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陵笑笑生”只是筆名，究為何人呢？該本欣欣子序後接著有壹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壹句話說“《金瓶梅傳》，為世廟時壹巨公寓言。”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則說是“嘉靖間大名士手筆。”就是說，“笑笑生”是明嘉靖間“壹巨公”、“大名士”。
“壹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罷，仍無真實姓名。這就為後人留下研討《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廣有影響者為： 此說見於房文齋先生所著《金瓶梅傳奇——蘭陵笑笑生秘史》，東方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該書指認《金瓶梅》壹書為丁純父子之作，蘭陵笑笑生就是丁純、丁惟寧。
丁純（公元1504—1576年），字質夫，號海濱，山東諸城天臺人。27歲考中舉人，做了20多年的“歲貢”，卻屢試不第。直到50歲上，方才除授鉅鹿縣訓導，後又升任長垣縣教諭，成為壹縣學政的全權主持者。由他開始撰寫《惡豪傳》，後經其子丁惟寧繼續創作，更名為《金瓶梅》。
丁惟寧（公元1542—1611年），字汝安，又字養靜，號少濱。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進士。後授保定府青苑縣知縣、山西長治縣知縣、巡按直隸監察禦史、中憲大夫湖廣副使。才華橫溢，學富五車。主編萬歷版的《諸城縣誌》，年僅45歲退職後還家，居於九仙山山麓下（即今山東省日照市五蓮縣丁家樓子村），現村中有丁公祠堂（文物保護單位）。
丁惟寧在五蓮縣蘭陵峪旁隱居二十余年，埋頭撰寫《金瓶梅詞話》。後繼其第五子丁耀亢（公元1599—1671年）增刪、修正、校訂、出版。蘭陵笑笑生即丁純父子之稱。“蘭陵”並非山東嶧縣之蘭陵，而是山東五蓮縣九仙山之陽的壹條深谷，原名就叫“蘭陵峪”，鄉民俗稱“蘭陵口子”，後改為“洗耳泉”。
為《金瓶梅》寫跋的“廿公”寫道：“《金瓶梅》為世廟時壹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繼丁其偉、金亮鵬先生考證，“廿公”就是丁惟寧的第五子丁耀亢。“世廟時”，是指明世宗嘉靖朝。丁純在嘉靖年間鄉試中舉後，被授為直隸鉅鹿訓導。明清時代的諸城壹帶，有以先人在何處做過官，便以其地冠稱某公的習俗。這裏的“鉅公”，正是丁耀亢對其祖父之尊稱。
“欣欣子”為誰？即鐘羽正也。鐘羽正，字淑濂，號龍淵，青州鐘家莊人。萬歷八年（公元1580年）進士，任禮科給事中，工科左給事中，曾主編《青州府誌》。署欣欣子，暗寓欣然自得、欣然自適之意。笑笑生，“笑”什麽？壹則，笑對世事之荒謬坎欹；二則，笑對人生之禍福。
“東吳弄珠客”，即董其昌也。董為晚明著名的大才子、書畫家，是丁惟寧的摯友，稱《金瓶梅》“是驚天地、泣鬼神的警世寶典”。
這壹學說得到金學界的高度關註，山東大學教授、山東《金瓶梅》學會會長王平認為，“丁惟寧說”的論點有很大說服力。來自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的專家也認為“蘭陵笑笑生”之謎有望在諸城找到源頭。
按：《金瓶梅》的作者是否丁純父子？“蘭陵”是否山東五蓮縣九仙山莊之峽谷？“蘭陵笑笑生”是否就是丁純、丁惟寧？凡此種種，國內外金學專家正在進壹步考證中，此說尚未有定論。 最早透露這壹信息的是明袁中道《遊居柿錄》。1939年阿瑟·戴維·韋利（英）在英譯本《金瓶梅》的導言中首次提出，卻鬧了壹個音近而誤、張冠李戴的笑話。不期60年後，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卻完成了此說剝繭抽絲、瓜熟蒂落般較為全面的論證。該書首先通過對小說中佛、道教描寫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為“壹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活動在嘉靖朝的人物”。接著“指出小說作者同時又是資料豐贍的戲曲學者、技巧純熟的戲曲作家、素養全面的畫家與擅長應用文寫作的幕客”；“作者應該有邊關甚或禦敵的生活閱歷”，“具有較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禦敵衛國意識”；“作者有強烈的方言俗語愛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區（按指紹興、山東、北京、蘇州、山西、福建、廣東等）的生活經驗”；“有著書藏名於謎的愛好”。