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成死後，曾壹度被北朝定為“反賊”，後改正。然在南北朝著作中皆受到稱贊，或贊之為“智仁勇兼備之良將”、“忠臣義士之龜鑒”（《太平記》），或譽之為“賢才”和“武略勇士”（《梅松論》）。江戶時代儒學興盛，正成的勤王事跡被大加推崇。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出於維護天皇制的需要，對正成其人及其事跡更大力宣揚。不但追贈其位階至正壹位，且建湊川神社以“軍神”祭之，並將其事跡寫進中小學教材。從此這位歷史人物在日本已成家喻戶曉，有口皆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政治民主化，有些著作斥正成為“惡黨的叛徒”、“王朝的看家狗”，有壹些則回避評論。看來，如何正確評價楠術正成這個在日本歷史上影響較大的人物問題，迄今並沒有解決，它不能不成為日本古代中世史研究者的重要研究課題之壹。本文試圖以馬列主義觀點對正成其人其事提出粗淺看法。
壹、倒幕英雄
打倒鐮倉幕府，是符合時代要求的歷史壯舉。楠木正成壹馬當先投入了這場戰鬥，打開了缺口，為倒幕勝利奠定了基礎，這份汗馬功勞必須予以充分肯定。
源賴朝時代、北條泰時時代已經過去，十三世紀末，鐮倉幕府的統治已是危機四伏。受莊園領主、莊官、地頭、大名主多頭層層剝削的下層農民大進破產，紛紛逃亡，有不少變成“山賊”“海賊”，反抗幕府。抗元戰爭後，得不到恩賞的禦家人日益貧困，增長著對幕府不滿的情緒。向來不滿意幕府的依靠東國禦家人政策的非禦家人“地侍”和西國禦家人，常常闖進莊園，剝奪年貢，從事商業活動，控制交通運輸，並把破產農民武裝起來，組成新型武士團。有的研究者認為，舊型武士團所關心的就是土地，致力於保持和擴大領地，以擁有眾多“家子”、“郎當”為榮。新型武士團除經營土地外，還和中世紀獨特的商業組織“座”結合起來，從事商業活動。這種武士團早就發生，至十四世紀初已幾乎遍及各地，到處打擊莊園，對抗幕府統治，構成幕府心腹大患，因以幕府稱之為“惡黨”。北條氏加強了其壹族的統治，這又激化了幕府統治集團內部集團內部的矛盾，內訌叠起，安達氏叛亂（1285年）之後，又發生了安東氏的叛亂（1332年）。問題的實質是，經濟的發展，尤其商品經濟的發展，要求徹底打破莊園秩序、建立範圍較廣的領國經濟。北條氏的守舊政策顯然不能滿足這種歷史要求，而新型武士團的活動則符合了這種歷史趨勢。
楠本武士團具有代表性。相傳正成父楠河內入道曾是散所的長者，在從播磨經攝津、河內通往奈良的交通沿線擁有勢力，將通往大和的奈良大道的交通要沖置於自己支配之下，掌握了商業流通路線。有人還推測楠木氏經營辰砂的采掘，因為河內、赤阪素以辰砂產地聞名。這種推測未必完全符合實際，但大抵可看出，楠木氏和商業活動有密切關系。
楠木氏世居金剛山山麓壹事表明，作為“惡黨”，正成很可能和葛城山山脈的山伏、修驗者有較深關系。據載，正中之變（1324年）以前，後醍醐天皇（以下簡稱天皇）的近臣日野俊基，曾經打扮成山伏樣子來到大和、河內各地，觀察地形，選擇適於修築城堡的土地，收羅反幕武裝。從這時起，正成的行動就和天皇的倒幕運動結合起來了，這是完全可能的。1321:年，天皇親政後曾進行壹些改革，例如宣布撤銷除楠葉、大津二關之外的所有關卡；統制糧食價格；強迫京都富戶將囤積的大米按公定價格賣與百姓；天皇節衣縮食等。這些改革無疑受到百姓歡迎，也為視野廣闊、富有教養的新興武士正成所贊揚。因此在倒幕運動上，正成和天皇有著***同語言。《臨川寺領目錄》中，提到1331年，正成曾闖進和泉國若松莊。學者認為這可能像《太平記》所說的，其目的是“搬運軍糧”，'以之作為討幕舉兵準備的壹部分。果真如此，那麽正成實際上從這時起就已參加了倒幕運動。
