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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公元10世紀至14世紀是以僧侶往來為主的中日文化交流?

公元10世紀至14世紀,正是中國的五代宋元時期,日本的平安時代後期、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前期。這個時期,中日兩國間的經濟貿易發展很快。中國五代十國時期,北方的後梁、後唐以及南方的吳越國,與日本的貿易交往已經相當頻繁;到了宋代,中日之間的民間貿易更為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北宋商船在160余年間赴日次數達70次,平均兩年壹次,遠遠超過隋唐時期。南宋時期,也有不少日本商船來華貿易。元代,雖然發生了元軍兩度渡海征日的戰爭,但中日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卻不曾中斷。

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發動兵變,建立了宋朝(北宋),接著,趙氏兄弟又用了大約20年的時間,陸續平定了那些地方割據性質的軍閥國家,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實現了國家的統壹。其時,在中國的北方,契丹族的遼國(公元916~1125年)並未被北宋征服,而與之對峙。北宋統治者在國內采取文治主義方針,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和平局面,促進了產業經濟的發展,實現了文化的發達。但在另壹方面,北宋王朝又與北方各新興民族之間不斷爭戰,耗費了數額巨大的軍費和防務費,造成國家財政的沈重負擔。為了確保財源,朝廷不得不采取保護、鼓勵對外貿易政策,致使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形成了與都市繁榮和工商業發展互為補充的局面。

許多北宋商人,比如朱仁聰、周文德、周文裔、鄭仁德、孫忠、李允等,都曾乘商船多次往返於中日之間,成為當時廣為人知的人物。宋朝商人運往日本的貿易物資,主要是棉、綾等絲織品和香料、藥材等,其次便是陶瓷器、文具等;日本的輸出品主要有砂金、水銀、錦、絹、布、扇、刀劍等,大體上與前代相同。

日本自從公元894年決定停派遣唐使之後,采取限制與中國往來的政策,只允許少數僧侶來中國。這樣,中國私人商船攜帶包括書籍在內的“唐物”赴日貿易和日僧訪宋所進行的壹些文化宗教活動,便成了這壹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紐帶。

從11世紀中葉起,日本豪商和莊園領主中開始有人向高麗方面派遣貿易船。從12世紀前半葉(南宋初期)開始,這壹情況又有所發展,出現了日本商船直接開赴中國進行貿易的趨勢。南宋方面指定靠近長江口的明州(寧波)為對日貿易港,日本商船便開始頻繁駛人明州。利用商船出海而入宋的日本禪僧也日益增多。

進入鐮倉時代(公元1181年日本源氏取代平氏,1193年源賴朝在鐮倉開設幕府),日本對外貿易管理權由幕府繼承。因為鐮倉幕府從壹開始就對對外貿易采取比較放任的政策,允許自由貿易,所以日宋間貿易繼平氏時代的繁榮期之後又有了很大發展。

宋錢從12世紀中期開始大量輸入日本。中國的銅錢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流通於日本的。《東大寺文書》中記載,京都買田地以銅錢額標記價格。南宋孝宗(公元1162~1194年在位)時,日本和高麗的商船每年都要開往明州進行貿易,不光以物換物,更願意以現錢交易。鑒於宋錢大量流人日本和高麗的情況,宋慶元(宋寧宗趙擴年號)五年(1199年),宋朝政府曾公布法令,嚴禁把銅錢帶到日本和高麗去。

13世紀初,成吉思汗統壹蒙古,創立了蒙古帝國。公元1271年,世祖忽必烈(公元1215~1294年)作為中國王朝的繼承者建立了元朝。在對外關系上,元世祖曾多次對鄰近國家用兵。至元(元世祖年號)十壹年(1274年)和十八年(1281年),便曾兩次遠征日本。這期間,即使因為征戰造成兩國關系惡化,但彼此間的貿易往來並沒有中止。《元史·日本傳》中就有日本商船來華貿易的記載。元朝統治者十分關註海外貿易收益,因此歡迎並優待民間貿易。

宋元時期,除了貿易往來,作為文化交流,中日兩國間來往最多的還是僧侶。北宋時期,第壹個因入宋而知名的僧人是奝然(diāorán)(公元938~1016年)。奝然本是日本東大寺和尚。他是與弟子成算、嘉因等壹同搭乘吳越商人陳仁爽的船只人宋的。《宋史·日本傳》中寫道:“雍熙元年(984年)日本國僧蔚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余事,並本國《職員令》、《王年代紀》各壹卷。”宋太宗(趙匡義,公元976~997年在位)曾召見裔然,並賜之以紫衣。宋雍熙(宋太宗年號)二年(985年),奝然隨浙江臺州寧海縣商人鄭仁德船回裔。數年後,鄭仁德返回時,奝然遺其弟子喜因奉表向太宗致謝,並獻上不少當時日本的高級工藝品。表中多有對宋朝皇帝的頌揚及感恩之語,從中也可看出裔然對中國的深情及其精深的漢文造詣。

另壹位日本高僧源信(公元942~1017年),從宗教無國界的信念出發,曾委托回國的宋商朱仁聰帶回自己撰述的《往生要集》。《往生要集》後被浙江天臺山國清寺收存,其教義也受到人們推崇。源信的教義不僅在日本凈土宗信仰的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對宋代佛教界的影響也很大。

