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叛逆者既然有足夠吃的，必定有其他的不滿原因。我所說的叛逆者並不包括暫時不當權的派系的首領，只包括那些自己的哲學要求超乎個人成功以上的變革的人。也可能權力欲是他們的不滿的潛在根源，但是在他們的有意識的思想中卻存在著對現世政治的非難，這種非難如果充分深入，便采取提坦式無邊無際的自我主張的形式，或者，在保留壹些迷信的人身上，采取撒但主義的形式。這兩種成分在拜倫身上都找得到。這兩種成分主要通過他所影響的人，在不大可以看作貴族階層的廣大社會階層中流行開。
貴族式的叛逆哲學，隨著成長、發展、而且在接近成熟時發生轉變，曾經是從拿破侖敗亡後的燒炭黨到1933年希特勒的大得勢壹連長串革命運動的精神源泉；在每個階段，這種叛逆哲學都在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中間灌註了壹種相應的思想情感方式。
很明顯，壹個貴族如果他的氣質和環境不有點什麽特別，便不會成為叛逆者。拜倫的環境是非常特別的。他對最幼小時候的回憶就是他父母的爭吵；他的母親是壹個殘酷得叫他害怕、庸俗得讓他卑視的女人；他的保姆兼有惡性和嚴格無比的加爾文主義神學；他的跛腳讓他滿心羞慚，在學校裏阻礙他成為群體的壹員。度過了壹段窮苦生活後，在十歲時他突然作了勛爵，成為紐斯提德府的業主。他繼承的是他的叔祖父，他那位叔祖父“惡勛爵”三十三年前在決鬥中殺了壹個人，從此以後四鄰見棄。拜倫族向來是個放縱不法的家系，他母親的先輩哥登族甚至更是如此。這孩子在阿伯丁的壹個貧巷的汙穢中生活過之後，當然為自己的爵號和府第而歡欣，壹心願取得他祖先的性格以感謝他們給予的土地。就算近年來他們的好鬥心讓他們陷入了困境，他聽說在前些世紀好鬥心曾給他們帶來了名聲。有壹首他的最早期的詩《離去紐斯提德府的時際》（On Leaving Newstead Abbey），敘述他在當時的感情，那是對曾經在十字軍中、在克雷西、在馬斯頓荒原作過戰的祖先的仰慕之情。他用這樣的虔誠決心來作詩的收尾：他要像妳們壹樣生，或者要像妳們壹樣死；屍體腐壞後，願他的骨骸和妳們的混在壹起。
這不是壹個叛逆者的心情，卻讓人聯想起模仿中古采臣的近代貴族“恰爾德”哈洛爾德。當他作大學生時，初次得到了自己的收入，他寫道他感覺自己獨立自主像“自鑄錢幣的德意誌邦主似的，或者像壹個根本不鑄錢幣、卻享有更寶貴的東西即‘自由’的柴羅基人酋長似的。我歡喜欲狂地提到那位女神，因為我的可愛的媽媽真是太暴虐了。”
拜倫後來寫出了大量歌頌自由的崇高詩篇，但是我們必須知道，他所歌頌的自由是德意誌邦主或柴羅基人酋長的自由，並不是普通凡人想來也可以享有的那種劣等自由。
他的貴族親戚們不管他的家世和他的爵號，對他敬而遠之，使他感覺自己在社交上和他們不是同群。他的母親是人所厭惡已極的，大家也拿猜疑的眼光來看他。他知道她是庸俗的，暗中害怕他自己有同樣的缺陷。由此就產生了他所特有的那種勢利與叛逆的奇妙混合。假如他作不了近代派的紳士，他就要作壹個像他的參加過十字軍的祖先那種風格的大膽的采臣，或者也許要作像皇帝黨首領那種較為兇猛的、但更加浪漫風格的大膽的采臣——他們在踏步走向光輝的滅亡的途程中壹面詛咒著神和人。中世紀的騎士小說和歷史成了他的禮儀課本。他像霍恩施陶芬皇族壹樣作孽犯罪，又像十字軍戰士壹樣，在和回教徒戰鬥時死去。