正成也是最早公開響應天皇倒幕號召的人物之壹。
當時的倒幕形勢極其嚴峻，天皇勢單力孤，正中之變（1324年）中僅有的武將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等被六波羅軍殺死，近臣日野資朝和日野俊基被捕。天皇重新擬定討幕計劃，再次企圖把反幕的“惡黨”、“野伏”組織起來充作倒幕軍力的核心，同時動員在睿山和南都僧兵、皇室領莊園武士、因恩賞問題不滿幕府的九州地方武士和由足利氏、新田氏代表的對北條氏壹族擅權持批判態度的強大外樣禦家人，以便壹舉攻占六波羅。未幾，計劃又泄露，天皇倉皇出走來到山城國笠置山。就在這時正成來到這裏參見天皇，表明了倒幕決心，他說，“只要聽說正成未死，聖業就會實現，請放心。”參見後，立即返回河內根據地，舉兵下赤阪。
正成充當了武力倒幕帶頭人角色，這需要有極大的決心和勇氣。北條氏的日子已經不長了，這可說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很清楚，甚至像持明院花園天皇這樣的人也能看得出來。1317
年他曾說過：“近年來東風已經衰竭。”但敢擔風險，立即付諸行動卻是很難的，大多持觀望態度。足利尊氏也好，新田義貞也好，他們站出來反幕都是1333年（陰）五月的事。那個時候，正成已經為倒幕奠立了軍事基礎。
笠置山不久被幕府派來的大軍攻占（9月28日），天皇在逃往赤阪城途中被捕送回京都軟禁，幕府軍轉向下赤阪城。（陰）十月二十壹日城陷，正成與大塔宮護良親王巧妙逃出，消失在葛城山山脈之中。1332年（陰）三月，天皇被流放隱歧，討幕計劃看上去又要成為泡影。實際上，從1331年（陰）十月，下赤阪城被陷至1333年（陰）十壹月被奪回，這壹年期間，正成和護良親王並非無所作為，而是根據敵強我弱鬥爭形勢轉入地下，到幾內各地秘密串聯，重建和擴大反幕隊伍。護良親王的討幕令旨甚至下達到播磨、紀伊、伊予、築後、薩摩各地，促進了各地反幕運動的興起。有壹份材料證明，這期間他們同隱岐的天皇也保持著聯系，交換情報。據《天野山金剛寺文書》載，（陰）十二月九日，正成在分別給河內金剛寺三綱和徒眾的兩封信中均署名左衛門尉正成，而在同壹天北條氏下達給各國家人攻伐護良親王和正成的命令中稱正成為楠木兵衛尉正成。這使人感到奇怪，為什麽同壹天兩份文件中正成的官稱不同呢？據研究，原來正成在隱匿期間宣稱已從兵衛尉升任至左衛門尉了。這次晉升當然不會是幕府執奏的，而是護良親王奏請任命的，對此北條氏當然壹無所知。護良親王和正成的積極活動取得了不小成果，它擴大了根據地，促進了各地寺院徒眾和土豪的舉兵。這期間，護良親王代替天皇發令旨領導倒幕運動，但這只是名義，實質是正成在指揮，他為護良親王出謀劃策。就連京都的花園上皇都認為正成是倒幕運動中的核心人物。他在元弘二年十壹月十二日的日記中是這樣寫的：“楠木的事業很興旺吧”。