北宋時代,日本僧侶入京和回國都要搭乘宋人的商船,到了南宋,情況便與北宋不同。引人註目的是此時已有日本船開到中國或漂流到中國。南宋時代,佛教禪宗在江蘇、浙江壹帶十分興盛。南宋的士大夫乃至皇帝都願與禪僧結交,以表示自己的儒雅高潔。這壹時期,為修習禪宗而人宋的日本僧侶絡繹不絕(luòyìbùjué)。

最早人宋的和尚是東大寺的重源(公元1121~1206年)。重源1167年來到中國,曾去朝拜天臺山、育王寺等地,第二年9月與榮西壹起回國。回國時,他帶回宋版《大藏經》等許多經典以及凈土五祖像、十六羅漢像和許多佛具、佛畫,並把它們捐贈給了東大寺等寺院。

比重源晚壹些入宋的另壹位僧人是日本禪宗臨濟宗的開山祖榮西(公元1141~1215年)。榮西在中國遇到重源,二人同去天臺山、育王寺朝拜、修行,並於1168年9月攜帶天臺宗經典60卷回國。榮西還帶回茶種,回國後,在傳布臨濟宗的同時,極力向日本傳播飲茶風習。榮西於1187年再次人宋,到天臺山萬年寺學禪。榮西在宋滯留了5年,於1191年回國。回國後,他先在九州普及禪宗,又於1195年在博多營造聖福寺。後下鐮倉,住壽福寺,在鐮倉武士中發展信徒,並於1202年在京都營造建仁寺,致力於禪宗的普及。

榮西的門人明全(公元1184~1225年)在榮西死後繼續主持建仁寺。1223年,明全偕道元等人入宋,住天童山修習曹洞宗,兩年後在天童山圓寂。明全死後,道元(公元1200~1253年)繼承曹洞宗的正統,師從天重山住持如凈,嚴格修行坐禪。1227年秋,道元辭別如凈,攜明全遺骨回國。據說在臨別時,如凈禪師告誡他:不住城邑(yì,城市),不近國王大臣,即使壹人或半人也要教化。道元歸國後,於1233年在京都山城開興聖寺。1244年,道元又營造永平寺,全身心致力於弟子的培養,成了日本曹洞宗鼻祖。

榮西的法孫圓爾辨圓(公元1203~1280年)1235年入宋,歷訪育王寺、天重山、徑山(杭州府)諸寺,在徑山萬壽寺學禪。1214年歸國後在博多開崇福寺、承天寺,在京都東南營造東福寺,專事弘布禪宗,成為臨濟宗東福寺派鼻祖。1280年死後被花園天皇賜“聖壹國師”號。圓爾辨圓門下的僧侶大多相繼入宋。其弟子無關普門(公元1212壹1291年)1251年來到中國,在宋修行達10年之久。歸國後居住東福寺,受“大明國師”稱號。

南宋時期,與日本僧侶相繼人宋學禪的同時,也有不少中國僧侶東渡日本。蘭溪道隆(大覺禪師,公元1213~1278年)是第壹個把大陸禪宗正式傳到日本的中國禪僧。他聽說日本的禪宗逐漸興盛,便於1246年和他的弟子們壹同抵達日本,人京都泉湧寺來迎院,傳布禪宗。後在該院院主智鏡幫助下移居鐮倉壽福寺。

這時正值鐮倉時代中期,掌權的北條時賴願意接納新興的禪宗,企使鐮倉既為政治中心,也為宗教中心,以便掌握宗教的實權。北條時賴以道隆赴日為良機,支持道隆於1253年在鐮倉創建建長寺,道隆因此成了該寺的開山祖師。建長寺是模仿杭州徑山禪寺的式樣修建的,象征著鐮倉禪宗的質的轉換。時賴又於1255年招募禪徒,鑄造巨鐘,由道隆撰寫鐘銘,署名“建長禪寺住持宋沙門道隆”,據說這是日本有“禪寺”之名的開端。

元代,因為元軍征日,在壹段時間內,中日間的僧侶往來中斷。直至中國僧人壹山壹寧(公元1247~1317年)去日之後,受其感化影響,來中國的日本僧人才逐漸增多。壹山壹寧是普陀山的高僧,1299年(元大德三年)受任元成宗(鐵穆耳,公元1294~1307年在位)的外交使節,持國書赴日,最初被幕府疑為間諜,禁錮在伊豆修禪寺,後因其高德被赦免。壹山壹寧長期居住在日本,曾住過鐮倉的建長寺、圓覺寺、凈智寺、京都的南禪寺等處。其博學多才受到日本上下各階層人士的尊重和仰慕。壹山壹寧對日本文學、書法、繪畫等方面的發展產生過影響。

1305年以後,日本僧人人元者驟增。據說1305年壹山壹寧的弟子龍山德見人元時,有17人同行;t342年赴日僧竺仙梵仙的弟子人元時,也有25人相隨;1344年日本僧大拙祖能人元時,有數十人組團同行。此外,單獨人元的僧人也有很多。人元日本僧人中,有不少在中國旅居達lO年甚至20年之久,被中國禪寺迎為住持的也不鮮見。

與日本僧人人元相對應,中國的禪僧也相繼赴日。其中最負盛名的如清拙正澄(公元1274~1339年)、明極楚俊(公元1262~1336年)、竺仙梵仙(公元1292~1348年)等,都是元朝第壹流的高僧。他們抵日後,擔任京都、鐮倉禪寺的住持,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尊重與信賴。尤其是清拙正澄,將中國禪林的各種規式移植到日本,對完善日本禪林規則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