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終結
海子：從精神家園到精神病家園
壹個浪漫主義者的意外死亡
1989年3月26日下午5時30分左右，壹列呼嘯而來的火車仿佛呼嘯而過的時代，駛過山海關附近冰冷的鐵軌——鐵軌上那個溫暖的身體頓時壹分為二。現在誰也無法知道，躺在堅硬枕木上的海子，在最後時刻會寫下什麽樣的“絕句”？那是壹段火車慢行道，盡管如此，生與死之間最多也不會相隔0.01秒。
後來的寫作者，迅速將這個短暫的時刻定格成永恒的瞬間。關於詩人之死，我們可以聽到無數種說法：有形而上的，比如將之稱為“詩歌烈士”；有形而下的，認為自殺只是壹種文壇登龍術。同行們的想象力在這個方面尤為擅長，最終的結局卻無非是“文人相輕”或“文人相重”。但是，更多的詩歌外行包括海子家人，如何看待這件事後張揚的自殺案？海子原名查海生，如果說“海子之死”是壹個浪漫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查海生之死”則是壹個兒子的意外死亡。“兒子之死”不像“詩人之死”散發著文化的芬芳，卻更能體驗到致命的疼痛感。
查海生是壹個農家少年。即便他後來沒有成為著名詩人，在十五歲考上大學的1979年，在安徽省安慶市懷寧縣高河查灣，已經稱得上草窩裏飛出的金鳳凰。居住於鄉村的那些詩歌外行們，並不明白“鳳凰涅盤”的道理，在他們看來，不管“為詩歌獻身”還是“為榮譽獻身”，都是不可理喻的。如果要在活著的中國政法大學教師查海生和死了的著名詩人海子之間做壹個選擇，他們壹定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家裏人高興得不得了，”母親曾這樣回憶兒子剛剛工作後的情景，“第壹個月90元的工資，他寄了60元回家”。或許，詩人們會對這種外行的評論不以為然。但在那種看似目光短淺的說法下面，卻隱藏著樸素的生活倫理。
狂人書信
在絕大部分詩人身上，都存在著生活倫理和藝術法則之間的緊張。生活倫理常常屬於“近視眼”，特別強調平淡無奇、觸手可及的現實世界；藝術法則往往屬於“遠視眼”，比較註重遙遠的甚至虛無飄渺的幻想世界。如果在兩者之間無法尋求壹個平衡點，那就像沒有對準焦距的兔子，壹頭撞在藝術或生活的樹樁上。遺憾的是，作為兒子的查海生是“近視眼”，作為詩人的海子又是“遠視眼”，最後的悲劇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壹年，查海生在家鄉過寒假，專門給自己所在的哲學教研室主任寫信，打算請半年病假，但他後來又改變主意，還作了壹個書面說明，表示要安心上課，在教學上做出成績，爭取年內評上講師。在奔赴山海關之前，海子寫下幾封不是遺書的遺書，其中壹封這樣寫道：“兩個道教巫徒使我耳朵裏充滿了幻聽，大部分聲音都是他倆的聲音,他們大概在上個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開我的心眼，我的所謂‘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們造成的。”
壹邊是“爭取年內評上講師”的生活倫理，壹邊是“耳朵裏充滿了幻聽”的藝術法則（這不能僅僅歸結為氣功問題），它們足以撕裂壹個血肉之軀。這些書信仿佛魯迅的《狂人日記》，那部小說由序言和正文兩部分組成。在文言文寫成的序言裏，狂人不狂，他遵循著生活倫理，已經“赴某地候補”；在白話文寫成的正文中，狂人卻遵循著藝術法則，儼然是壹個凡高式的藝術家。
壹分為二的外省青年
醫生和校方都以“精神分裂癥”來處理海子自殺這件事情。他的朋友西川不同意這種看法，特別指出海子另外壹封遺書寫明：“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據此認為詩人相當清醒。這種辯護非但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海子其人”，反而將海子想象成壹個“單面人”。事實上，每壹個稍微有些敏感的寫作者，都容易患上現實和藝術互相悖謬的“精神分裂癥”。也就是說，我們在尋找精神家園的時候，很有可能誤打誤撞地闖入精神病家園。