經過壹年的秘密活動，倒幕形勢大為好轉。1332年，正成奪回下赤阪城，翌年壹月，趕走了和泉守護和河內守護代，消滅了和泉地頭禦家人。進而進擊攝津，四天王寺壹戰打敗了隅田、高橋兩將，此後又戰勝宇都宮公綱軍，從而壹舉控制了紀伊、河內、和泉、攝津四國。在正成勝利的影響下，各地紛紛起事。1333年（元弘三年）（陰）壹月，播磨的赤松則村、築後的原田種昭，（陰）二月，伊予的忽那重清和土居通增投入倒幕戰爭，倒幕運動出現第壹次高潮。
正成已成幕府首要敵人。壹月末，幕府又派來三路大軍鎮壓，號稱“百萬”，可說是傾巢出動。同時發出懸賞令，說：“殺死正成者授丹波國船井莊，而不問其身份之高低。”二月二十二日以來，攻陷上、下赤阪城及其周圍支城，正成固守千早城（千劍破城），以其智謀和勇敢把勝利的保衛戰堅持三個月之久，直至幕府垮臺。三月二十二日，當九州探題的快馬馳至鐮倉後報告的第壹句話就是“金剛山尚未攻下”，可見幕府對這個戰役多麽重視。千早城好像壹顆山巔上的明星，她閃爍著的光芒鼓舞著人們的鬥誌，於是，三月肥後的菊池武時和阿蘇大宮司惟直，四月陸奧的結城宗廣相繼起事，在全日本範圍內掀起第二次反幕高潮。千早城之戰拖住了幕府軍主力，使赤松氏反幕軍和千種氏反幕軍有可能聯合進攻京都，同時也促使足利尊氏之流乘機而起。無怪乎有人說：“正成在建武中興中的功績主要是保衛千早城。從大局來看，保衛千早是最有價值的。”
正成進行的不屈不撓的倒幕鬥爭，對幕府的崩潰有決定性意義。和足利尊氏、新田義貞等人相比，他才稱得起倒幕英雄。
二、智略縱橫的名將
正成之所以能在倒幕鬥爭中軍事上不斷取得勝利，除去其他原因，是因為他深詣孫子兵法，有良好的戰略頭腦和作戰指揮才能。相傳正成幼時曾師事大江時親(大江匡房七代之後)，
學習《孫子》，深得孫子兵法之妙用。在戰爭中他.能充分運用孫子兵法思想，往往得以以少勝多、出奇致勝。江戶時代以後，在日本有“中國的孔明，日本的楠木”之說，正成被譽為第壹流的軍事戰略家。
關系到倒幕事業成敗，和中興命運的全局性戰略方針有過兩次。壹次是1331年（陰）九月，正成舉兵前在笠置山同天皇的談話，壹次是1336年（建武三年）四月，向天皇提出的迎擊足利尊氏的方案。
孫子兵法主張在戰略上要有“大勇”，就是說要藐視壹切敵人，而在具體指導作戰時則要小心從事。在笠置山當天皇詢及“使用什麽計謀才能打倒北條氏”時，正成回答說：“草創天下之功就是武略和智謀。若僅以威勢而戰，雖集六十余州之兵亦難取勝武藏、相模兩州幕府軍。倘以計謀相爭，即使對全部關東武力亦可勝之。勝敗乃兵家常事，壹兩次失敗無足掛齒，不必介意。只要聽說正成未死，聖業必能實現。”看來倒幕戰略正成早已成竹在胸，至於戰略內容並未披露，但天皇對此深信不疑，壹任正成為之。從以後的行動來看，正成戰略主要是打持久戰，以守為攻，消耗敵人，以建立和鞏固根據地，在全國發展倒幕力量，待時機成熟便采取攻勢。
正成最初的根據地在下赤阪城，1331年失守，1332年奪回後改建，在東南葛城山地築上赤阪城；再南在金剛山西麓、千早川畔築千早城，並在上赤阪與千早兩城之間構築進深很大的防禦陣地，即在扇狀高地兩翼配置十多個支城（衛星城寨），在千早城周圍也配置若幹支城，把上赤阪和千田兩城寨緊緊包圍起來，同占據吉野的護良親王形成椅角之勢，遙相呼應。有了牢靠根據地，進可攻，退可守，增加了主動性和機動性，這樣才能粉碎幕府軍的進攻。
本文第壹部分已經指出，正成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時刻了解情況，密切往意形勢的演變，做到“知彼知己”。並以各種方式，包括以護良親王名義號召地方起事，積極爭取反幕形勢向有利於己的方向演變，這些都是正成戰略措施的組成部分。持久戰略獲得了成功，雖然經歷了艱難險阻，但最終以幕府的崩潰和“中興”政權的出現而實現了。與正成相比，肥後菊池城主菊池武時則顯得缺乏戰略眼光，1333年（陰）三月，輕率地進攻博多，襲擊探題北條英時而遭到全軍覆歿的命運。
