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空前深重的災難，其中最大者莫過於極左政治路線統治下的意識形態對人性的戕害與摧殘。在那個時代，人不再是人，而是被異化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壹部分人被迫成為“階級敵人”而失去做人的資格，壹部分人因為“以革命的名義”摧殘同類而淪為獸性發泄，也失去了做人的尊嚴與自愛。“人民”成了壹個被架空和任意填塞的名詞，成了權力者實施殘酷專制、謀取政治私利的遮羞布，而作為個體的人則成了“螺絲釘”，完全失去了獨立意誌的可能。“文革”期間所發生的種種慘無人道的悲劇，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國家主席被隨意迫害致死，還是無辜小民被任意蹂躪，而作惡者往往又是受害者，受害者也難免在無意間傷害了別人，人性的醜陋充分暴露，但所有這些，都是在國家意誌下，在“發揚革命傳統”，“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冠冕堂皇的口號下行使的。“文革”結束之後，人們對於十年浩劫的痛苦回憶，對於歷史的反思，最重要的壹點就是對於“人”的重新發現和重新認識，“人們迫切地需要恢復人的尊嚴，提高人的價值”1.“文革”後的文學藝術創作，從壹開始就自覺地承擔了這個歷史任務。按馬克思主義的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規律，社會主義的人應該比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人都享有更多的人的權利，具有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因而也能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創造出比以往社會更多物質和精神財富。但從5 0年代後期開始，特別是文革期間所推行的社會主義卻恰恰相反，人的價值和尊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卻越來越倒退了，這是什麽原因呢？對這壹問題的思考，就成為許多文學作品的壹個內容。在1979年舉行的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作家們就提出了“繁榮文藝必須肅清封建流毒”、“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觀點，2 它既是在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思想層面上肯定了“傷痕文學”對文革這段野蠻歷史的揭露，也是對8 0年代文學的展望與呼喚。
需要說明的是，7 0年代末到8 0年代初在中國盛行的人道主義思潮，首先是壹個廣泛的社會思潮，它波及了這個時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政治思想、哲學、歷史和文學藝術的許多領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甚至波及到了經濟和科學技術領域。當時思想理論界對人道主義的討論相當熱烈。自198 0年起，在之後的四、五年內，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壹直是學術界關註的論題，涉及了哲學、文藝學、心理學和倫理學等許多學科，對人性的概念內涵，人性與階級性、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人道主義與新時期文學等問題展開了討論，盡管這場討論後來在政治因素的幹預下沒有進壹步深入展開，但思想理論界的討論對文學創作也有壹定的啟發作用。相對應的是當時文學創作中對人性、人道主義的肯定與強調，對思想領域的人道主義思潮始終起著前導和關鍵的作用。也就是說，在整個社會思潮中，文學遠遠超出了它原有的功能範圍，而承擔了其他學科的任務，也因此引來了整個社會對文學特別強烈的關註，其中也包括政治意識形態的幹預。
