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社會情況和文學氛圍
文學理論家劉勰和文學理論巨著《文心雕龍》的出現，是有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有兩個高峰：漢代和唐代。魏晉南北朝正處在這兩高峰之間。經過三國鼎立，西晉王朝的建立，曾實現短暫的統壹。但晉武帝司馬炎死後，爆發了“八王之亂”，北方各族在混戰中先後建立20多個政權。317年，司馬睿在南方建立了偏安的東晉王朝。420年，劉裕代東晉建立了宋王朝。世稱“劉宋”。南朝宋、齊、梁、陳四代都繼續維持著這種偏安的局面。南方經濟得到壹些發展，農業、手工業、商業也較前繁榮。在這種情況下，思想界、文學界曾壹度比較活躍。特別是東漢末佛教、佛學傳入中國。這壹時期，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提倡，佛學已經取得了和儒學分庭抗禮的地位。當時，儒學、道學(玄學)、佛學展開了思想鬥爭，其他各家學說也紛紛爭鳴。這種思想暫時解放的趨勢，有助於文學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創作，曾出現三個高峰：“建安文學”，“正始文學”，“太康文學”。其中以“建安文學”的成就最為卓著。在東漢末獻帝建安年間(196—220)及其前後，作家們親身經歷了大動亂中的危難生活，親眼看到人民顛沛流離、死亡枕藉的悲慘景象，內心有了深切的感受。他們繼承了 《詩經》、《楚辭》、漢樂府民歌的優良傳統，並大膽創新，以激昂慷慨的感情，悲壯豪爽的氣勢，鮮明有力的筆觸，反映了比較廣闊的社會現實。“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楨)，是這個時期作家的代表。其中以 “三曹”和王粲的文學貢獻較大。
在建安時期，漢以來的五言詩開始奠定了基礎。作家們寫出了比較格律化的五言典範作品，如：曹操的《蒿裏行》、《苦寒行》、《薤露行》，曹植的《白馬篇》、《美女篇》、《名都篇》、《贈白馬王彪》，王粲的《七哀詩》等。完整的七言詩也開始產生，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的最古最完整的七言歌行。建安文壇還出現了壹些意深辭切的抒情小賦和質文並茂的書信體散文，如曹植的《洛神賦》，王粲的《登樓賦》;曹丕的《與吳質書》，曹植的《與吳季重書》等。
魏國正始年間(240—249)及其前後，文學界受老莊思想影響，不少作家崇尚自然，否定禮法，和當時司馬氏的暴虐行為相對抗。“正始文學”的代表作家是嵇康和阮籍。他們憤世嫉俗，文筆辛辣。嵇康創作了情誌峻切的《幽憤詩》，也寫了許多格調激昂的散文，如《與山巨源絕交書》、《聲無哀樂論》、《難自然好學論》、《太師箴》等。魯迅對嵇康曾評之為“思想新穎”。阮籍創作了著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還寫了諷刺散文《大人先生傳》。
西晉武帝太康年間(280—289)及其前後，作家輩出，有所謂“二陸”(陸機、陸雲)、“三張”(張載、張協、張亢)、“兩潘” (潘嶽、潘尼)、“壹左” (左思)之稱。其中最優秀的作品有左思的《詠史詩》八首、《三都賦》，潘嶽的《悼亡詩》三首，張協的《雜詩》十首，陸機的《赴洛道中作》二首、《猛虎行》等。其中以左思《詠史詩》最好，它標誌著這個時期文學最高成就。
東晉和南朝的文學也曾壹度繁榮。陶淵明寫了許多優秀的詩歌和散文，如《歸園田居》、《讀山海經》、《飲酒》、《詠荊軻》、《桃花源記》、《歸去來辭》等。謝靈運、謝朓的山水詩，開壹代詩風。鮑照的《行路難》十八首，江淹的《別賦》、《恨賦》，也都是比較具有特色的作品。齊永明年間，周颙發現漢字“四聲”，詩人沈約把四聲運用到詩的格律音韻上，創“八病”說，認為詩歌必須避免這八種音律上的毛病。沈約和謝朓等人創作了“永明體”的新體詩，開唐代格律詩的先河。
魏、晉、南北朝時期被稱為文學從經學、史學、哲學中分離出來的自覺時代。在文學創作發展的同時，也曾出現錯誤的文學傾向和形式主義文風。這是中國古代文學運動中的壹股逆流。當時思想界崇尚清談，宣揚老莊。魏國正始以來，玄學家何晏就寫了壹些談玄的詩歌。到了東晉，作家孫綽、袁宏、桓偉、庾友等，大寫玄言詩，把詩歌當作闡明玄理、宣揚唯心主義哲學的工具。正像鐘嶸在《詩品序》中指出的，這些玄言詩，“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從西晉末到東晉，這種令人頭痛的玄言詩流行了壹百年。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發展到東晉和齊梁，形式主義文風日益嚴重。主要表現在：壹是講究華麗，追求浮艷;壹是堆砌典故，作品如同書抄。兩者都是不顧內容，只求形式。結果也就使作品喪失了生命力。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有著開拓性發展。曹丕的《典論論文》論證了文學的社會作用，作家氣質和文學風格，文學批評的態度，“建安七子”的長處和不足。陸機的《文賦》，簡要地闡述了文學和生活的關系，文學的構思，文學的風格，文體的特點等文學基本問題。同時，也提出了需要防止的五種常見毛病。這時期還有壹些文學理論著作，如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摯虞的《文章流別論》等。還出現了選家。如肖統的《文選》。當時，詩歌創作蔚為風氣。鐘嶸在他的《詩品序》中指出，有的人“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就醉心作詩。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而評論詩歌的人“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唐人劉知幾在《史通自序》中也說這時的所謂文學批評：“家有詆訶，人相掎摭。”實際漫無標的。像《典論論文》、《文賦》等著作是有見地的。劉勰對他們的著作也不滿意。他認為“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泛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特別是對他們 “不述先哲之誥”，認為 “無益後生之慮”。(《序誌篇》)在劉勰看來，當時已是“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誌》)他是頗為憂心的。文學創作的現狀，急需文學理論予以正確的評價和總結。文學創作中的錯誤傾向和形式主義也急需糾正。
在這樣的社會形勢和文學創作、文學理論的氛圍中，劉勰的文學理論巨著《文心雕龍》出現了，它是集大成的、體系性的，具有明顯的戰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