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年鑒學派是西方新史學中最有影響的壹個派別。由於布洛克不幸於1944年被德國納粹殺害；戰後初期年鑒派的主要領導人是費弗爾。費弗爾於1947年在已黎設立了“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第六部，即“經濟和社會科學部”。第六部成為年鑒派的主要基地，培養了許多人才。1956年費弗爾逝世後，布羅代爾接任第六部主任和《年鑒》主編，他於1968年創建“人文科學中心”。1975年，第六部獨立成為“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這些研究機構事實上是以新史學為中心的跨學科研究基地。
新史學派不僅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機構，而且廣泛深入各大學和學院。例如，1949年第二代年鑒派領袖人物布羅代爾接替費弗爾任法蘭西學院近代歐洲文明講座教授，後又於1973年讓位給第三代年鑒派核心人物之壹勒胡瓦拉杜裏（E．Le Roy Ladurie ）。該學院的中世紀史講座也於1970年由年鑒派著名史學家杜比（G. Duby）任主講教授。其他壹些新史學家也進入了法蘭西學院和巴黎大學任教，逐漸改變了傳統史學長期占據優勢的局面。外省大 學、學院和研究機構的清況大致也是如此。
此外，新史學派還在許多重要的委員會中擔任要職。例如，費弗爾和布羅代爾都在國家會考委員會中主持過對教師的歷史類國家會考；肖努（P: Chaunu）擔任過大學咨詢委員會歷史部主席和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歷史類主席；莫拉澤（C. Moraze）任過人文科學中心、政治科學國家基金會和法國國際關系學院行政主管人員等。
以上情況表明，以年鑒派為代表的法國新史學在戰後已逐步成為主流，打破了傳統史學的統治地位。新史學派還通過辦雜誌、編輯大型系列叢書、出版大量研究著作、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報刊、電視、電臺等），在社會上擴大影響，直接影響廣大人民的觀念，使史學走出純學術的象牙塔。這不僅貫徹了新史學使歷史研究更適合同時代人們需求的宗旨，而且鞏固了新史學的地位。
壹般認為，從戰後到1968年布羅代爾辭去《年鑒》主編和第六部主任是年鑒派發展的第二階段。如前所述，這壹階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羅代爾。第二代年鑒派的重要史學家還有古貝爾P. Goubert）、維拉（P. Vilar）、芒德魯（R. Mandrou）等。作為這壹階段核心人物的布羅代爾對年鑒派史學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不僅繼承了費弗爾和布洛克的總體史概念，而且從理論上和研究實踐上發展了它。布羅代爾理論上最主要的貢獻是關於“長時段”（La longne duree）的概念，確切些說，是關於歷史時間的理論。簡言之，布羅代爾認為，歷史時間並不是單壹的，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把不同的事物及其運動都置於單壹的時間背景中。歷史時間有三種，分別表達三個不同層次的歷史運動第壹種是幾乎不動的歷史時間，反映了人們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是壹種近乎自然史的時間，或稱地理、生態環境的時間。這也就是長時段。在這之上的是中時段，反映壹種具有緩慢節奏的歷史。這種歷史常表現為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和人口的變動等。這是社會史的時間。最後是短時段，是傳統史學的歷史時間，或稱個人、事件史的時間。布羅代爾認為，不同的時間反映歷史的不同層次，表現歷史的不同節奏。短時段時間只能反映歷史表層的運動，具有短促的、快速的歷史節奏。這種事件轉瞬即逝，對歷史發展影響甚微。短時段事件發生發展的基礎是中時段的歷史波動，而長時段歷史，即結構，則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長期的決定性的作用。
布羅代爾按照自己的理論於1949年發表了他聞名遐邇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1967年，布羅代爾出版了他另壹部巨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第壹卷，1979年又出版了這部書的第二、三卷，同時重版第壹卷（修訂本），這兩部巨著不僅奠定了布羅代爾個人在法國乃至西方史學界的地位，並且用出色的研究成果確立了年鑒派的史學理論和範型。
隨著50、60年代新史學逐漸成為主流以及於70年代達到鼎盛時期，新史學本身也在發生變化。對年鑒派來說，自1968年第三代年鑒派代表人物勒高夫（J.Le Goff）、勒胡瓦拉杜裏和費羅（M.、Ferro）接替布羅代爾擔任《年鑒》主編從而開始年鑒派發展的第三階段以來，年鑒派本身的變化越來越明顯。其中之壹是年鑒派不再像第壹、第二代那樣有壹、兩個主要的核心代表人物，而是群雄紛起；表現在理論、方法、主張上也不再有統壹的特征，而是五光十色，紛繁多樣。年鑒派逐漸喪失其嚴格的學派性，更無法全面概括壹切新史學潮流。1978年，勒高夫提出“新史學”的名稱，用以概括已占主導地位的史學新潮。這自然並不意味著年鑒派的消失。“新史學”無疑是年鑒派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它反映年鑒派的成功和變化。 在西方新史學中，除了年鑒學派以外，較有影響的還有馬思主義歷史學派。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史學已開始邁出最初的步伐。當時，壹些有影響的著作大都出自各國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如梅林、饒勒斯、葛蘭西等人的筆下。到20世紀30年代後，壹批職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才湧現出來，如1938年出版英國第壹部馬克思主義歷史著作《人民英國史》的莫爾頓（A. C. Morton）。
