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背景
影片通過壹個普通農民之家分分合合的過程，反映了家庭中幾代人的喜怒哀樂和道德情操，強調了尊老愛幼的道德觀念。影片圍繞強英這壹人物，展開不同線索，突出影片主題，並使影片起伏跌宕，豐盈多姿。影片具有清新、濃郁、幽默、活潑的特點，富有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喻教育宣傳於娛樂之中。
1980年初農村經濟改革，家庭內部的爭端問題成為了社會的焦點，1981年趙煥章執導《喜盈門》以北方農村壹個家庭婆媳之間的爭端為主要內容，這部充滿喜劇色彩的家庭倫理片不但創下了拷貝發行數和觀眾人次的紀錄，還獲得了第2屆金雞獎榮譽獎和第5屆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
這部出生於大城市上海的農村電影，長時間以來成為中國又純又正的農村電影的惟壹代表，趙煥章後來又拍出了膾炙人口的《咱們的牛百歲》（1983年）和《咱們的退伍兵》（1985年），這兩部影片與之前的《喜盈門》被稱作是趙煥章的“農村三部曲”。
“搞電影的不能忘了農民”
趙煥章是山東人，他的農村片也多在家鄉山東拍攝，而和他合作過的編劇、演員裏也有不少山東老鄉，趙老壹口濃郁的山東話，“搞電影的不能忘了農民啊！”這句話似乎像是壹種呼籲。
趙老的老伴身體不太好，需要經常去醫院，老人雖然還有心思想再拍農村片，但是做導演就意味著不著家，趙煥章說他不放心老伴壹個人在家，所以婉言謝絕了。
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這位中國農民電影的“掌門人”。
農村和農民生活最初與並不是很密切，因為出生在縣城，念書在濟南，當時心裏是很得意的，有種優越感。趕上的時機很好，1948年濟南就解放了，我畢業後參加山東省文聯人民文工團，後來文工團並入山東大學，我有機會在山大的戲劇科學習。當時團裏的大部分人員都來自農村，非常樸實，身上有壹股勞動氣息，在文工團的時候我是做演員的，印象很深的是我做演員拍的第壹部大戲就是壹部農村片，名字叫《王秀鳳》，那時我剛剛19歲，但在片子裏飾演的卻是王秀鳳的老公公。
1952年我從山東老區算是“調幹”來到上影，記得當時有四十幾個人從山東來到上海。那年正是上海八家民營電影公司合並，也就是民營電影國有化改造，開始作為演員演過老導演沈浮的《斬斷魔爪》等戲後，我覺得自己還是應該去學導演。於是從場記到助理導演再到副導演，直到1980年升為導演。在《喜盈門》之前和別的導演合作拍攝過幾部片子，但是《喜盈門》應該算是獨立完成的首部大戲。這幾部農村片都是在山東拍的，《喜盈門》的編劇辛顯令當時是在文化館，寫壹些“小戲”，也寫詩歌，而《咱們的牛百歲》編劇的袁學強就是農民，壹手把鋤頭，壹手寫劇本。他們的優勢是對農村生活非常熟悉，劣勢是對電影不熟悉。
裏面還有好多故事，我在“文革”期間拍過壹個小戲就是山東的本子，本子就是辛顯令寫的，我們是老鄉以前就合作過。“文革”後，他想寫故事片，問我行不行，我鼓勵他寫，因為那些“小戲”都是為政策服務的，電影還是應該探究永恒的主題。《喜盈門》的本子最初遞到廠裏沒有多大反響，我就讓辛顯令遞到其他廠試試，可能上世紀70年代末大家還都陷在“傷痕電影”、“反思電影”中，對農村題材的片子沒人重視。
記得是1979年底《人民日報》發表了壹篇文章提到“為什麽農村片這麽少”的問題，各廠立馬重視起來，都開始抓農村片，我對廠裏說看到壹個關於農村家庭糾紛的戲很好，廠裏看後認為可以投拍。
因為當時廠裏對於劇本的要求很高，質量嚴格把關，作者到上海來兩個多月壹起改劇本，當年就住在永福路上的上影文學招待所，那時我們熬夜再加上抽煙抽得厲害，每個人張開嘴，舌頭都是黑的。
劇本完成後，影片拍起來就很順利。那時各個廠都有個傳統，就是影片完成後要有答謝放映，我們帶著留廠拷貝巡回演出似的壹級級往下跑。因為是上影拍的，就先在上海放，觀眾的笑聲我都數得清楚，應該是在四五十次；後來到了濟南，那裏觀眾的笑聲是七八十次；再到煙臺，笑聲達到壹百多次；到了縣城平度，笑聲是壹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農村，笑聲是壹百七八十次了。
我就感慨，這樣的影片越靠近農村，越靠近農民，越靠近家鄉，掌聲和笑聲就越多，因為這些老鄉真正懂得這部片子裏的故事和細節。
辛顯令說他體驗生活時，感受最深的就是村裏人特別愛看電影，放映隊來了，男女老少早早到放映場地去占位置，看不完就不散，許多人還追著放映隊到外村去看，那時不少家庭婆媳矛盾都很激烈，有的甚至當街打罵，他琢磨著通過電影講述農村壹個很有代表性的家庭故事。
記得壹位農村老漢說，他在看的時候註意四周的小媳婦、小夥子，害羞、低頭的往往是不太孝順的，哈哈大笑的是比較孝順老人的，我想，這個老漢可真不簡單，他是最棒的影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