並通過《〈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紹興酒及其他紹興風物》、《〈金瓶梅〉中的紹興民俗》、《〈金瓶梅〉中的紹興方言》等考證，“證明小說作者必為紹興人”。然後逐壹論證“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壹切條件”。潘承玉還把小說諸謎如“廿公”、“徐姓官員”、“清河縣”、“蘭陵”、“笑笑生”等破解為“浙東紹興府山陰縣徐渭”，歸結到“紹興老儒說”。潘承玉還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認為董其昌是流傳線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齡是傳遞抄本的關鍵人物，而“陶望齡手上的《金瓶梅》來自徐渭，而且極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還做有《金瓶梅文本與徐渭文字相關性比較》，“得出壹個簡單的結論：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寫，《詞話》也是徐渭所寫”。他進而論證“紹興士人與嚴嵩”、“沈練與嚴嵩父子”、“徐渭與沈練”，在《緣何泄憤為誰冤》壹節中，認為“徐渭因感於鄉風並激於沈練的死而寫《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這支筆，則同時飽蘸了他壹生的全部不幸”。嚴格地說，潘承玉才是徐渭說的創立者。
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出版於1999年，書中他詳細論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說”。河南大學文獻信息研究所研究員邢慧玲在閱讀了潘承玉此書後，特地從河南趕到紹興。看了紹興的城市結構，邢慧玲驚嘆小說中所描寫的“壹府兩縣”格局和“縣前街”、“東街”、“大街口”、“獅子街”、“燈市”以及“五裏原”等等內外景觀布置在紹興城幾乎全部找到實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藤書屋”，邢慧玲驚呼：“《金瓶梅》中西門府所在地就在紹興！我要潛心研究，將畢生精力獻給徐渭，獻給《金瓶梅》的作者徐渭！”
《金瓶梅新證》為何讓邢慧玲如此信服？
在《金瓶梅新證》中，潘承玉對《金瓶梅》文本進行了全面細致地分析，列表詳細對比小說中關於佛教與道教描寫前後的變化。通過對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寫年代是由佛教長期失勢轉而得勢，道教長期得勢轉失勢的時代。小說所反映的時代跨嘉、隆、萬三朝而以嘉靖朝為主，全書定稿約在萬歷十七年後，進而得出結論：作者非嘉靖或者萬歷年代人物，應當是壹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
《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種，涉及《西廂記》、《兩世姻緣》等戲劇作品24部。
很多場合，人們應該說、罵、哭的時候，作者難掩戲曲創作的沖動，以“曲”代之，創作出眾多戲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寫上惟妙惟肖，巧妙運用了繪畫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學評論家張竹坡說：“讀《金瓶梅》，當看其白描處。子弟能看其白描處，必能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詩、詞曲、駢文等文學性文體，《金瓶梅》作者運用了部分非文學性應用文體，其中多為官場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禦史的奏章，“違越光儀，倏忽壹載。知己難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根據以上三點，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說家，必定還是壹位嫻熟的戲曲作家、畫家和善於寫作官場應用文的幕客。
關於小說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證。
在《金瓶梅》第壹回中，清河縣知縣說武松：“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傳得東平壹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