其次，關於1336年（陰）四月，迎擊足利尊氏進攻京都的方案。(陰)二月，從京都敗走的足利尊氏，其軍隊在九州經過補充，實力大增。（陰）四月，率眾二十萬踏上進軍京都的征途。此時朝廷軍主力北昌顯家的奧州軍已回防奧州，在播磨（兵庫縣）布防的只有新田義貞所部，兩萬多人。京都朝廷慌忙召開禦前會議。據《太平記》所載，天皇命令正成下播磨，與義貞合兵壹處，與尊氏決戰。正成分析了形勢，提出自己的戰略方針。他說：“尊氏既已率築紫九國之眾向京都迸發，勢若雲霞。我方以疲憊之少量兵力同來勢洶湧之大兵力周旋，倘采用常規戰法必敗無疑。應召回義貞，如上次所為，君王臨幸山門，正成仍下河內，以畿內之兵封鎖澱川河口，從兩翼進攻入京之敵，使其軍糧枯竭，如此，敵必將疲憊不堪，乘此機會我方逐漸集結兵力，彼時義貞自睿山，正成自後方來攻，則朝敵壹舉可滅。義貞也可能有這樣想法，即如果連壹仗也不打就撤退，人們會認為窩囊，是可恥的，因此要防衛兵庫。可戰爭最重要的是最後的勝利，應考慮此時情況，然後決定。”
孫子說：“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意思是說要打主動仗。正成在這裏提出的糧食戰略，就是變被動為主動的戰略。按此戰略部署，義貞軍奉天皇固守山門，切斷北陸方面糧道，正成封鎖住澱川河口，扼制來自漱戶內海方面敵之水軍，進而從南方進攻，那麽，京都則不僅糧道斷絕，且腹背受攻，有可能改變此次戰役的結局。但是正成的卓越戰略在參議藤原忠清的反對下，未被天皇采納。天皇還是讓正成赴兵庫會合義貞迎擊，結果，這個錯誤決定造成正成全軍覆歿、義貞敗退、“中興”政權立即垮臺的嚴重後果。
正成在戰鬥指揮上也表現出他的軍事才能，歷次戰役他都靈活運用了“兵以詐立”、“強而避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以奇勝”、“避實而擊虛”、“以近待遠，以佚(逸)待勞”等孫子的兵法思想和原則。著名的下赤阪收復戰、千早城保衛戰、渡邊橋天王寺作戰以及豐島灘戰役等，都是因地制宜，運用各種不同戰術進行成功作戰的戰例。
1331年（陰）十月，笠置寺陷蕩後，正成據下赤阪以五百兵力抗拒“三十萬”幕府軍，出奇兵沈重地打擊了敵人之後秘密撤離。翌年四月初的壹個漆黑的夜晚，正成率五百騎突襲下赤阪。首先伏擊了守將湯淺孫六所部軍糧運輸隊，奪取了軍糧，然後在糧袋裏裝進武器，兵士扮成人夫，再讓別動隊偽裝追趕馱運的貨物。守軍見後急忙將“運輸隊”接到城裏，偽裝的士兵立即從糧袋裏取出甲胃裝身，揮舞大刀，齊聲吶喊，內應外合，城外兵壹擁而入。這樣便以詐術、奇襲收復了下赤阪。
1333年正月，正成采取主動出擊，消滅了根據地周圍幕府地方武裝。六波羅急速派來隅田、高橋兩軍五千兵“討伐”，該軍從攝津渡邊橋渡河南下，采取攻勢。正成首先集中主力於天王寺以南，將壹部兵力部署在渡邊橋附近作為誘餌，誘幕軍至南方，然後使埋伏在天王寺以南的主力部隊轉向反擊，從兩翼包抄過來，激烈地進攻，把敵軍通通趕下澱川。隨後，又和幕府增援軍宇都宮公綱所部周旋。當公綱敢死隊進抵渡邊橋附近時，正成不予理睬，壹退再退。當公綱占領天王寺後，正成便夜夜虛張聲勢佯攻，弄得敵人徹夜不安，終於迫使敵軍撤退。在這次戰役中，“致人而不致於人”、“迂直”、“避強”等孫子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得到充分發揮和貫徹。