他的羞怯和孤獨感促使他從戀愛中尋找安慰，但是由於他不自覺地是在尋求壹個母親而不是在尋求壹個情婦，所以除奧古斯塔外，所有人都使他失望了。1816年他對雪萊自稱是“美以美會教徒、加爾文派教徒、奧古斯丁派教徒”，他壹直沒擺脫開的加爾文派信仰使他感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邪惡的；但是他對自己說，邪惡是他的血統中的遺傳禍害，是全能的神給他註定的惡運。假若事實當真如此，既然他必須出色，他會成為壹個出色的罪人，敢於做超過那些他想輕視的時髦登徒子們的勇氣以外的越軌的事。
他真摯地愛著奧古斯塔，因為她是屬於他那個血統的——屬於拜倫家的伊實瑪利族系的——而且更單純地也因為她對他的日常幸福有壹種作姐姐的親切照顧。但是這還不是她要獻給他的全部東西。由於她的純樸和她的親切的溫和性情，她成了供給他極愉快的孤芳自賞的悔恨的手段。他可以感覺自己堪和最大的罪人匹敵——是跟曼弗裏德、該隱、幾乎就是跟撒但同等的人。這位加爾文派教徒、這位貴族、這位叛逆者同樣都得到了滿足；這位由於失掉人世間唯壹還能在心中引起憐愛柔情的人而傷痛的浪漫情人也滿足了。
拜倫雖然感覺自己可以和撒但匹敵，卻從來不十分敢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傲慢的發展過程中以下這壹步尼采做到了，他說：“假使有眾神，咱不是神怎麽能忍受?所·以沒有眾神。”註意這個推理中沒吐露的前提：“凡是傷咱的自尊心的事情，都必須斷定是錯的。”尼采和拜倫壹樣，也受了宗教的教養，甚至程度更深，但是因為他具備較高明的理智，所以找到了壹條比撒但主義高明的逃避現實的道路。不過尼采對拜倫始終是非常同情的。他講：
“悲劇就在於，如果我們在情感和理智中有嚴格的求真方法，我們便無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學裏的教條，但是另壹方面，通過人性的發展，我們已經變得十分嬌弱敏感地痛苦，需要壹種最高的拯救和安慰的手段。由此便產生人會因為他所認識的真理而流血至死的危險。拜倫用不朽的詩句表達出這壹點：
知識是悲苦：知道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地悲嘆壹條不祥的真理——知識的樹不是生命的樹。”
有時候拜倫也偶爾比較接近尼采的觀點。但是壹般說拜倫的倫理見解和他的實際行動相反，始終是嚴格傳統式的。
偉大人物在尼采看來像神壹樣；在拜倫看來，通常是和他自己在戰鬥的泰坦。不過有時候他也描繪出壹個和“查拉圖士特拉”不無相似的賢人——“海盜”，他在和部下們的交往上，更掌握他們的靈魂用那制人的手段領導卑劣的人心，使之寒栗昏亂。
就是這位英雄“過分憎恨人類以至於不感覺痛悔”。這裏的壹個腳註斷然地講這“海盜”是符合人性實際的，因為汪達爾人的國王幹瑟裏克、皇帝黨暴君艾濟利諾和路易西安納的某個海盜都表現出同樣的特性。
拜倫搜尋英雄，並不是非限於東地中海各國和中世紀不可，因為給拿破侖加上壹件浪漫主義的外衣是不難的。拿破侖對十九世紀時歐洲人的想象的影響深極了；克勞澤維茨、斯當達爾、海涅，費希特和尼采的思想，意大利愛國者的行動，都受到了他的精神感召。他的陰魂在整個時代昂首闊步，這唯壹強大得可以起而反抗工業主義和商業貿易的力量，對和平論與經營商店傾註壹陣嘲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打算被除這個幽靈，但是勞而無功，因為這鬼怪從來也沒有比現在勢力更大了。
在“百日江山”期間，拜倫公開表示他希望拿破侖勝利的心願，當他聽到滑鐵盧的敗績時，他說：“我真難過死了”。
