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的基本內容：
1、成見。 在某種意義上說，成見（Vorurteil）這個概念體現了伽達默爾解釋學的基本特征。古典解釋學強調客觀性原則，它千方百計要克服的是理解者的特定環境加諸給他的偏見、成見等主觀性因素，要求按照事物（文本）本來的面目去認識事物。換言之，它要求理解者拋棄自己所有個性化的意識，以便不加任何改變地理解文本。這看起來很有道理，但實際上問題很多。與此相反，伽達默爾要重新評價成見並恢復它的合法地位。其實從“成見”的字面含義看，它指的是“先行”或“前”（vor-）“判斷”（Urteil），因而譯作“前見”比較合適，不過為了體現對它的正反兩方面的觀點，我們還是約定俗成地保留“成見”這個譯名。 我們能否象以往人們所主張的那樣純粹客觀地解讀文本？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滿足這樣的“理想”條件。每個文本都是作者在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及其個人的環境中創作的，如果要純粹客觀地解讀文本，那就不僅要“復制”出形成文本的種種“客觀”外在的條件，也必須“復制”出作者的“主觀”內在的條件。然而，我們既沒有生存在作者所生存的環境中，也不可能進入作者的內心世界，充其量只是置身於作者的觀點之中罷了。既然上述條件都是不可復制的，那麽要想純粹客觀地解讀文本就是不可能的。另壹方面，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理解具有某種“前結構”，任何理解和解釋都是在此基礎之上進行的。換言之，無論我們意識得到還是意識不到（通常我們意識不到），事實上在理解和解釋之前就已經有理解和解釋了，它們是“前理解”和“前解釋”。所以從理解者的角度講，純粹客觀地理解文本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麽，這是不是意味著理解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呢？並非如此。
所謂“成見”意味著我們不可能以“中立”的立場而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場去理解和解釋，因而“成見”構成了理解和解釋的障礙似乎是無可置疑的，但是伽達默爾卻對此提出了異議，他力圖恢復成見的合法性。首先，成見構成了理解的“前結構”，它是我們進行理解和解釋的先決條件，因而沒有成見也就沒有理解和解釋。其次，按照通常的觀點，成見是應該破除的“傳統觀念”，然而正是傳統構成了我們存在的基礎：我們是先屬於傳統然後才屬於自己的，所以成見並非主觀任意的東西，而是“客觀的”。“其實歷史並不屬於我們，而是我們隸屬於歷史。早在我們通過自我反思理解我們自己之前，我們就以某種明顯的方式在我們所生活的家庭、社會和國家中理解了我們自己”。所以成見乃是個人存在的歷史實在。最後，成見並非就是錯誤的，不壹定歪曲真理。相反，成見作為理解的條件乃是真理產生的條件。因此，成見尤其是合法的成見可以產生積極的和富有成果的理解，因為精神科學（人文科學）的理解必須通過前理解的結構也就是成見才能使我們深深植根於歷史和傳統之中。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對傳統壹定要堅持“保守主義”態度，不過檢驗傳統、批判傳統以及消解傳統都必須在我們的成見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伽達默爾壹反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對待傳統的非歷史主義的態度，強調人的存在的歷史性。
然而，如果我們必須從成見出發來理解文本，這是不是意味著同壹個文本不可能產生壹致的理解呢？換言之，這是不是意味著必須走向相對主義呢？伽達默爾以“視界融合”來解決這個難題。
2、視界融合。如何克服歷史的間距是解釋學的壹大難題。如果我們既不可能純粹地復制文本所處的歷史背景，也不可能消解自身的成見，那麽理解是如何可能的呢？
伽達默爾從海德格爾關於此在的歷史性和時間性的思想出發，形成了“時間間距”（Zeitenabstand）的概念。伽達默爾認為，我們與歷史之間的時間間距並不是象古典解釋學以為的那樣是為了得到正確的理解而必須克服的障礙，相反，時間間距乃是理解的積極的和富於建設性的可能性，意義發現的無窮過程就是通過它實現的。只有時間間距才能使解釋學的真正批判性問題得到解決，才能真正使產生理解的“真成見”與產生誤解的“假成見”區別開來。這就是說，在時間間距發揮作用之地，它提供了壹個特殊的批判性的幫助，因為人們時常是在此時才去註意變化，而各種不同的區別也只有在此時才易於被人所察覺。因而時間間距不僅不是我們理解的障礙，而且是我們不斷產生新理解、新真理的意義的源泉，這種不斷產生的新理解和新真理，就是“視界融合”（Horizontverschelzung）。 壹種解釋學處境是由我們自己帶來的各種成見所規定的。就此而論，這些成見構成了某個現在的“視界”，它們所表現的是那種我們不能超出去觀看的東西，也就是我們進行理解的前提條件。然而，我們的視界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只要我們不斷地檢驗我們的成見，那麽“現在視界”就是在不斷形成的過程中被把握的，這種檢驗的壹個重要部分就是與過去的接觸，以及對我們由之而來的那種傳統的理解。所以，如果沒有過去，現在的視界就根本不能形成，因而理解就是視界融合的過程。不僅如此，在這個視界融合的過程中，舊東西和新東西總是在不斷地結合成某種更富有生氣的有效的東西。