1333年（陰）二月至五月進行的千早城保衛戰，正成以千名守軍擊敗了號稱百萬的攻城軍（實際約二萬多人），提供了城寨保衛戰術運用的範例。大凡守城戰術是憑險扼守高處，采取各種手段打退攀登之敵。正成常用的是投石和射箭方法，有時用稻草人誘敵來攻。（陰）三月五日，敵憑二十丈高(六十公尺)雲梯發動總攻，守軍則投擲火把，或以水彈（唧筒）射油，燒短雲梯，展開了“若決積水於千切之豀（左奚右谷）”的戰鬥，挫敗了總攻。正成並不只孤守城寨，還發動了熟悉地情的“野伏”七千多名，用他們或截斷敵之糧道，或神出鬼沒襲擊敵人，有力地配合了千早保衛戰。
1336年(陰)壹月，京都攻防戰中，“詭道”和“避實擊虛”戰術運用得非常精彩。起先，足利軍隊打進京都，天皇逃至睿山，中旬北昌氏的奧州軍到來扭轉了局勢。二十七日官軍從加茂河灘、鞍馬口兩個方面進攻，擊敗足利軍。這時義貞按照正成的妙計不在京都布陣，撤退到阪本，並揚言新田、北昌、楠木等七名將領均戰死，讓幾十名和尚到戰場尋找“屍體”，足利尊氏信以為真。第二天夜裏，正成讓數千兵手持火把，裝成向大原、鞍馬口方向撤退的祥子，尊民中計來追，官軍遂從四面八方進入京都，足利軍敗走。
從丹波向兵庫方向敗走的尊氏，(陰)二月十壹日，其先頭部隊進抵攝津瀨川，同來迎擊的義貞、顯家所部接戰，至傍晚未分勝負。稍晚壹點到達瀨川壹豐島河灘的正成，根據自己的分析判斷，不去正面增援苦戰中的友軍，而急速沿豬名川南下，從神崎向尊氏軍後方迂回奇襲，獲得了勝利。敵人撤退了，正成又以準確地判斷，在六甲山山麓的越水附近設下埋伏。敵人發現中埋伏後大吃壹驚，不戰自退，隊伍大亂，倉皇逃向九州。
1336年（陰）四月，足利尊氏率二十萬水陸大軍自九州東上。（陰）五月中旬，正成奉命開赴兵庫協助義貞迎擊。總大將義貞兩萬多人集中在和田岬壹帶，迎擊尊氏水軍。正成率所部七百騎列陣於湊川會下山，迎擊足利直義(尊氏之弟）陸軍。二十五日，義貞軍受兩面包圍的威脅被迫後撤，正成被正面直義陸軍和東面登陸的尊氏水軍包圍，激戰四個小時，眾寡懸殊，他和所余七十三騎最後皆自盡，結束了他的勤王生涯。
三、倒幕有功，保皇有過
想當初，天下人由於不滿鐮倉幕府的統治而支持了後醍醐天皇領導的倒幕運動。指望新政權關心他們各自階級和階層的利益，滿足其要求，但結果事與願違，大失所望。建武政權建立後，天皇在政權分配上，大力起用諸皇子和貴族公卿，委以重任；對有功武士除個別人外壹般則相當冷落。天皇將廣闊的北條氏領地的絕大部分攫為皇室所有，竭盡全力恢復貴族寺社曾被幕府奪走的土地所有權和對莊園約統治權。而對大多數武士的土地要求，卻未予理睬。天皇還大興土木，修築宮殿，向西國地頭攤派稅款和勞力，地頭則將這些負擔轉嫁給農民。建武新政的所作所為，不僅使絕大多數武士極為不滿，而且激起農民的憤慨。看得出來，天皇在短短時間內推行這樣壹系列政策，就是要在天皇親政名義下，恢復皇室、公卿貴族、，寺社等舊封建主階級的統治而打擊方興未艾的武士封建主階級。這是歷史的倒退，從這個意義上講，正成的“忠誠”的確幫了倒忙。說他是“復舊勢力的代表”也好，“歷史的罪人”也好，原則上都沒有錯。但是，對人物的評價應持慎重態度。
我認為，建武政權建立後，在政治路線上正成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未和天皇茍同。湊川之死，同天皇的政治路線並無直接聯系，以下就此略作剖析。
