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湖湘文化的傲慢與偏見——晚年杜甫被迫自尋退路
眾所周知，任何文化都是人類適應環境的產物。湖湘文化也不例外。朱漢民教授認為，湖湘文化的淵源有兩個：壹是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為以儒家文化為正統的省區，被學者稱為“瀟湘洙泗”、“荊蠻鄒魯”；其次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荊楚文化。這兩個淵源分別影響著湖湘文化的兩個層面。但不可否認,中原那些被貶謫流放的大知識分子對中原文化的南下和滲透起了非常關鍵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流放之人所不可避免的浮躁幽怨情緒，亦深深地影響和感染了楚人，這表現在思想上湖湘文化缺乏中原文化的那種從容溫厚，體現出壹種經世致用的迫切心理。所以，湖湘文化的輝煌雖然使湖南人產生了以天下為己任、敢為天下先的擔戴精神，但同時也產生了壹種舍我其誰、非我莫屬、高高在上的自大的病態人格，久而久之，便演變成內存湖湘人行為的傲慢和偏見。今日之湖南，動輒標榜“於斯為盛、唯楚有才”、“無湘不成軍”、“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動輒自號“湘軍”，諸如文壇湘軍、出版湘軍、電視湘軍、體壇湘軍等等便可堪為明證，壹部《湖南人憑什麽》更是把湖南人的傲慢與偏見暴露無遺。
其實，歷史上的湖南長期都是“蠻荒之地”，司馬遷在述及吳、楚時就分別使用了“荊蠻”和“楚蠻”。因為偏僻和落後，湖南歷來是那些失意者的歸宿之地。首先是屈原、賈誼貶至湖南，結果屈原懷抱石頭投水自盡，賈誼亦自視為流放而痛苦早逝。緊接著老病衰弱的詩聖杜甫漂泊到湖湘大地，壹年之後，他猛然發覺“遠愧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這位老人也不得不尋生退路，但是“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最後竟病死在洞庭湖上。
公元805年前後，杜甫的孤舟和屍骨尚在洞庭湖上漂泊，壹批文人又先後流落到了湖湘，他們是宋之問、孟浩然、張九齡、張說、劉禹錫、韓愈，柳宗元。南宋以後，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湖南仍遊離在中心之外。“蘇湖熟，天下足”、“朝士多江西”、“無徽不成鎮”等，湖南都不沾邊。同時，湖南也沒有區位優勢。當時從北到南有兩條主要交通要道，壹條經過江浙入閩，壹條途徑皖贛進粵，都繞開了湖南，而湖南本身又地處中部內陸，沒有直接的入海口，從而更加局限了湖南的經濟發展。清朝時“至其財賦，全盛時才敵蘇、松壹大縣”，計劃經濟時代地位雖稍有改觀，但到了今天，地位又與滿清時代相去不遠。所謂“於斯為盛、唯楚有才”，也不符合歷史實際。“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人物5783名，湖南僅57名。只是進入近代以後，湖南才出了幾個重量級的政治精英，湖南也因之才得以聲名鵲起。但說文化，全省出的文化名人甚至不及江浙壹個地區的人多。種種現象，值得每壹位自負的湖湘人反思。
二、對待文化的態度——“經世致用”過則為“急功近利”
這裏討論長沙市政府——壹群湖湘人蓋杜甫江閣的動機問題，到底是繼承弘揚壹種文化，還是紀念壹位偉大的詩人，或者幹脆是為了增加長沙市旅遊業的壹個景點呢？筆者稍稍上網搜索了下“杜甫江閣”，彈出很多鏈接，我看得最多的卻是“旅遊景點”、“門票收入”等字眼，因此感到很困惑。“經世致用”強調文化應該為現實服務，但是我們能文化為現實服務丟掉文化的題中之義嗎？另外也有些人提出這樣的觀點：作為正在建設中的“歷史文化名城”的哪怕是普通壹員,尤其作為這個名城建設的決策者們,他們僅僅知道杜甫之名、或者僅僅知道杜甫到過長沙、寫過長沙詩、住過長沙湘江邊上,恐怕還不夠,還得將杜甫其詩、其人的沈甸甸的分量與當今長沙的文化、經濟、社會發展聯系起來考慮,重新定位城市建設與歷史承載之間的血肉聯系和奇妙效應。從某種意義上說,市民也好,決策者也好,長沙的城市建設也可以以杜甫這面鏡子為鑒,將歷史流轉與當代城市建設、發展融入壹體,作為“經營城市”的壹個不容忽視的考慮,從中尋找最佳結合點,並達到文化、文明、文章與經濟增長的“雙贏”,而這其實也必將是壹項永垂青史的“光焰萬丈長”似的見證性建設。經濟發展與文化弘揚應該不應該擺到壹起談，能否雙贏也是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壹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