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主要是在戰後，尤其是在50年代中期以後發展起來的。他們中間的情況並不完全相同，但總的說來，大多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來接受的。他們並不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而是要求馬克思主義在新的知識背景下，在我們生活於其中的迅速變化的世界條件下，有所提高，有所發展”[1]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中，英國的影響較大；加拿大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帕爾默關於這個問題說道：“我想毫無疑問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寫作以二次大戰後英國***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成立為開端。壹大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聚集在這個團體周圍，他們大多數致力於研究英國史中形形色色的問題。作為壹個整體，他們改變了人們對英國過去歷史的看法。在長期以來仇視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界，他們將馬克思主義視為理論框架，確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們證明，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能夠產生豐富多彩的經驗性作品。他們的成果向國際歷史學界展示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分析工具的威力。”[2]
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影響，通過1952年他們參與創辦的雜誌《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而得以進壹步擴大。他們中湧現了壹批有影響的學者，如希爾（J. Hill）、希爾頓（R.Hilton）、威廉斯（R. Williams）、莫裏斯（J. Maurice）、薩維爾（J. Saville）、薩繆爾（R. Samuel）、多布 （M. Dobb）等。最有影響的當推湯普森（E. P. Thompson ）和霍布斯鮑姆（E·Hobsbawm）。湯普森的代表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在西方學術界獲得很高的評價。他對“階級”和“階級意識”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他認為，不能靜態地、概念化地來考察階級。在他看來，階級是壹種在時間中演變的關系，是壹種由生產關系決定的***同具有的經歷；而階級意識是壹種歷史愛展，是特殊經歷的產物。他還強調應在工人階級的實際鬥爭中尋求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湯普森往往被稱為文化馬克思主義者，《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也被壹些人說成是抹殺了經濟的決定性作用。但不同意這種說法的也大有人在。如帕爾默就認為，《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始終未忽視經濟結構對工人階級生活的決定性影響”，作者是“在經濟發展框架中研究人的主觀能動性”[3]。湯普森本人在1993年3月的壹次談話中指出：“我反對經濟主義和簡單化的經濟決定論”……希望把更為豐富的文化範疇引進歷史學”，“但是，我仍然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這就是說我並不認為事物的發展是隨心所欲的。歷史的發展要受物質因素的限定”[4]。湯普森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威廉·莫裏斯：從浪漫主義者到革命家》（1955年）、《18世紀英國下層民眾的道德經濟》（1971年）、《理論的貧困》（1978年）、《約定俗成》（1991年）等。
霍布斯鮑姆的主要著作有：《勞工的轉折點》（1948年）、《早期農民造反》（1959年）、《工業與帝國》、（1968年）、《革命家》（1973年）、《傳統的創新》（1983年）、《19世紀三部曲》（1962、1975、1987年）、《民族與民族主義》（1990年）等。霍布斯鮑姆不僅著作等身，而且研究領域廣泛。特別應該提出的是，他和湯普森壹樣，對英國新社會史的創立作出了傑出貢獻。他明確提出了“社會史到社會的歷史”的號召，主張建立範圍圍廣泛的“社會歷史”，把歷史研究的整個領域作為社會史的研究領域。霍布斯鮑姆始終認為自己是“老壹代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80年代末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以後，依舊堅持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念、他在1992年5月2日的談話中強調“馬克思將永遠是壹個重要的名字”，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仍然是研究歷史的最好途徑”[5]。
法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是有傳統的。二戰前就已產生了布呂阿（Jean Bruhat）、科爾尼（A. Cornu）、索布爾（A. 5oboul，1914——1982年）等著名學者。二戰後更獲得了明顯的發展。索布爾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伏維爾（M. Novelle）的心態史研究，布呂阿、儒日裏（J. Rougerie）、克洛德·維拉爾（Claude Vilar）的巴黎公社史、法國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史研究等，都取得了令人註目的成就，出版了壹批有影響的著作。其中如伏維爾還身兼兩任：既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又是年鑒學派。