上面說過，1338年(陰)二月，足利軍隊的反擊被顯家、義貞和正成的聯軍挫敗，退向九州。據《梅松論》所記，就在天皇和滿朝文武慶祝勝利，以為此後可高枕無憂、縱情歡樂的時候，正成出人意料地上奏說：“請誅殺義貞，召還尊氏，君臣和睦相處為好，正成願為使。”正成的建議，開始使眾皆愕然，旋即遭到了嘲弄。於是正成繼續說：“君王能夠滅北條氏主要是足利尊氏的功勞。義貞攻陷鐮倉也有功，但是現在天下武士都追隨尊氏，其證據是就連留在京部的武士也都跟隨尊氏去九州，使君主的勝利化為烏有。顯而易見，義貞是沒有吸引武士之德的。尊氏、直義兄弟在西國整頓之後必將來攻，屆時我們沒有防禦戰術。君王雖有千慮，但武略之道還是要相信不才正成之所陳，迫切需要考慮同尊氏的和解。”《梅松論》的記載當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正成上奏的內容大體是可以肯定的。說義貞無德，是含沙射影地對天皇的批評，它在暗示，天皇在政治上已經敗給尊氏。因為建武政權沒有滿足社會各階層的要求，沒有消除社會不安，而尊氏重建武家政權的目標和政策卻深得民心和軍心。民心軍心的向背，單靠軍事手段是不能扭轉的，更何況軍事優勢已在尊氏方面。在政治路線上，正成同天皇的分歧早在“中興”之初就已顯現。1321年（元亨壹年），天皇親政伊始，采取若幹開明措施鼓舞了正成，所以他以極大的熱情響應天皇的倒幕號召，支持了天皇。實際上天皇搞那些開明措施，不過是用來收買人心、籠絡不滿幕府的武士的壹種手段。當打倒了幕府，實現了“中興”之後，他的本來面目便立即暴露出來。映入正成眼簾的是，天皇的腐朽生活，不合民意的政策，人民和武士的不滿，社會的嚴重不安，還有新田派同足利派的尖銳對立。這壹切都使正成目瞪口呆，茫然若失。
《太平記古傳》載，正成關心人民疾苦，推行善政，辦了許多好事。例如，為“拯救貧民”實行輕徭薄賦，允交規定稅額的十分之二；為增加地利，發展生產，號召農民挖掘池塘，開發新田，貸給稻種，教導人民在山上廣植柳樹，在村裏栽種桑樹，制定有利於人民的善法；同情病人，設法予以醫治。“凡諸政事，皆為人民，而非為己。”他對自己從嚴要求，帶頭節儉，經常身著麻布衣裳，宴會菜肴僅壹湯三菜，平食壹湯二菜，住的是結構簡單的蘆葦房。不擺架子，經常和部下聊天，天南海北無所不談。還壹塊兒下圍棋、象棋，有時在壹起演習武藝，狩獵放鷹。加深了同部下的感情，贏得了人民和部下的尊敬和愛戴。所以當他湊川之死的消息傳來後，“河內、攝津、和泉、紀伊、大和諸國人民，就像聽到親骨肉死去的噩耗，家家戶戶都慟哭悲嘆不己”。像正成這樣的人，怎麽能會和建武政府當權派是同壹路線上的人呢！
1336年（陰）二月，他提出的同尊氏和好的建議及(陰)五月提出的迎擊尊氏的方案相繼被否定後，他的內心充滿著矛盾和痛苦，憂郁籠罩著他的精神。他完全了解，“中興”政權沒有給社會帶來光明，而現在又絲毫沒有改變那些錯誤政策的可能。人心已經向著尊氏，“中興”政權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當他奉命率部為迎擊足利軍隊前往兵庫的時候，對弟正季說：“此次君王之戰必敗無疑”，“此次正成作為和泉、河內兩國守護受命後召集軍隊，親族尚有難色，何況國中人乎！此即天下背離君王的佐證。”正成奮力以求的是指望打倒幕府後在天皇新政下進行有利於社會的改革，現在希望完全破滅了。怎麽辦，背離天皇嗎？這是不能想象的。“只要聽說正成壹人還活著，則聖運必興”，這誓言至今仍縈繞耳際。事到如今，看來“活著已經無益”，只有拚殺而死了。
