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中國現代化進程決定了當前中國政府必須提升自身的說服公眾的能力，通過意識形態的現代性轉換增強政府的可接受性。90年代的市場體制引進，表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實現了實質性突破，這預示著未來中國社會發展將進入壹個新的現代化場景中。如果說，現代化的基本構架是四個現代化體系，即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文化現代化以及人的現代化，那麽，中國經濟現代化深入發展的背後，將是後三個現代化的綜合推進。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發展（實際上已經開始）其政治生態、觀念架構、人的發展將出現根本性改觀。基於這壹改觀，傳統意識形態的內容、話語及其模式還會有多大的說服力，無疑將面臨壹次極其嚴峻的考驗。基於此，政府要想提高公眾對自身的接受度，只有兩條選擇：或者提升自身說服公民的能力，或者改革傳統意識形態的內容和模式，實現其現代性轉換，如註重人性因素、尊重心理規律等等。
其三，針對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的崛起這壹事實，中國政府必須尊重和關註公民地位、角色和觀念的變化，在順應當前“政府有限、公民自主、公權民授”的歷史趨勢的基礎上，通過現代文明體制，把社會民意力量納入現代政黨政治的制度建設框架，最大程度地獲得民意資源。市場經濟演進的趨勢表明，基於市場的驅動，現代公民社會的架構正在逐步生成，這意味著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在發生轉換，傳統的基於階級強制的暴力資源和基於經濟業績的意識形態資源在逐漸耗盡，壹種基於公民授權的新的民意資源在逐漸上升，將成為現代社會的主導性的合法性來源。如何應對這樣壹種變化，對政府來講，核心就是重視民意的認同。結合上文關於當前世界範圍內民意內容的非理性化和價值預期化趨勢，筆者以為，對當前中國政府來說，除了實現對民意的重視之外，還要尊重民意的內容。也就是說，重視民意是壹種前提，核心是對民意內容的捕捉，尤其是對民意中非理性及其價值預期部分的捕捉。否則，如果僅僅局限在其中的理性部分，那麽，在現代語境下，將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因為那代表不了民意的全部甚至連其核心部分都不能反映。
總而言之，結合解釋語境與解釋需求兩個方面，關於當前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基礎構建問題，筆者以為可以大致評估如下：首先，中國政府已經邁進現代化進程中，在全球公民社會的歷史大潮中，它將以此獲得合法性的歷史根據；其次，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政府既具有後發優勢，同時也面臨諸多擠壓（既有改革任務的挑戰，又有利益集團的保守性壓力，既有國內壹國兩制的競爭，又有國際上先進生活方式的比拼），這意味著中國政府要想說服公眾，需要極高的說服能力；最後，中國市場經濟的崛起所引發的社會結構轉型，直接挑戰政府的權威和傳統地位，這意味著政府要獲得新的合法性資源，就必須把民意資源納入改進的視野，當然，這壹改進由於特殊的國情具有超乎人們想象的難度，但總的趨勢是，這無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