從創作實踐來看，文學對人性和人道主義的肯定，又是分別體現在具體的文學現象之中，所謂“傷痕文學”，首先就是揭露人的精神與肉體在“文革”期間遭受的創傷；所謂“反思文學”，首先就是關於人的命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思考。“傷痕文學”對歷史創傷的揭露正是以人的基本生存權利為依托的，下面要介紹的短篇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就是通過小人物的悲慘命運對非人道的控訴，這裏的人道原則不是知識分子的理性思考的直接呈現，而是借助於敘述者轉述其他人物對邢老漢的同情，以民間情義的形態表現出來的。
借助於人物之口，甚至於通過作者的議論直接提出人性與人道主義概念的，是戴厚英的長篇小說《人啊，人》。小說以1957年反右鬥爭到中***十壹屆三中全會這段風雲變幻的歷史為背景，描寫了C 城大學以黨委書記奚流為代表的反人道勢力，同以何荊夫為代表的人道主義者之間的矛盾沖突。雖然作品構思還留有正反兩軍對壘的概念化影子，還有著理念大於形象的傾向，但作者畢竟是“文革”後第壹個在文學創作中大膽提出了人性、人道主義的命題，而小說在形式上嘗試的心理意識結構和第壹人稱敘事的轉換方式，在壹定程度上彌補了過於理念化帶來的欠缺。作者在“文革”前和“文革”當中曾竟壹度迷惑於所謂的“階級鬥爭”理論，參與過對文藝理論家錢谷融關於“文學是人學”觀點的批判，現在，她覺醒了，她在《後記》中幹脆用自己的語言直接表明了壹個覺醒的知識分子對人性的領悟和呼籲：
“終於，我認識到，我壹直是以喜劇的形式扮演著壹個悲劇的角色：壹個已經被剝奪思想自由卻又自以為是最自由的人；壹個把精神枷鎖當作美麗的項圈去炫耀的人；壹個活了大半輩子還沒有認識自己，找到自己的人。我走出了角色，發現了自己，原來我是壹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維能力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並不應該被貶抑，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壹個大寫的文字迅速推到我的眼前：‘人！’壹支久已被拋棄、被遺忘的歌曲沖出了我的喉嚨：人性、人情、人道主義！”3
這話由懺悔者嘴裏說出，在當時確實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同時受到批判和學術界的爭論也是可以想象的。
愛情作為人性的壹部分，是許多作家著力表現和探討的主題，也是人道主義思潮在文學創作的壹個重要體現。中國是壹個封建文化傳統悠久深厚的民族，以個性為前提的愛情壹向是封建倫理道德所壓制的。文革中對階級性的過分強調和誇大，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荒唐地簡化為同階級的“同誌”、“階級兄弟”與對立階級的殊死敵人兩種，從而將男女間正常的感情壹蓋視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愛情”兩字在生活中幾近絕跡，在文學中也被其他莫名其妙的語言所替代。現在我們也許很難理解當時“愛情”兩字從普通人口裏說出或者用來描述普通人時給讀者所帶來的震動了。首先是理直氣壯地爭取愛的權利。於是有了劉心武的《愛的位置》，替現實生活的年輕人為愛情爭壹席之地；而張炫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則正是通過對文革期間壹對農村青年因為情愛而投水、入獄的故事，揭示了扼殺男女之情所造成的慘劇。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則深入到婚姻、愛情和倫理道德領域，提出了婚姻與愛情的關系這個長久影響人類生活的問題。小說中的主人公鐘雨離婚後帶著女兒生活，卻與壹個沒有愛情但家庭生活也和諧的老幹部長期刻骨銘心地的相愛著。小說通過人物的愛情悲劇，反映了壹種普遍存在的非常現象：沒有愛情的婚姻和不被尊重的愛情，並借此剖析了某些社會倫理道德的頑固，表現了“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這壹嚴肅但又帶有理想化色彩的主題。從爭取人人應該有愛的權利，到探討什麽才是真正的、應該選擇的、合乎道德的愛，張潔顯然在對愛情的思考中又跨進了壹步。
