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話語裏會帶有壹種特別的“親切感”，然而，這種親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話語體系中，對於江西的歷史與現狀，很多人並不十分了解，禪宗曾把湖南與江西合稱作“江湖”。江西與湖南，這對地理形態上“對稱”的“鄰居”，在漫長的歷史時空裏，時而競爭，時而合作，關系曖昧而微妙，而歷史上的數次移民，也在不斷改變著兩省的對比平衡，並進壹步影響著它們在歷史上的命運。
大洋洲的考古發掘，讓江西壹躍成為青銅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時間軸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沒停過
從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經歷了漫長的時間軸，並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間，祖上從山東遷到江西廬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臨著壹個最基本的問題，那就是生計。山東曾氏後人曾輝四傳孫曾孟魯（武城曾氏42派），出外謀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將全家從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豐）遷湖南茶陵西陽鄉（綦溪）。類似曾氏的這種因為生計問題的自主遷徙，在歷史上很常見。
南宋時期，因為戰亂，大量北人南遷，本來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開始變得擁擠起來，移民因此達到了壹個高潮，歷史學家曹樹基對湘北的嶽陽、平江、南縣三縣的238個氏族的原籍地進行統計，在南宋時遷入的氏族有31個，多於洪武年間的26個。而在湘南，這種情況更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遷入的江西人，遠比洪武年間遷入的多。不過長沙、常德、益陽和瀏陽、醴陵等地，卻是在洪武年間遷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間，從江西遷入的氏族達到146個，而南宋時只有9個。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漢族群體。
與曾氏不同，據羅氏族譜記載，羅氏家族遷入湖南的主要時間集中在元末明初，這是第二次兩省間遷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與戰後湖南江西兩省的經濟情況密切相關，並非是江西人對湖南有什麽特別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實在已經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歷史學家譚其驤的說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幾純為經濟”。是江西人口與地矛盾加劇，向湖南的自然轉移。
根據人口學家馬爾薩斯的觀點，人類的繁殖呈幾何級數，而人類的生產僅呈算術級數增長，人口的幾何級數增長必定超過生產的算術級數增長。也就是說，糧食的增長速度，遠遠跟不上人口的增速。當然，馬爾薩斯的觀點在現代社會顯得有點過時，當今的技術進步也已經進入幾何級數增長，但在傳統的農耕社會，這條論斷幾乎可以成為鐵律。歷史上，人口快速增長導致的糧食不足問題，屢屢成為農民起義的導火索，危及乃至傾覆王朝統治。
“馬太效應”是人口發展的自然規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會有更多的人往那裏聚集，最後的結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負，糧食供應不足。在這樣的情況下，由官府主導移民，是有先見之明的舉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過4600萬，而湖南已有6800萬人，數量遠超當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經歷了壹次反轉。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兩千多萬已經翻番，當時的江西為什麽只能容納這麽點人口？其實正是糧食產量決定了人口的極限值，幾千年來，中國的農耕技術壹直徘徊不前，作物種類增加緩慢，而最終能夠助推人口闖關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產作物都還沒有進入普及，兩千萬人，已經超過江西有限的土地資源能夠養活人口的極限了。
沒有足夠的糧食，再說什麽“存天理，滅人欲”都沒意義了。
江西的開發，始於東晉南渡，晚於江浙地區，卻遠遠早於湖南。北宋時，江西人口曾經居於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國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財富戶口殷盛。那時，湖南之於江西，是壹片地廣人稀的荒蕪之地。
明朝的移民，與歷朝歷代有所區別，它是非戰爭時期政府主導的移民，歷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亂”、“安史之亂”以及元末農民起義，多是在北方發生戰亂情況下，民眾被迫南遷。洪武大移民，始於政府主動調控，是壹場基於資源與人口嚴重不協調背景下的戰略規劃，然而，移民帶來的離鄉之痛，成為幾代人無法忘卻的記憶。
牌匾往往反映了壹個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後面的巷子極窄，稍微胖點就有點騰挪不開。
[空間裏的移民]
江西與湖南的地理對稱性
江西與湖南，地理上同屬於“江南丘陵地區”。兩者之間，有壹種地理上奇特的“對稱性”。
兩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陽湖，它們包攬了中國淡水湖面積的前兩名。從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環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為東西南部三面環山,中部丘陵起伏，壹個整體向鄱陽湖傾斜而往北開口的巨大盆地，兩省不僅緯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類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臨近長江與鄱陽湖的位置有廬山，壹峰突起，而湖南同樣位置的嶽陽則沒有這樣的高山。
湖南簡稱“湘”，江西簡稱“贛”，都是以省內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類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線。在湖南，洞庭湖水系匯集了湘資沅澧四水及汨羅江，在江西，鄱陽湖水系收納了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水五大河流，且兩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贛江與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兩省的經濟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兩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類繁衍生息的主要選擇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贛州盆地。從贛江流域遷徙而來的江西移民，主要遷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過這次河流換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經過的盆地，有衡陽盆地、長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瀏陽盆地，這些盆地，成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腳點。而規模龐大、土地豐富的大湖平原更是農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國，歷史上的鄱陽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區域，這也是壹種對於過去生產生活習慣的延續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為移民提供了壹個很好的適應性。緯度相同則氣候相近，種植的農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適應新的環境，這幾乎是壹場完美的“生活復刻”。