海子不是兩面神雅努斯，很難在在生活倫理和藝術法則之間遊刃有余，他更像“壹分為二的子爵”（準確地說，是“壹分為二的外省青年”），死後無法縫合的身軀就是壹個無言的隱喻。作為家中長子，他壹定深切體會到“長兄如父”的沈重；作為抒情詩人，他又必須面對各種“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生活倫理和藝術法則、重與輕、鄉村與都市，仿佛剪刀的兩翼，將壹個生命斷然剪開。
正文 第2節：第壹輯：看得見的城市(2)
從某種意義上說，寫作者必須面對壹定的精神困境，就像37度2的低燒病人會有美麗的幻覺。但如何既不像海子壹樣走向崩潰（那等於發高燒），又不像狂人壹樣被徹底治愈（那等於泯然眾人矣），卻是壹個問題。美國有壹家麥考林詩人精神病院，普拉斯、洛維爾和塞克斯頓這些大名鼎鼎的詩人都曾以此為家。在我看來，與其像柏拉圖壹樣要把詩人趕出理想國，還不如像麥考林壹樣將瘋癲的詩人送進精神病院，這雖然不會阻止卻能延緩詩人的自戕。
“瘋癲”不是壹個褒義詞，也不是壹個貶義詞，它只是壹種與詩人如影隨形的現象。可是我們要麽盛贊狂人的精神癥候，要麽斷然拒絕承認這種疾病的存在。如何在生活倫理和藝術法則之間獲得平衡，如何保持略高於常態又不影響健康的恒溫低燒，恐怕只有認真思考而不是回避這些問題，才能避免走向從精神家園到精神病家園的不歸之路。
最後需要聲明，以上這些分析絲毫不影響我對逝者的敬重，以及對他那些天才短章的熱愛。
（本文參考了燎原、余徐剛等先生的相關文章，謹致謝意）
三毛：夢裏花落知多少
永葆青春的秘訣是死於青春——這是壹個讓人苦笑不得的真理。就像海子在我們心中永遠是年輕的“小冬子”，誰也沒法想象他會成為壹個文學中年；就像三毛總是那個滾滾紅塵裏的灰姑娘，誰也無法描繪她六十歲的面容。巧合的是，海子的忌日恰恰是三毛的生日。這又是壹個隱喻，壹名寫作者的生命往往是從他（她）的死亡才真正開始。或許，他們並沒有離開世界，只是躲在壹個秘密的角落，故意用死亡來檢驗自己的作品，然後看著人們的淚水偷偷地笑。
三毛去世的時候，我還在讀初中。當她自殺的消息傳到那個偏僻的縣城，已經是若幹天之後的事了。直到那時，我才知道三毛不是張樂平老先生筆下的漫畫人物，才開始尋找她的文字。必須承認，我是壹個文化上的後知後覺者，在大學時才開始讀金庸，在研究生階段才開始聽羅大佑。當他們已經被嘲笑、被PASS的時候，我才接近這些明日黃花。也正是這種時差，使得我壹直缺乏“偶像崇拜”的激情。我會在他們的作品中暫時麻醉，但又算不上正宗的“歌迷會”成員。第壹次讀三毛，是她那篇《夢裏花落知多少》。這首飄來飄去的“長恨歌”，仿佛壹杯甜蜜的苦水，慢慢浸透我的那個下午。長期以來，我壹直為當時的“感動”而羞愧，以為那不過是小情小調的青春期病癥。但三毛的力量也就在這裏，她會讓妳在某個瞬間“返老還童”，雖然妳的青春記憶裏肯定有壹些不堪回首的章節。
三毛和瓊瑤經常被人們相提並論，仿佛是同壹場文學舞會的兩個舞伴。事實上，三毛和壹個時代有關，而瓊瑤和每壹個時代都有關。換句話說，前者有些不合時宜，她的痛苦可能讓年輕的讀者笑出聲來；後者卻遊刃有余，隨時可以讓觀眾慷慨地奉獻出淚水。羅蘭?巴特曾說過，嘉寶的臉象征壹種“理念”，而赫本的臉則代表壹種“事件”。如果說三毛具有那種“令人絕望的美麗”，瓊瑤已逐漸連“可供把玩的嫵媚”也不復存在，只能讓人想起趙薇的臉——表達著撒嬌的“美學”。
有時，我會很殘酷地暗自慶幸：幸虧海子和三毛都“及時”地離開了人世。壹個神話般的時代，紛紛揚揚地落下紅色幕布。或許，對他們來說，死亡將是壹種體面的退場方式。文化英雄在不屬於自己的時代裏，只能是壹些“茍延殘喘”的文化遺民。他們要麽變成小醜，要麽被別人當作小醜。而那個精神酒精隨時可能點燃的年代，是幸福的也是危險的。雖然我曾無數次想象那些少年意氣的歲月，卻沒有為自己的生不逢時發出過太多的感嘆。
今夜，我不關心人類，只願他們安息——如女詩人陸憶敏所說：“可以死去就死去”，或“溫柔地死在本城”。
胡河清：十年生死兩茫茫
我不認識胡河清。當他在上海的風雨之夜跳下窗臺時，我還在安徽某個小城讀中學；等我到上海求學時，他的靈魂或許已經返回祖籍安徽。但我似乎又與胡河清相識已久，他的很多文章我都熟讀成誦，每次在默念時總有燈火闌珊之感，盡管其中並無任何悲傷的詞語。我們之間是壹種生者與逝者的往來，我願意把這種交情稱作“生死之交”。
正文 第3節：第壹輯：看得見的城市(3)