隨著思想理論的探索深入和文學創作的進壹步展開，作家們對人性的理想狀態與現實可能之間的分野也越來越有清醒的認識。於是，描述人生的現實處境，反映和思考人在理想和現實間的選擇兩難，使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思潮超越了簡單化的價值評判，真正顯現出獨立、清醒的探索精神。這就使作家們從對人道主義思潮的感悟、呼應以體現特定的時代精神，進而逐漸獲得相對個人化的體驗方式、觀照角度和文體風格。
女作家鐵凝的《哦，香雪》在對偏僻山村的少女們對山外文明、對未來理想的朦朧憧憬投去深情壹瞥的同時，也給讀者留下了壹連串嚴肅的思考，那美麗寧靜的山村景色，那純潔熱烈的向往，在現代文明的推進中能保留多久？而張潔則沿著理想愛情之現實遭遇的思路繼續進行她的思索。《方舟》中的三位女性都對理想愛情有自己的追求，但又都是愛情現實的失敗者。她們已經超越了對理想愛情單純追求，她們發現：愛情不是人生的全部；而在對人生價值的實現中，女性要承擔比男性更多的東西，於是在愛情和人的整體價值之間，她們寧願選擇後者，但這又是壹個痛苦和孤獨的選擇；不僅如此，她們的選擇又使自己再度陷入了新的異化境地，她們的出路何在？作者沒有提供明確的答案，但作品的悲劇色彩是相當濃厚的。值得重視的是，這兩位作者各自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顯現了對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特別是張潔的那壹路富於勇氣的探索，事實上成為新時期女性主義文學的先導。
文學對人道主義思潮的感悟與呼應，從對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的肯定開始，經歷了如此曲折的歷程，終於走到了這裏。這是對以往的人性觀念的不斷突破，是對文學個性化和獨特性的不斷逼近，是文學通往多元化狀態的必由之路。
2、女權運動促進了女性自覺意識的發展 ，促進了女性的自覺。
法國革命喚醒了女性的覺悟，提出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問題。19世紀末，美國英國發生了爭取婦女參政的運動，第壹個目標就是爭取選舉權，然後是爭取在教育、文化和工作上的平等。到上世紀60年代，女權運動壹直在蓬勃發展。
1987年12月30日西班牙《終極日報》載文《世界女權運動》：“教育界已不再是男人的勢力範圍，進入大學的男女同學之間的比例逐漸趨於平衡，婦女已認識到受教育是尋求職業的必由之路。20年前主張性解放的婦女，現在發現自己成了男人滿足欲望的工具。因此，她們甚至組織起來反對選美，認為這是對婦女的侮辱。在壹系列問題上，需要做出明確判斷。全世界的婦女都知道，她們要走的路還很長，然而目標是不會改變的，這就是男女平等。”
這種描述的基本軌跡至少表明了如下傾向，女權運動在多年挫折和反復之後，從開始時註重對自身以外的條件進取轉向女性自身，包括對社會生活、家庭角色的體驗，轉向內心生活需要。這種轉向，啟示我們對以往女權運動做歷史檢討和清理。女權運動，究其實是爭取在社會生活同時在心理需求上與男性取均衡平等的權利。這種爭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男性被當作“物種之範”的質疑與反抗。男子在所有神話裏被看作具有規範性，而女性則是這壹規範的變異和離差。男子是主體，女子是他體。男性對女性的所有作為，其動機都在“收回”，而女性作為肋骨，所有的被動都在於“回歸”。這就是男權理論的最古老註腳和男女關系的哲學解釋。依照這種認知，假如把女性比做左撇子，則女性是生活在為右撇子創造的世界裏，在這個世界中男性代表著規範性。這種觀念所產生的心理效果，在人類社會許多文化行為中可以找到例證。
在英語裏“男人”這個詞可以作為人類總稱，日文中“男人”的語意為“主人”。中文古代漢語中沒有“她”這個字，女性在世界範圍內的語言領域中，其存在由男性代替著，這種語言現象尤為深刻地證明男性文化對人類文化的全面侵略，而女性以壹種集體無意識接受了這種侵略和滲透。這種深層意識在男人那裏也處於自覺的超穩定狀態。歷史這樣安排了男人在壹切方面的優勢。可是，稍有古代歷史文化常識的人都清楚：所謂男性範本其實是漫長男權社會的結晶，並非有充分的生物學根據。而男性範本的神話，在不同文化時期裏，也是處於變動狀態的。
