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張栻字敬夫，是丞相張浚的兒子。以父蔭補入官列，被征召為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拜直秘閣。張栻當時很年輕，在內幫助秘密謀劃，在外參預諸多事務。他的全面謀劃，幕府眾人都自認為不如。偶爾向皇帝稟奏軍事，於是他進言曰：“陛下上念及國家的仇恨和恥辱，下憐憫中原之地遭受塗炭，心中警驚，想著有所振作。
我認為這種心思的萌發，就是因為天理的存在。希望陛下更進壹步內省俯察，研習古事，親近賢人來自相輔助，不要使它稍有止息，那麽當今的功業壹定能夠成就，而因循守舊的弊端就可以革除了。”孝宗對他的話感到驚異，於是就定下了君臣關系之宜。
這時史正誌擔任發運使，名義上是均輸，實際上是奪走州縣的資財賦稅，遠近為之騷動。士大夫爭相論說它的害處，張栻也為之論說。皇帝說：“史正誌說只是取之各州郡，不是從百姓那裏收取。”張栻說：“現在州郡的資財賦稅大體上沒有富余，如果取之不止，而經費不足，那就不過是巧立名目來從百姓那裏侵取罷了。”
皇帝聽了驚愕地說：“如妳所說，這是我借發運使的手來使百姓困苦了！”隨即查核實情，果然像張栻說的那樣，於是立即下詔書罷免了史正誌。
知閣門事張說拜官簽書樞密院事，張栻連夜草擬奏疏極力諫說不可以，早晨到朝廷去，他責備宰相虞允文說：“宦官執政，從蔡京、王黼開始；親信執政，是從相公您開始。”虞允文聽了，羞怒難當。張栻又上奏說：“文和武確實不可偏廢，但現在想崇尚武功來均衡文武，可是任用的竟然是這樣的人，這不只是不能使文臣心服，恰恰恐怕反而會激起武臣的憤怒。”
孝宗為之感悟，命令得以中止。然而宰相實際上暗地裏附和張說，第二年命令張栻出知袁州，重申張說原來的命令，朝廷上下壹片喧嘩，張說最後因為遭受貶謫而死去。
張栻為人表裏如壹，光明磊落，他見義勇為，沒有壹絲的遲疑。每次入朝論對，都壹定要說心中想說的話，不會因為主上高興就順從其意。他病重臨死的時候，還親手寫奏疏勸導皇帝親近君子遠離小人，防止以壹己的偏見去信任他人，要用天下的公理去秉持好惡之心。
天下人都流傳誦讀。張栻有三公輔相的聲望，去世時四十八歲。孝宗聽說他去世後，深感痛悼，各地的賢士大夫都淚灑悼念，而江陵、靜江的百姓哭悼得尤其傷心。嘉定年間，朝廷賜他謚號“宣”。
張栻的言論是：“為學沒有比分清義和利更重要的。義，是本心所應當做的，不是有所為才去做的；有所為才去做的，都是人欲，而不是天理。”這是張栻論學的要領。
發展理學
乾道二年（1166年），張栻三十四歲。劉珙在鎮壓李金起義之後，即在潭州重修嶽麓書院，於乾道二年完全建成。劉珙對張栻的學問壹向敬佩，請張栻主教嶽麓書院。張栻對劉珙重修書院之舉極為稱贊，作《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至此，張栻來往於湘江兩岸的城南、嶽麓兩書院講學授徒，傳道授業。書院辦學的宗旨是宣傳理學的思想、反對功名利祿之學，並在繼承胡宏學統的同時，開展學術交流和探討，從而形成和確立了具有自己學術特點的湖湘學派。張栻辦學的規模已遠遠超過當年胡宏主持的碧泉書院，這樣，湖南學派的重心從衡山轉移到了長沙。
張栻講學授徒的活動與宋初以來，社會矛盾尖銳突出，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提倡儒學，宣揚三鋼五常思想分不開。當時書院林立，人才輩出，各理學大師都創辦或主持書院講學，促進了宋學的發展和理學各派的形成。
南宋時期，湖南文化發展，人才之盛，實與張栻講學於嶽麓、城南兩書院分不開。黃宗羲評價說：“湖南壹派，在當時為最盛。”（《宋元學案·南軒學案》）這說明張栻講學授徒，確立湖湘學派的影響之大。同年，張栻著《諸葛忠武侯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