在明朝，“壹府兩縣”在同壹城的現象並不多見，小說中東平府含有兩個縣治，陽谷縣與清河縣，西門府所在地為清河縣。小說中雖明確說明西門慶所住地址為“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牌坊”，但是明朝時，東平府並非“壹府兩縣”的格局，由此認為小說所寫故事的發生地即山東清河縣的觀點不嚴密。
如果西門府不在山東，那麽小說地理原型究竟在哪裏？
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發現整個北方地區僅有順天、西安兩府，南方地區有應天、蘇州、杭州、湖州與紹興五府，存在“壹府兩縣”現象。
為了確定具體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繼續尋找《金瓶梅》中的線索。
小說第四十八回中寫道：“(東平府)調委陽谷縣丞狄斯彬，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體下落”，“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由此得出兩縣治的具體方位是：清河在東，陽谷在西，兩縣中間有界河。
明朝，在可查證的“壹府兩縣”的府城中，兩縣治呈東西向排列於府治兩側，並以河為界，只有紹興壹府。
通過對小說文本與明朝史實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顛覆金學界傳統論斷的新觀點：《金瓶梅》中所描寫的地理原型非山東清河縣，而是浙江紹興市。
至此，小說中婦女唯壹發型為“杭州簪”，向西門慶借銀子的“杭州劉學官”又稱“前邊劉學官”等等，與小說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講到：“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壹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豬去”，與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聽人說：“我那邊下著壹個山東賣棉花客人。”與小說地理原型為紹興在邏輯上完全吻合。因為，只有是紹興主人才會對朋友說我這邊有個山東客人，山東主人沒必要故意稱對方客人是山東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滿足“壹府兩縣”格局的紹興，才會稱“杭州劉學官”為“前邊劉學官”。
既是紹興人，又集畫家、戲劇家和幕客為壹體，明朝時哪位紹興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
最終種種線索集中於壹人，此人便是明朝紹興大名士徐渭。
2000年10月，吳敢教授在第四屆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長篇論文《20世紀〈金瓶梅〉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中說：“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證》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邏輯最為嚴謹、推論最為精微、行文最為典訓、結構最為周到的壹種。”
蘭陵笑笑生與王世貞有深仇大恨
無論是《金瓶梅詞話》，還是《繡像金瓶梅》，均可以發現其中有大量影射王世貞（1526-1590年）乃至太倉王世貞家族的內容，態度甚不友好。
壹，兩個版本第十七、十八回，均出現了倒黴的兵部尚書王黼，因為保衛京師不力，致使敵軍深入，被言官彈劾，五月下獄，被皇帝親自判決秋後斬首。王世貞的父親王忬(1507-1560年)恰好就是這樣死的，死後也恰好被追封為兵部尚書。王世貞和親友，極其忌諱此事。
二，兩個版本第六十五回歡迎六黃太尉的山東官僚行列中，出現了兩個例外人物，他倆既不是北宋晚期的真實人物，也不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間進士。壹個是“右布政陳四箴”，現據考證是影射萬歷十七年冒死上諫的大理寺官員雒於仁。壹個是“青州王士奇”，現據考證是影射青州兵備副使王世貞和他的長子王士騏。同時出現的黃甲、淩雲翼、狄斯彬同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癸卯科江南省試舉人，王世貞恰恰在這壹科。而王世貞和淩雲翼、狄斯彬、曹禾、黃元白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
三，兩個版本中西門慶的官商事業繼承人張二官名叫“張懋德”，王世貞的弟弟王二官名叫“王世懋”。如果是王世貞或者門客這樣寫《金瓶梅》，情何以堪？