這種歷史變動在文學中以拋物線式軌跡展示著它魅人的況味。
人類是在女性腹腔中發源的，太古初民對女性的神聖崇拜，編織母權中心的漫長歲月。中國最早的神話《山海經》獰厲地記載著中國第壹個女神西王母的威儀，這是初民宇宙觀中眾神之首的偉大形象。原始時代的西王母是母氏社會的女神，她從原始神話的半人半獸，至魏晉鋪張成為群仙之首，至此完成了最後的演化，此後再無發展。這至少可說明母權歲月的遙遠追憶，浸潤了漫長的歷史年代，在被父權制代替之後，文學對之依然記憶猶新，但在日漸強大的男權面前，它漸趨黯然，滲入了當代人的思想。
社會歷史、政治經濟變動徹底抹去了人們對母權歲月的最後記憶，女性政治經濟地位的沈落在神話的演化中表現得十分徹底。漫長的母權歲月消彌在史前的混沌之中，而自有文明史以來，男權優勢壹直在左右著歷史的發展，女性由神聖轉為邪惡，作為這發展的反面，在神話中被改寫，在現實中被反轉。希臘神話“潘多拉盒子”，夏娃成為萬惡之源。這些以男權中心為依托的神話或教義，無非都是在強調現實中的男性秩序。男性為中心的神話，它在現代文明社會已消聲匿跡，但作為壹種非意識思想意識，它時時在支配著男性甚至女性的心理和行為，成為知和行的無形準則。女性們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這種非意識思想在日常生活與精神領域中的危險呢？它微妙的生活狀態與形式表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深刻的理性批判呢？
女性的自我覺醒與自我想像在文學中得到張揚
女性的自我覺醒首先在文學中得到張揚。女性的壓抑首先是人性的壓抑，即性和情欲的壓抑。五四新文學營造了壹個個性解放的語境，尤其著名且實績豐厚的堪稱“創造社”的作家們，以兩性關系為切口，註重表現人的情欲和天性，釋放本我，解放情感、情欲的人性革命，是創造社熱衷的話題。據茅盾於1935年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壹集》寫的《導言》中說，1921年5—7月三個月間，刊載於各類雜誌的新小說有115篇，其中愛情小說有70篇，農村生活只有8篇，城市生活的3篇，家庭生活9篇，學校生活5篇，社會生活的計20篇，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實在乃是描寫了男女關系”。所以“竟可說描寫男女戀愛的小說占了全數百分之九十八了”。這種傾向，在新時期以降的小說創作裏又重演了壹遍，而這壹次的演出竟然是陰盛陽衰的。
女性寫作在80年代勢頭初湧，90年代勢如決堤，21世紀則勢成泛濫。在兩性問題的文學描述上最出位也走得最遠的，正是女性作家而非男性作家。挑逗成為所謂文學的手段和目的，這些出位和離文學甚遠的物事姑且不論，但接續五四新文學的個性解放和張揚自我的文學傳統，且有革命性顛覆的，正是由女性書寫來完成。
在當代文學中，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最早觸摸到女性愛而不得所愛，卻又不能忘其所愛的悲劇，質疑兩性關系中的非愛情因素的合理性，以文學方式探索釋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的當下實踐。這在文革剛剛結束的1979年，無疑是石破天驚的，也是切中中國式婚姻命脈之作。女主人公鐘雨在現實中無法實現她的所愛，只能把對他的愛投註在他的贈物——契訶夫小說選集中去，把現世的苦戀寄寓天國與來生。張潔技巧地表達了中國女性埋藏得很久的生命欲望，而又把這種欲望置於自由的逃避之下。責任、道義、克制等人類美德，似乎瞬間化作來自遠古荒原的巨垣，橫臥在兩顆吸引得很苦又分離得很累的靈魂之間，異化為壹種偽飾的崇高。她把女性生命的焦慮，化作壹種崇高，她叛逆了個性欲望而服從某種道義。張潔把主人公的悲劇，置於殘酷的對話系統中去演繹，而把自己間離出來。張潔斷然和清醒理性地編織這個故事，並以第壹人稱的敘述，令人物癡迷沈溺其中難以自拔卻依然期待無望，作品的間離狀態，使女性心理自控和辯難的復雜情狀客觀化，完成了對壹種普遍真相的返照。張潔因此也就實現了不僅僅站在狹隘的女性立場，而是在人的制高點上俯視兩性關系中東方文化氛圍中的種種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