只有壹度他暫時對他的英雄感到了厭惡：那是在1814年，當時自殺（在他認為）要比退位來得體面。那時候，他從華盛頓的美德尋求安慰，但是拿破侖從埃爾巴島壹回來，這種努力就不再需要了。當拜倫死的時候，在法國“許多報紙上講本世紀的兩大偉人拿破侖和拜倫幾乎同時棄世了”。卡萊爾在當時認為拜倫是“歐洲最高尚的人士”，感覺他好像“喪失了壹個弟兄”；他後來喜歡上歌德，但是仍舊把拜倫和拿破侖相提並論：
“對於妳的那些高尚人士來說，以這種或那種地方語言發表某個這樣的藝術作品，幾乎成了必需的事。因為正當地講，除了說這是妳在跟惡魔堂堂正正開始交戰以前同它的爭論而外還是什麽呢？妳的拜倫用詩和散文及大量其他東西發表了他的《喬治勛爵的悲傷》：妳的波拿巴特以驚人的大氣派上演了他的歌劇《拿破侖的悲傷》；配的音樂是大炮齊鳴和滿世界的殺人叫喊；他的舞臺照明就是漫天大火；他的韻律和宣敘調就是列成戰陣的軍士的步伐聲和陷落中的城市的聲響。”的確，再往後三章，卡萊爾發出斷然的號令：“合起妳的拜倫，打開妳的歌德”。但是拜倫是滲在他的血脈裏的，而歌德始終是壹個誌趣。
在卡萊爾看來，歌德和拜倫是對立人物；在阿爾夫雷·德·繆塞看來，他們是往快活的高盧靈魂中灌註憂郁毒素這場罪惡勾當裏的同謀犯。那個時代的大多數法國青年似乎只是通過《維特的悲傷》（The Sorrows of Werther）認識歌德的，根本不認識奧林帕斯神式的歌德。繆塞責備拜倫沒有從亞得裏亞海和貴丘裏伯爵夫人得到安慰——這話不對，因為他在認識她以後就不再寫《曼弗裏德》了。但是《唐璜》在法國和歌德的比較愉快的詩同樣少有人讀。盡管有繆塞的惡評，從那時以來大部分法國詩人壹向以拜倫式的不幸作為他們吟詠的最好材料。
在繆塞看來，只是在拿破侖以後拜倫和歌德才算世紀的最大天才。繆塞生在1810年，是屬於他在壹首關於法蘭西帝國的盛衰榮辱的敘事抒情詩裏形容的“concusent redeux batailles”（兩次戰役之間孕育的）那個世代的壹人。在德國，對於拿破侖的感情比較分歧。有像海涅那樣的人，把他看成自由主義的強有力的傳播者，農奴制的破壞者，正統主義的仇敵，讓世襲小邦主發抖的人；也有壹些人把他看作基督之敵，以高貴的德意誌民族的破壞者自命的人，是壹個徹底證明了條頓美德只有靠對法國的難消解的憎恨才能得到保全的不義之徒。俾斯麥完成了壹個綜合：拿破侖總歸還是基督之敵，然而不是單單要憎惡的、而是應效法的基督之敵。尼采承認這個折衷，他懷著令人毛骨悚然他喜悅講古典的戰爭時代就要到來了，這恩惠不是法國大革命而是拿破侖給予我們的。就這樣，拜倫的遺產——民族主義、撒旦主義和英雄崇拜，成了德意誌精神復合體的壹部分。
拜倫並不溫和，卻暴烈得像大雷雨壹樣。他講盧梭的話，對他自己也用得上。他說盧梭是在熾情上投下魅惑、由苦惱絞榨出滔滔雄辯者……
然而他知道怎樣給瘋狂加上美裝，在錯誤的行動思想上塗抹壹層絕妙的色調。
但是這兩人之間有著深刻的區別。盧梭是感傷的，拜倫是熱狂的；盧梭的懦怯暴露在外表，拜倫的懦怯隱藏在內裏；盧梭贊賞美德，只要是純樸的美德，而拜倫贊賞罪惡，只要是霹靂雷火般的罪惡。這種區別雖然不過是反社會本能的反抗中兩個階段的區別，還是很重要的，它表現出運動正在發展的方向。
喬治·戈登·拜倫在希臘必須承認，拜倫的浪漫主義只有壹半真誠。有時候，他會說波普的詩比他自己的詩好，但是這個意見多半也只是他在某種心情下的想法。世人向來壹味要把拜倫簡單化，刪掉他的廣大無邊的絕望及對人類的明言輕蔑中的故作姿態的因素。拜倫和許多其他著名人物壹樣，當作神話人物來看的他比真實的他重要。看作壹個神話人物，特別在歐洲大陸上他的重要性大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