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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中國人留學法國與法國人在中國辦學堂?

除隨耶穌會士赴法學習大主教和個別被派出國求學的少數人外,最早壹批留學法國的中國人,當是光緒三年(1877年)由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公元1820~1879年)派去的福建船政學堂的學生。1876年,沈葆楨獲準選派學生26名、藝徒4名赴法學習船舶制造及駕駛技術。第二年,學生們在法國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帶領下成行,日意格任洋監督,福州船政局總考工李鳳苞任中方監督。這是中國官費生成批留法的開始。

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著名語言學家馬建忠,年青時即開始研究西學,光緒二年(1876年)被派往法國留學兼任清朝駐法公使郭嵩燾的翻譯。他在巴黎大學學習法律,1879年獲博士學位後歸國,隨李鴻章辦洋務。他主張發展新式工業和學校。發展對外貿易,爭回關稅自主權;認為對外通商是“求富之源”。其參照西方語法著成的《馬氏文通》是中國第壹部系統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原名《文通》(文:文字語言;通:通則、通例。文通即語法),出版時馬建忠已辭世,為紀念其著述的功績,也為了區別於其他同類著作,故在原書名前加上了作者姓氏。

辛亥革命後,留法學生逐漸增多。1912年,李石曾等發起組織留法儉學會,並設立留法預備學校。1912年至1913年間,留法儉學會***派遣4批150多人到法國,後因歐戰而終止。1915年,蔡元培(公元1868~1940年)、吳玉章(公元1878~1966年)等組織勤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為目的,號召有誌青年去法國半工半讀。

第壹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國內掀起了留法勤工儉學的高潮。1919年至1921年間,在中法兩國知名人士***同發起的華法教育會的組織下,先後有1600多名中國學子赴法求學。其中不少人後來都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中國***產黨的領導人物,如湖南的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富春、徐特立、羅學瓚李維漢、何長工、肖三;四川的趙世炎。陳毅、鄧小平、聶榮臻;貴州的王若飛等。

華法教育會發起於巴黎,並在中國上海、廣州設立分會,由蔡元培任會長,發起之日,蔡元培發表題為《華法教育會之意趣》的講話,他說:“現今世界各國之教育,能完全脫離君政及教會障礙者,以法國為最……法國自革命時代,既根本自由平等博愛三大義,以為道德教育之中心點,至於今日益擴張之範圍……法國科學之發達,不獨在科學固有之領域,乃又奪哲學之席,而有所謂科學的哲學。法國美術之發達,即在巴黎壹市,觀其博物院之宏富,劇院與音樂會之昌盛,美術家之繁多,已足證明之而有余。至中國古代之教育,禮樂並重,亦有兼用科學與美術之意義。”在談到中國人為什麽要留學法國並引進法國文化時,蔡元培在1916年3月29日華法教育會發起會上作了這樣的解釋:“法國文化有特宜於我國計五:壹日道德之觀念,二日文學藝術之臭味(xùiwèi,氣味),三日自由之精神,四日習慣之類似,五日儉學之機會。”

通過興辦教育傳播福音,是19世紀西方傳教士普遍采用的傳播方式。傳教士或其他外國僑民所辦的學校,是晚清中國新式學校的壹類,新式學校比較集中地體現了西方近代科學和文化精神,體現了西方的教育風格。它們在中國的出現和存在,成了西學傳播的重要渠道。壹批又壹批的學生進入這樣的學校接受西學熏陶,然後又帶著西學分散到各地去。

從19世紀中葉起,法國大主教也積極在中國辦學,其中在上海創辦的學校就有:1849年創辦的徐匯公學(後改為徐匯中學)、1851年創辦的石室小學(初為讀經班)、1852年創辦的仿德小學(後改為董家渡路第二小學)、1853年創辦的明德小學(後改為上海市蓬萊中學)1855年創辦的徐匯女校(後改為上海市第四中學)和經言小學1874年設立的聖芳濟學校(後改為聖芳濟中學)1886年設立的中法學校(後改為光明中學)、1894年設立的善導學堂(後改為善導中學)等。

1903年,震旦大學院在上海成立,這是法國天主教會在中國創辦的教會大學。震旦大學第壹任校長馬相伯(公元1840~1939年),少年時曾在上海徐匯公學學習拉丁文和法文。1870年得神學博士學位,經教會授職為神甫,成為耶穌會教士。1872年任上海徐匯公學校長。1905年,因不滿於震旦大學天主教當局的考核,又與嚴復、袁希濤等在上海創辦復旦公學(即後來的復旦大學)。

1920年,中法大學在北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任第壹任校長。經過若幹年的經營發展,大學逐步成立了以法國學者命名的四個學院,即:拉馬克(Jear~Baptiste Lamarck)學院,講授生物學科;居裏(curie)學院,講授理化科;孔德(AugllsteComte)學院,講授哲學科;伏爾泰學院,講授文科。1921年,在中法兩國人士的***同努力.下,中法大學又在法國裏昂成立了海外部,所接受的多是北京中法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的優秀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