淡綠色封面的《靈地的緬想》和墨綠色封面的《胡河清文存》，曾陪伴我度過荒蕪的大學生活。當時，壹位頗有些魏晉風度的古文字學老師，破天荒地在課堂上向我們推薦壹本當代文學批評著作——作者就是胡河清。出於對那位老師的信賴，周末時分我們趕到福州路將書買回，整個宿舍樓因為本地學生的離去顯得空空蕩蕩，我們和隔壁兩個房間卻壹邊傳閱著胡河清的文章，壹邊發出著興奮而憂傷的聲響。那些文字所閃現出的靈光，足以照亮不諳世事的少年和黯淡的青春歲月。這種“閱讀集體反應”在1980年代屢見不鮮，人們很容易被壹篇文章激動得徹夜難眠；但在1990年代卻是驚鴻壹瞥，稍微有些深度的書籍只會讓讀者哈欠連天。
十年生死兩茫茫，今天很少有人還會想起胡河清了。這不是壞事，胡河清生前曾說過：“文學對於我來說，就像壹座坐落在大運河側的古老房子……我願意終生關閉在這樣壹間房子裏，如寂寞的守靈人，聽潺潺遠去的江聲，遐想人生的神秘。”他很容易忘卻被曹丕稱為“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功業，更願意像自己喜愛的錢鍾書壹樣生活：“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雖然孔子也激賞過類似的話：“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但他們的抱負卻不盡相同。從單數的“我”到“二三素心人”再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這不僅是人數的多寡，也意味著他們的理想就像“素心人”和“素王”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胡河清終身未婚、孑然壹人，錢鍾書、楊絳和女兒、“我們仨”形影相伴，孔子則是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他們每個人按照著自己心向往之的境界生活。胡河清和錢鍾書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壹個願意終生關閉在“大運河側的古老房子”，壹個喜愛息影杜門、居住於“荒江野老屋”，兩者幾乎擁有同樣的清澈情懷。但或許正是“我”與“我們仨”的區別，使得胡河清和錢鍾書同途殊歸，壹個從容赴死、壹個安享晚年。
當我寫下此文的時候，正值西方的愚人節。按照胡河清的說法，在聰明伶俐哥兒們多如牛毛的上海灘，他和另壹位批評家朱大可只能列入愚人吉尼斯大全之列。他自稱是壹名“很土的”文學評論員，這也並非自謙。胡河清的文學批評幾乎看不到來自西方文藝理論的十八般兵器，而是通靈寶玉般浸潤在本土文明的柔和光線之中。即使他的學術論文，也被錢鍾書壹語點破，評判道：“整篇亦詼詭多風趣，不同學院式論文。”我們知道，在現代社會，不管“大運河側的古老房子”還是“荒江野老屋”，都只能存在於學院圍城之中。但隨著學術規範和學科體制的建立，大學中文系也開始以學理化為借口排斥具有敏銳觸覺的文學批評家。後者只有兩條殊途同歸的選擇：要麽西化、要麽學院化，這對於胡河清來說都是絕路壹條。據說他不無偏執地認為中國文化優於西方文化，自然無法成為西化的“後主”。壹位學殖淵深的國學前輩，讀過他的作家論笑道：“哦，這哪裏是壹篇評論，實實的是壹篇小說哩。”胡河清回憶起這件事時，稱：“這話當然是過獎了；但如果真能把作家論寫成小說似的東西，那卻也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既然如是說，他也就與善於書寫學報體的“專門家”們無緣了。李劼曾用他壹貫誇張的口氣把胡河清之死與王國維自沈聯系到壹起。兩者相去之遠不可以道裏計，但陳寅恪追悼王國維的話同樣可以用在胡河清身上：“凡壹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胡河清比較偏愛晚唐的許渾，曾請朋友將他的壹首詩寫成條幅：“勞歌壹曲解行舟，青山紅葉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不知他是否想到“滿天風雨下西樓”壹語成讖？不知他在1994年4月的最後那個夜晚，會不會想起許渾的另壹首詩：“壹上高城萬裏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
正文 第4節：第壹輯：看得見的城市(4)
羅大佑：當他已成往事
“妳的樣子”