“視界”（Horizont）可以譯作視野、視域、視界，意指“看”的區域，包括人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壹切。伽達默爾從哲學上賦予了這個概念以新的含義。首先，視界的基礎是歷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於這種歷史性的視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歷史流傳物即歷史文本的意義。其次更重要的是，視界不是封閉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時間中進行交流的“場所”。因此，視界是不斷地運動的，當這壹視界與其他視界相遇、交融時，便形成了新的理解，這就是“視界融合”。所以他說：“人類此在的歷史運動在於：它不具有任何絕對的立足點限制，因而它也從不會具有壹種真正封閉的視界。視界其實就是我們活動於其中並且與我們壹切活動的東西。視界對於活動的人來說總是變化的。所以，壹切人類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傳統形式而存在於那裏的過去視界，總是已經處於運動之中了。”這就是說，不僅我們現在的視界而且過去歷史的視界都是開放的和變化的，它們處在壹種視界融合的過程之中，於是過去和現在、主體和客體、自我與他者都融為了壹體，構成了壹個無限的、開放的統壹的整體，歷史則在視界的不斷運動和相互融合中成為了“效果歷史”。
3、效果歷史。“效果歷史”（Wirkungsgeschichte）是伽達默爾解釋學的核心概念。“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與他者的統壹體，或壹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壹種名副其實的解釋學表現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實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這樣壹種東西稱之為‘效果歷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壹種效果歷史事件。”我們都從屬於傳統，我們自始就被“拋入”傳統之中，所以只能在傳統中進行理解。傳統以其強大的力量影響著我們和形成著我們，傳統就構成了我們的存在的壹部分，而歷史就是通過傳統的“效果”（Wirkung）而發揮作用的。因此，理解必須具有歷史的有效性，這就是“效果歷史”。理解離開了歷史（傳統、成見）是不可能的，歷史離開了理解也無法產生效果，因而歷史性的理解或理解的歷史性就是“效果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說，解釋學意義中的“歷史”只能是“效果歷史”，或者說，解釋學意義的歷史就是“效果歷史”。 因此在伽達默爾看來，解釋學並不是壹種純粹的理論知識，而是壹門具有現實性的實踐的學問。
4、問答邏輯。按照伽達默爾的觀點，效果歷史意識具有開放性的邏輯結構，而開放性就意味著問題性。我們只有取得某種問題視界，才能理解文本的意義，而且這種問題視界也必然包含著對問題的可能回答。由此可見，精神科學（人文科學）的邏輯本質上就是“壹種關於問題的邏輯”。
如果我們把理解看作是視界融合的過程，那麽這個過程也可以看作是問與答的對話或談話，所以解釋學包含了問答的邏輯。“某個流傳下來的文本成為解釋的對象，這已經意味著該文本對解釋者提出了壹個問題。所以，解釋經常包含著與提給我們的問題的本質關聯。理解壹個文本，就是理解這個問題。”[5]。因此，問題在解釋學現象中具有優先地位。 解釋學研究理解的可能性及其條件。理解作為視界融合，亦即我們的視界與歷史的視界之間的交融，因而我們可以將理解看作是壹種“對話”或“談話”。“要進行談話，首先要求談話的夥伴彼此不相互抵牾。因此談話必然具有問和答的結構。談話藝術的第壹個條件是確保談話夥伴有同樣的發言權”，因此，“談話是壹種檢驗的藝術”，而“檢驗的藝術就是提問的藝術。”既然解釋學現象具有某種問答的結構，理解就是不同視界之間的交融因而是相互之間的對話，所以理解壹個文本就意味著理解這個問題。然而，理解壹個問題也就是對這個問題提出問題，理解壹個意見則是把它理解為對某個問題的回答。所以對伽達默爾來說，問題是有意義的，問題的意義就規定著可能的回答的限度，因而問題是開放的，同時其開放性又不是無邊際的。提出問題就是打開了意義的各種可能性，從而讓有意義的東西進入自己的意見之中，這亦可以說是進入“問題視界”。我們必須進入問題的視界才能理解文本的意義。不僅如此，這種意義還必須是不確定的、懸而未決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問題的開放性，才能保證精神科學（人文科學）的真理的開放性，因為精神科學的真理的可能性正是處於懸而未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