四，《繡像金瓶梅》敵視王世貞，進壹步升級。第壹回中應伯爵說“如今年時，只好敘些財勢，那裏好敘齒”，明顯影射李攀龍、王世貞因為少年顯貴而排斥老詩人謝榛的醜行。
五，《繡像金瓶梅》第三十回回目“蔡太師擅恩錫爵”，明顯犯了“王錫爵”（1534-1614年)的名字。王錫爵是太倉王氏的領袖，幫助王世貞升官，幫助王忬封贈。在《繡像本》看來，這都是“蔡太師擅恩”。
六，《繡像金瓶梅》第七十二回王招宣府上“世忠堂”有對聯“喬木風霜古”，這句詩本來是楊士奇的，後來被王世貞抄襲過。書中把這句詩掛在臭名昭著的王招宣府，諷刺可謂毒辣。王招宣府只有王三官，那王大官和王二官哪裏去了？
七，《繡像金瓶梅》第九十三回敗家子“陳敬濟”當了道士，取名“陳宗美”，成了孌童。王世芳(1503-1563年)，字濟美，王世貞堂兄。王世懋(1536-1588年)，字敬美。王世貞，自己字元美。如果是王世貞或者門客這樣寫《金瓶梅》，情何以堪？
可知作者蘭陵笑笑生既是嚴嵩的仇家，又是王世貞的仇家。二者交集，現有作者嫌疑人中唯有徐渭符合這壹條件。 究竟誰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書上所署筆名“蘭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人士？這個中國文學史和金學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四百多年來壹直困擾著專家學者和讀者。2008年11月浙江學者陳明達推出長篇論文《（金瓶梅）作者蔡榮名考》，論文中解釋《金瓶梅》作者為明朝黃巖人氏蔡榮名。
蔡榮名（1559--？）字去疾，別字簸凡，明黃巖人。出身書香門第，習研古詩文。曾祖父蔡余慶，進士出身，曾任汀州知府。祖父蔡紹科，舉人，曾任大理知府。叔父蔡宗明，進士出身，官至禮部郎中。蔡榮名少小聰慧異常，17歲時考中頭名秀才。但他我行我素，偏激狂傲，不耐繁文縟節，多次赴省試均未中舉。於是就縱情詩酒，醉中成詩。著有《太極註》、《芙蓉亭詩鈔》。蔡榮名於24歲北上拜謁王世貞，深受賞識，延為上賓。留住在府。陳明達從八個方面考證：1，書中大量獨特的黃巖方言證實只有黃巖人才能寫得出來。2，蔡榮名的出身、經歷和秉性符合寫作《金瓶梅》的身份；《芙蓉亭詩鈔》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證據。3，王世貞鼎力相助蔡榮名完成寫作《金瓶梅》。王世貞詩“袖攜天臺石，吐作弇山雲”。“兩年兩扣先生門，沾沾所見愜所聞”及蔡榮名《弇山行》證實，《金瓶梅》初稿是蔡榮名的，也是蔡榮名在弇山園兩年最後定稿的。4，王世貞“袖攜天臺石”；欣欣子序“吾友笑笑生為此，爰馨平日所蘊者，著斯傳”；《金瓶梅》36回955頁：蔡狀元道：“學生蔡蘊，賤號壹泉，”“泉”，水源也，黃巖話“水、書”同音，均念“xu”。意思就是蔡蘊書源也。三者均指《金瓶梅》書稿出處，證實笑笑生就是蔡榮名。5.“蘭陵笑笑生”出自王世貞詩“吾憐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中的“陶陶酒人”，蘭陵指代酒。“欣欣子”的“欣欣”出自王世貞詩“沾沾所見愜所聞”中的“沾沾”；6，欣欣子書於明賢裏之軒”。“欣欣”的第二個含義是“欣欣向榮”，所以，整個署名隱含“榮名閑裏書之於軒”。7，《金瓶梅》跋中的“鉅公”指張居正。王世貞與張居正是同年，要影射張居正，必須讓作者隱姓埋名，所以托名“蘭陵笑笑生”。8，歷來許多學者不解的疑惑在蔡榮名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如“三七”、“鳳城”、“芙蓉亭”等的出處。 此說見《金瓶梅》滿文譯本序。該書卷首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谷旦序：“此書乃明朝閑散儒生盧楠斥嚴嵩、嚴世蕃父子所著之說，不知確否？”
盧楠，明代文學家，字少楩，大名浚縣人。太學生，明末廣五子之壹，著有《蠛蠓集》等。他是王世貞的高足，富有才華，極為熟悉浚縣、臨清壹帶的社會風情、市民生活，具有創作《金瓶梅》的條件。王汝梅教授在《談滿文本金瓶梅序》壹文中，申述了盧楠說，然無確證。 馮夢龍（公元1574—1646年），明代著名通俗文學家。字猶龍，別號茂苑野史、龍子猶、顧曲散人、姑蘇詞奴、詹詹外史、平平閣主人、墨憨齋主人等等，長州（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崇禎中，由貢生授福建壽寧知縣。清兵渡江時，參加過抗清鬥爭。受李贄為代表的晚明進步文學思潮影響頗大，重視小說、戲曲和通俗文學。編纂話本小說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民歌集——《桂枝兒》、《山歌》；筆記——《古今談概》、《情史》；改寫小說——《平妖傳》、《新列國誌》；散曲集《太霞新奏》；戲曲《墨憨齋定本傳奇》等。