長期以來，我壹直不知道羅大佑的模樣。藝術家通常有兩種面孔：壹副是演員式的，他們把自己當作作品，親自上演著各種醜聞、傳奇或者艷遇；另壹副是導演式的，他們把自己隱藏在作品背後，選擇沈默甚至悄悄消失。很難說羅大佑屬於哪壹種：作為文化工業的壹枚螺絲釘，他必須遵守其中的遊戲規則，參加新聞發布會、舉辦個人演出以及接受采訪；作為欠發達地區的抒情詩人，他又必須面對自己、時代和家國的隱秘的疼痛。
後來我看到羅大佑的照片，他給人留下的第壹印象是文質彬彬的書生形象，戴著眼鏡，很斯文甚至還有著弱不禁風。2001年的《北京晚報》有壹幅羅大佑的文字素描：“頭發染成黃色、戴著紫色墨鏡、斜挎著書包，穿著綠色襯衫、亮綠褲子、腳踏白色休閑鞋。”然而，這種老頑童式的裝束只是身體的迷彩服。仔細看上幾遍，會發現他的體內似乎流淌著酒精，隨時都有可能點燃。
羅大佑曾經招供，他創作歌曲的思想源泉是“生氣、憤怒之類的”，因為“憤怒代表壹種集中”。幸運的是，他並沒有染上憤青的憤世嫉俗癥，也幸免於知識分子的潔癖。羅大佑屬於巨蟹座，這不是壹個無關緊要的細節。即使把那些星象學的知識全部拋棄，也無法否認蟹類“骨包肉”的生物學常識。雖然巨蟹外剛內柔而羅大佑外柔內剛，但相同的是，他們都擁有自己的防彈衣。這種防彈衣保護了那些黑夜中寂寞的心臟。我們都還記得《妳的樣子》：“那看似滿不在乎轉過身的/是風幹淚眼後蕭瑟的影子”
“光陰的故事”
從幼兒園到小學到中學，我所能聽到的音樂都來自街頭喇叭，千篇壹律的聲音使得我至今五音不全。我與羅大佑“第壹次的親密接觸”是在大學時代。那是壹所N流大學，“空氣中都是情侶的味道”。相對那些精致的女聲，羅大佑的聲音幾乎有些簡陋。但它使我的血液在瞬間沸騰起來，與熱火中燒不同，這種高原式的沸騰同時帶來了溫暖和寒冷。如果說羅大佑的追隨者大都是1980年代的遺老，我願意稱自己為1980年代的遺少。“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不僅“改變了壹個人”還“改變了我們”。喜歡懷鄉的1970年代中後期出生者，幾乎都是1980年代“在場的缺席者”。雖然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卻只能在想象中感受到它的燦爛。
羅大佑和崔健是1980年代的兩個文化英雄。他們堪稱“南帝北丐”：壹個打造著“家國之夢”，壹個是渴望水和姑娘的假行僧。校園民謠歌手高曉松曾“畢恭畢敬”地說過：“我不敢和羅大佑談音樂，就像妳看見燈塔，在燈光指引下遊了過去，但妳難道能用壹個手電筒照人家嗎？”羅大佑肯定不會同意“燈塔”這種雄糾糾的比喻，他更願意提著“易碎的燈籠”——雖然努力照亮那些黯淡的面孔，卻隨時會熄滅。當網友告知有人把他的音樂當聖經，他的回答非常簡潔和幹脆：“我不是耶穌。”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仿佛1960年代的歐美，創造著壹個又壹個文化奇跡。這奇跡既有可能是重建的文化長城，也有可能只是壹座文化的海市蜃樓。很多人在幻覺中無法自拔，但羅大佑例外。在各種場合，他都拒絕稱自己是“英雄”，也拒絕稱自己的作品為“經典”。
“告別的年代”
如果說羅大佑已是“明日黃花”，不知是否太殘酷，但現實往往就是這樣殘酷。根據南方網的調查，絕大多數1980年代出生者對這位昔日的“音樂教父”壹無所知。人們的胃口需要不同的營養——“告別的年代分開的理由/終不須訴說出口”。某些追隨者喜歡把羅大佑歸到“高雅“的陣營裏，似乎他們也可以狐假虎威得高雅起來。
1990年代誕生了另外壹個文化英雄周星馳。微妙的是，這位英雄以小醜的形式出現；更微妙的是，大話文化的“狂歡精神”被小燕子姐姐（趙薇）翻版復制成“撒嬌美學”。與此同時，經昆德拉之口傳播出壹句被反復“誤讀”的諺語：“人類壹思索，上帝就發笑”。在笑聲中，“過時”的羅大佑理所當然地成了笑的對象。笑聲並不可怕，但把笑當作拒絕思考的理由，那就接近於無聊了。
正文 第5節：第壹輯：看得見的城市(5)
在我看來，“羅大佑”和“周星馳”絕非壹對水火不相容的敵人。羅大佑不是皺著眉頭的“愁容騎士”，他對“英雄”這種榮譽稱號的回答是：“拜托——英雄都是很容易死掉的！”周星馳也不是只會嘻嘻哈哈的“喜劇之王”，合作夥伴毫不客氣地說他“非常嚴肅，太嚴肅了，壹點也不搞笑”。生活既需要可笑的淚水，也需要認真的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