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同樣是有傳統的，二戰後也獲得了進壹步的發展。意大利民族復興運動的性質、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經濟史（尤其是農業發展史和人口史）等是他們關註的研究課題，並相應地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比西歐國家要弱。除了美國工人運動領導人福斯特（W. Foster，1881——1961年）的歷史著作外， 還應提到職業歷史學家豐納（P. S. Foner）、阿普特克（H. Aptheker）等人。 在西方新史學中另壹位較有影響的國際性歷史學派——計量歷史學派（或譯數量歷史學派），則可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總的說來，計量歷史學派主要是在二戰後50年代後期逐漸發展起來的。數量方法進入歷史領域雖然始於19世紀末，但是直到20世紀中都始終沒有越出算術統計的範圍。在計量史學的發展中，美國起了重要的作用。50年代末，美國出現了壹個新的史學流派——“新經濟史”學派，也可叫做克萊奧學派 （Cliometricians）。狹義地說，美國的計量歷史學派主要就是指新經濟史學派；可是廣義說來，稍後產生的新政治史學派和新社會史學派的壹個重要特點也是運用計量方法，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計量歷史學派也可指上述三個學派（新經濟史、新政治史、新社會史）的統稱：“新科學歷史學派”或“社會科學派”。
美國計量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康拉德（A.H.Conrad）、邁耶（j.r.meyer）、福格爾（R.Fogel）、恩格爾曼（S.Engerman）、戴維斯（L.E.Davis）、諾斯（D.North）、本森（L. Benson）、塞恩斯特魯姆（S. Thernstrom）等。1957年是美國計量歷史學形成中值得記載的壹年。在這壹年，被認為是“新經濟史”創始人的兩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邁耶和康拉德在美國經濟史協會年會上作題為《經濟理論——統計學推論與經濟史》[6]的發言，竭力主張在經濟史研究中運用數量方法。同年，本森提出應把用數量表示的資料列入史料範圍。也在這壹年，經濟學家戴維斯、J·休斯、S·賴特等人，在使用電子計算機處理歷史數據方面獲得成功。除了理論上的論證外，壹系列運用計量方法的研究作品的發表更擴大了影響。這類作品很多，如被視為“新經濟史”第壹部代表作的康拉德和邁耶發表的《南北戰爭前的南方奴隸制經濟學》壹文（1958年），被看作“新經濟史”最初的“宣言”之壹的諾思的《1790——186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壹書（1961年）、福格爾的呢鐵路與美國經濟增長》（1964年）、福格爾和恩格爾曼合編的《美國經濟史的重新解釋》（1971年）、戴維斯等人合編的《美國經濟的成長：經濟學家的美國史》（1972年）、福格爾和恩格爾曼的兩卷本著作《苦難的時代——美國奴隸制經濟學》（1974年）、被視為新政治史典範的本森的《傑克遜民主的概念》（1961年）、塞恩斯特魯姆的《貧窮與進步：壹個19世紀城市中的社會流動》（1964年）等。
美國的計量歷史學派發展很快。60年代末，新經濟史學派已接辦了很有影響的《經濟史雜誌》，新社會史和新政治史學派也相繼創辦了《社會史雜誌》（1967年）、《歷史方法》（1967年）、《跨學科歷史雜誌》（1970年）等。1975年，社會科學史協會成立。從1972年起，美國數量社會科學部設立的歷史咨詢委員會贊助出版《歷史學數量方法研究叢書》。美國歷史學會也設有歷史計量資料臨時委員會，專門從事數量資料的發掘和整理。在70年代，美國的計量史學迅速發展。計量方法已列為高等學校歷卑教學的內容。
美國計量史學在擴大影響、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暴露出不少問題，遭到很多反對和批評。可以說，從美國的計量史學產生時起，對其功過得失，在史學界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和爭論。整個60年代，就計量歷史方法的應用範圍和程度，展開了激烈的爭論。70年代以後，計量歷史方法的熱潮已逐漸降溫。
讓量史學在美國崛起以後，最先傳播到早有數量經濟史研究傳統的英國和法國。60年代以來，力量方法在英國已被廣泛應用。1964年成立的劍橋“人口與社會結構史研究小組”是英國最主要的計量史學研究機構。法國從60年代起逐漸對美國的新經濟史學派作出反應，並為引入做了大量的工作。不過許多年鑒派歷史學家，從他們自身的範型出發，對美國新經濟史的弱點也很敏感。他們更看重的是計量歷史方法本身。他們運用計量方法在歷史學許多領域做出了成就，還創立了系列史（histoire serielle）。肖努創建了法國第壹個計量史學研究中心。
聯邦德國，由於蘭克史學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成為傳統的實證主義史學的堡壘。在那裏，新史學潮流和計量方法的傳入晚得多。遲至70年代中期，才使用計量歷史方法。1976年在聯邦德國成立了計量歷史研究會。在歷史學的變革方面，雖然60年代初已發生了延續10年之久的著名的“菲舍爾爭論”，矛頭直指保守派史學家，但這次爭論終究是圍繞著德國對兩次世界大戰應負的責任以及希特勒法西斯政權與德國歷史傳統的聯系這些具體歷史問題展開的。直到70年代初，在另壹場有關歷史科學的作用和史學理論與方法論原則的討論中，才形成了壹個新的學派，即“新社會批判史”學派。其代表人物為韋勒爾（H. U. Wehler ）和柯卡（J.Kocka）。1975年，該派創辦了《歷史與社會》雜誌。 [1]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43頁。
[2]趙世玲：《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現狀——訪加拿大學者布賴恩·帕爾默》，載《當代西方史學思想的困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325頁。
[3]趙世玲：《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現狀——訪加拿大學者布賴恩·帕爾默》，載《當代西方史學思想的困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326——327頁。
[4]劉為：《有立必有破——訪英國著名史學家E. P.湯普森》，《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0頁。
[5]劉為：《歷史學家是有用的——訪英國著名史學家E. J.霍布斯鮑姆》，《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4期，第64頁。
[6]載於美國《經濟史雜誌》195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