有的人認為正成之死是壹種“憤死”，以此來消除對天皇的不滿。如果真的是“憤死”，那麽有的情節就不好解釋了。上面提過，正成早已料到這次戰鬥必敗無疑。僅就軍事形勢來看，敵眾我寡，加以官軍需要擁有壹支足以對抗足利水軍的水軍，而這支水軍當時是不存在的。在估計到這些情形後，正成胸中形成的戰略目標就是：要最大限變地減少自己死亡後的敗戰損失，保存實力，以期卷土重來和進行持久戰。為此他在義貞前來求援的時候，建議義貞要在生田叢林布陣，意圖是義貞可免遭包圍，伺機撤回東都，保住主力部隊，自己所部則死死纏住敵軍，承擔全部戰鬥任務。如果是“憤死”，那就很簡單，何必再處心積慮地考慮這麽多後事！
也有的人認為，正成為了揚名後世及子孫的榮耀，才不打算投降尊氏，而走上為天皇效忠死去的道路。這是不符合正成思想實際的錯誤推理，正成不是那種人。關於正成同尊氏的關系，請看《太平記古傳》中的壹段記載：尊氏在箱根之役大敗義貞而大舉西上的時候，曾遣使致書正成，提出給正成以幾內、南海十壹州之地及近江、伊賀、伊勢三國管領之職，換取正成的支持。正成當即回絕說：“請（使者）速歸。尊氏兄弟奪取天下的野心，我三年前就己看穿。即使把日本全都給我，我生命在，豈能換義。我毫不羨慕尊氏的不義富貴，厭惡之至。”
正成之死的真因，從他的壹些言論中可以找到。他說：“納諫用臣，是明君也。***進***榮，臣之道也。不納其言，不用其臣，則或死或退或隱，是賢臣之道也。”又說：“今日方為我方，明日即加入敵方，或今日方為敵方，明日即加入我方，此皆不懷義故也。吾正成以天下之君為主人，以義為己任，心無死生、榮枯、毀譽，從我者宜體此心。”甚至他說：“到了末世，即使對待像夏、殷之君也要始終無二心”，“不應只追求功名，要壹心為義而死”。這些言論表明，在正成的道德觀中，“君臣大義”高於壹切。壹旦進入君臣關系，不論是非曲直，為臣者對君主都不得懷有二心，被拋棄時要麽死去，要麽隱、退，即使對待夏桀殷紂那樣的暴君昏君也只能如此；為君主效忠、賣命是“君臣大義”之所在，“賢臣之道”的體現。後醍醐天皇就曾大力鼓吹朱熹的“三綱五常”和“大義名分論”，用以激勵“朝臣氣節”，為他的“中興”事業賣命。有些學者對正成的“忠義”是不是宋學的“忠義”有爭論。在我看來，正成是不是玄惠的門徒，他的“學問”是不是宋學，這個問題無關緊要。重要的事實是，他是壹位忠實的儒徒和封建教條的堅決捍衛者。因此之故，正成的悲劇就在於他既不同意天皇的復舊政治路線，又要無條件地效忠天皇，而陷入無法解脫的痛苦之中。最後還是違心地但又是自覺地為天皇死去，成為“大義名分論”的犧牲品。
楠木正成，有洞察時勢之明，有軍帥之才，有決行大事之勇。登上歷史舞臺，短暫六年，兵馬倥傯，馳騁沙場。首舉義旗，扼赤阪，守千早，以少勝多，促進反幕軍興，奠立倒幕基礎，軍功卓著。為人品德無可非議，愛民愛軍，不貪富貴，不計名利，無個人野心，遠勝尊氏、義貞。然而儒家說教、封建忠君觀念、武士道思想迷住心竅，自覺地但又是違心地為後醍醐天皇死節，在路線是非上打了敗戰，為歷史的發展幫了倒忙。對正成，不同朝代，不同人士評價各異，有褒有貶。褒則捧之為“大忠臣”、“軍神”，貶則毀之為“反賊”，大抵這些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