深了。當時雪峰還從事地下黨工作，經濟十分拮據，常靠朋友接濟。魯迅就用預支稿費等辦法資助他。他們常作深夜長談，從上半夜直談到下半夜兩三點鐘。談話中，雪峰甚至可以“強迫命令”先生。魯迅對這種“強迫命令”是感覺到了的，但並無反感，而且還贊許地說：“有什麽辦法呢，人手又少，無可推諉。至於他，人很質直，是浙東人的老脾氣，沒有法子。他對我的態度，站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對的。”於是，***產黨組織就委派馮雪峰——壹個能夠影響魯迅的人，作為本黨與魯迅之間的聯系人了。1933年秋冬之間，馮雪峰在上海被特務盯梢。由於他已暴露，黨組織決定讓他暫離上海。12月底，馮雪峰抵達江西革命根據地、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所在地瑞金。1934年初，毛澤東為了籌備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從汀洲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壩。馮雪峰很快見到了毛澤東，向他匯報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藝陣營的活動，特別詳細地向毛澤東介紹了魯迅先生的情況。毛澤東對馮雪峰講述魯迅的事情尤其感興趣。，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壹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壹個是蔣介石，壹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對馮雪峰說：他很早就讀了魯迅的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讀過。阿Q是個落後的農民，缺點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會這個要求是錯誤的。魯迅對群眾力量有估計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農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評阿Q身上的弱點，滿腔熱情地將阿Q的革命要求寫出來。我們***產黨人和紅軍幹部，很多人看不到，對群眾的要求不理會，不支持。應該讀壹讀《阿Q正傳》。馮雪峰向毛澤東講述了上海的黨組織希望魯迅將蘇區的鬥爭寫成小說，由他陪著陳賡將軍到魯迅家裏。陳賡講述了紅軍艱苦英勇的戰鬥，談了壹天。魯迅非常重視這次談話，以後壹再提及，認為確實比《鐵流》、《毀滅》裏寫的生活更動人，打算繼續搜集材料，並深以自己沒有實際感受為苦惱。馮雪峰繼續說：“‘獨立房’(當時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張請魯迅到蘇區來。”毛澤東微微搖頭說：“真是壹點不了解魯迅！”馮雪峰所說的“獨立房”的主張，是在壹次閑談中“隨便”說起來的。1933年初，中***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瑞金。在中央蘇區，談論在上海的左翼文藝運動和魯迅是經常的話題。有壹天，張聞天、博古、馮雪峰在中央黨校談起中央蘇區壹些部門的工作情況。張聞天說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門的工作忙於瑣碎的事務主義，打不開局面，應該充實該部的領導。博古提議，可以讓魯迅來當教育人民委員，主持中央蘇區的教育工作。馮雪峰不贊成博古的意見，認為博古不了解魯迅，低估了魯迅在白區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還是讓瞿秋白來主持教育工作為好。張聞天贊同馮雪峰的意見；隨後征求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也認為：“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馮雪峰將魯迅不想離開上海，謝絕到蘇聯去，認為在崗位上，總能打壹槍兩槍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訴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很感動。他說，這才是實際的魯迅！壹個人遇到緊要關頭，敢於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堅決將艱巨的任務承擔下來，是符合人民願望的最可貴的品格。我們民族幾千年來多次瀕臨危亡，終於能夠維持不墮，就因為人民有這樣的品格，這點在魯迅身上集中地體現出來。此時，毛澤東已被“左”傾機會主義者調離紅軍，被排斥在中央領導之外。正受到王明勢力的冷落、打擊，而馮雪峰講述的魯迅，恰恰在上海對王明等人的做法壹直表示不滿和抵制。以馮雪峰為媒介，毛澤東和魯迅在感情上有了溝通和***鳴。作家李輝寫道：不可低估這壹***鳴在毛澤東內心的影響。壹個人，即使偉大政治家也不例外，當他身處逆境時，當他被誤解、被冷落的時候，來自他人的理解與***鳴，最能給他以溫馨。他會從壹些細節中，壹些言談話語中，尋找到精神的知己，並以此來充實自己，來加強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