馮夢龍是晚明壹位極為活躍而多才、多藝、多產的作家。《蘇州府誌》卷八十壹《人物誌》中曾稱贊他“才情跌宕，詩文麗藻，尤明經學”。他幼年家貧，讀書用功，對文、史、哲深有研究。曾在私塾裏教過書，講解《春秋》，所以後來能寫出《春秋衡庫》。中年時期，靠賣文為生，曾給蘇州的書社（店）編寫過大量的書稿、書籍。據《太霞新奏》中的有關記載和散曲，我們知道他青年時期曾經熱戀過壹位叫侯慧卿的著名歌妓。後來侯慧卿嫁了人，使他大失所望，遂絕跡青樓，結束了放浪的生活。可見馮夢龍曾經在壹段不短的時間裏放浪於青樓。由於他在青樓歌場、茶坊酒肆活動，使他對市民的社會生活十分了解，也使得他有機會觀察和分析那些沈淪於社會底層的女性們的生活和心態。他做官是在56歲的晚年。
臺灣師範大學教授魏子雲認為《金瓶梅詞話》中的《祭頭巾文》壹文，在馮夢龍所編寫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的“凡例”中，有“金陵遊客”馮夢龍寫《頭巾賦》的記錄，所以，《開卷壹笑》和馮夢龍的《古今談概》、《古今笑林》、《智囊補》等著作後，認為文句“不惟有其語態雷同處，且有引言慣用語”，可以“肯定《金瓶梅詞話》是馮夢龍參與的改寫本，連‘欣欣子’與‘東吳弄珠客’都是馮夢龍的化名”。陳昌恒先生則從考索馮夢龍的名號入手，得出“東吳弄珠客”、“蘭陵笑笑生”、“欣欣子”等都是馮夢龍的化名。它三篇序跋，署名、尾語不同，但實為壹文，倘排比研究，則構成壹篇完整的《金瓶梅》研究論文。同時具體論證了馮氏創作《金瓶梅》的三個階段。另有些學者指出，“崇禎本”《金瓶梅》詞話亦宜出自馮夢龍之手。在《金瓶梅》的早期傳播和成書過程的研究中，馮夢龍的特殊作用，應值得註意。
專家們認為《金瓶梅》不壹定是世代累積型的壹種集體創作，但並不否定曾經有人系統整理或最後修定，而且這個最後修定，也難以確定是壹次或多次，多次是指在壹次初步完成後，又經同時或不同時代的人對作品進行較大的或最後的修定、寫定。同時要解開《金瓶梅》作者之謎，還必須從三個框框裏跳出來：第壹，“嘉靖間”，第二，“山東人”，第三，“大名士”。才能比較科學地去探討，而現存萬歷本，即丁巳年（公元1617年）刻本，應是初刻本，初刻即是新刻，也即是首刻，這與馮夢龍關系極大，最後修定者或寫定的非他莫屬。 此外還有李先芳說、沈德符說、馮維敏說、謝榛說、臧晉叔說、金聖嘆說、田藝蘅說、王采說、唐寅說、李攀龍說、蕭鳴鳳說、胡忠說、劉修亭說、李卓吾說、湯顯祖說、陶望齡說、丁耀亢說、丘誌充說、袁宏道兄弟說等，不壹而足。
還有更早壹些的“紹興老儒”、“金吾戚裏門客”、“某孝廉”等。據統計，這個名單截止到2013年已有60余眾之多了。但這絕不是最後的數字，說不定哪壹天，這個名單就要上升到三位數了。
除此之外，還有“世界累積”型的“集體創作”說。而丁朗先生則認為，《金瓶梅》的原著作權，並不屬於“蘭陵笑笑生”。所謂“蘭陵笑笑生”基本上是壹個冒名頂替、欺世盜名的人物。他有可能是現存《金瓶梅詞話》第五十三和五十四這兩回的修改者。更大的可能是，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麽壹個人，純粹是炮制序文的那位夫子為了滿足出版商的需要，心血來潮，隨手杜撰出來的壹位“烏有先生”、“子虛真人”。丁朗先生主張“掛壹張尋人畫像在北京街頭”，他給這位作者花了壹幅肖像，認為他應具有這樣壹些特點：壹、他長期生活於北京東部城區。二、他經常出入於“本司三院”之類的地方。三、他對武官生活的了解超過了他對文官生活的了解；他對京城知識的了解超過了對外地知識的了解；他對實際生活知識的了解超過了他對書本知識的了解；而他的書本知識（包括歷史、地理知識等等）又主要來源於宋元活本和各種戲曲的戲文之中。四、他幾乎沒有什麽詩才，甚至不大懂得詩詞格律，而對流行歌曲及民間小調的愛好，非同壹般。五、他與曲藝界關系密切。六、他同嘉靖朝失勢壹派的太監們觀念壹致，愛其所愛，惡其所惡。而且他本人極可能是個性無能者和性變態者。七、他同明嘉靖丁未科的某些進士有交往，同時可能與嘉靖皇帝有深仇大恨。（見丁朗著《金瓶梅與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盡管《金瓶梅》作者候選人名單越來越長，而且如黃霖關於屠隆說，蔔鍵關於李開先說，魯歌、馬征關於王稚登說，許建平、霍現俊關於王世貞說，潘承玉關於徐渭說等，在當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並稱五大說，但平心而論，尚沒有壹說為學術界所普遍認同，同時以上所有說法均無直接證據證明蘭陵笑笑生的籍貫與姓名。四百多年以來，學者們為了解開這個謎，作了多少深文周納的辨析、研究，至今仍是聚訟紛紜，莫衷壹是。因此，周續賡副教授曾幽默地說，除非哪壹天地下出土了什麽有關文物，否則這場爭論便永遠不會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