兩個空間之間，是橫亙於湘贛邊境的幕阜山脈與羅霄山脈，湘東和贛西之間雖然有幕阜山、連雲山、九嶺山、武功山、萬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間谷地卻有四條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瀏陽，廬陵（吉安）—攸縣，袁州（宜春）—醴陵，從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蘇、浙、皖、閩人沿著孔道進入湖南。或停留在湘東，或者壹路向西，進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區。這些遷入遷出地之間，在地理也呈現出壹種“對稱性”
盡管有如此多的對稱性，江西與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著明顯差異感，最明顯的應為氣候，雖然是同壹緯度，因為地貌上的細節差異，氣候因此也變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別山脈，可以阻擋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廣東的南嶺山脈，地勢相對較低，暖濕氣流更易進入，湖南則恰好相反，北部無高山，寒流侵襲可直入，南部南嶺山脈群峰高聳，寒流阻滯不前，暖濕氣流難以進入，因此，江西氣候整體要比湖南溫和，贛南地區甚至可以種植熱帶水果，而湖南南部，則很難見到熱帶作物。寒流來時，湖南遭受災害則更為嚴重。
從江西到湖南，從壹個流域到另壹個流域，也許不變的是傳統中國人對人居地理的理性選擇。
白鷺洲書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於前。
科舉，是古代江西人引以為榮的家族大事。
書院的景賢祠裏擠滿了理學大師的雕像。
[標本化的移民]
吉安為湖南人的重要遷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說自己從廬陵來，廬陵是哪裏？其實就是現在的吉安，西漢時屬豫章郡。
湘東壹帶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譜記載本氏族遷自江西廬陵，即使排除掉少量偽造附會的，吉安也足以成為壹個可以確信的移民遷出地。吉安也是山東曾氏王莽之亂後落腳的地方，這裏有數座曾氏宗祠。我們驅車來到吉安縣壹個叫三山崗村的地方，這裏不僅有曾氏、羅氏兩家的宗祠，還有兩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羅兩姓在此繁衍、聯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樹立著兩塊碑，記載著族人引以為傲的科舉榮耀。曾羅兩氏，歷來重視文化傳承，祠堂旁的嘯崗書院即為族人所建。
據住在祠堂旁老宅裏的曾氏後人曾憲中所述，他們自山東遷來後，最早的落腳地在永豐，然後開枝散葉才到了這裏，其間遷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數，曾國藩的那壹支，就是從永豐遷出。這壹點，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譜》中得到證實。
作為曾經的名門望族，曾氏族譜的可靠度要高於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確定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遷入地。江西濃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遷徙的過程中，正是因為宗族凝聚的作用，沒有造成整體的離散，族人的文化傳統因此得以保留延續，這壹點，於曾氏壹族尤為明顯。
湖南羅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號，豫章羅氏發源於南昌，吉安的羅姓也基本來自於南昌壹帶。吉安地區羅氏追溯源流時僅斷自唐吉安刺史羅崱，並明確其先祖來自浙江錢塘。後羅崱後裔嚴遵祖訓，亦斷自羅崱。但宋代舉人羅紼的女婿、著名詩人楊萬裏在《四庫全書》中留下《誠齋文集》，並斷言：“羅氏，皆豫章別也。其在於晉，君章（註：羅含字君章）以文鳴降；及五季，則有江東公（羅隱號“江東生”），今廬陵之羅，其後也。”明確廬陵（吉安）羅氏是豫章羅氏的壹個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經的故鄉，又是怎樣的壹個地方？
其實吉安離湖南很近，與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間僅羅霄山脈相隔，壹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流域，分省時按山川形便原則，羅霄山脈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邊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經的故鄉，是壹座怎樣的城？
我們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這座城市的“清新”，這裏的綠化實在是美得讓人感到“治愈”，濃密的森林幾乎將城市包圍，而探訪中發現吉安深厚的歷史文化，從青銅器時代的輝煌到儒學的昌盛、禪宗廣布，吉安名人輩出，文化積澱豐厚且景色宜人，無愧於歷史上“江南望郡”的稱號，故鄉如此之美好，讓我們深感寬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類植物生長茂盛。
古樟樹是陂下古村的風水樹，在村中備受尊崇。作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組成元素，古樹有著蔭蔽保佑的象征意義。
[古村落裏見“江湖”] 江西更純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問，江西與湖南在氣質上有什麽不同，我會這樣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這種“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樹、古樓、古墓諸多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在某些場景中，我們甚至會有壹種“身在古代”的奇妙體驗。
此次，我們選擇了吉安市青原區富田鎮的陂下古村作為探訪地。青原區以青原山命名，同樣以青原命名的還有著名的禪宗壹代宗師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開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禪宗祖庭之地。
進入陂下古村，富水河邊路邊有成排的古樟樹，作為江西常見的風水樹種，這些樟樹的樹齡多在800~900年間，成片的風水樹組成了風水林，這體現了古代江西人對人居的理想追求，人們之所以栽種風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場所。理想的地方必須符合“藏風”、“得水”、“乘生氣”幾個要求，除了形局佳、氣場好，還要山清水秀、環境宜人，而栽種樹木就是改善環境的壹個極好的辦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樹名木隨處可見，雖然它們不能用語言為我們講述歷史，卻可以通過它們得知近千年來的區域氣象變遷。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於江西，不僅數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變，不再是最初的模樣。江西的古村，則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時的格局，我們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現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數量極為龐大，村子入口處就是著名的敦仁堂，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發現的最大祠堂，祠堂門口是“朝天門”牌坊，氣勢凜然，它由江西特產紅砂巖修築而成，這種石頭有著天然的赭紅色，色彩鮮艷卻不會顯得俗氣。
牌坊寶頂上站了壹個小人，為“魁星點鬥”，也是基於對科舉的壹種崇拜。
受歷史上理學氛圍濃厚的熏陶，江西人極重名節，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體現出來，幾乎每家每戶門頭上都有壹個字匾，這很像是我們如今在互聯網社交軟件上的個性簽名，它彰顯出每戶人家對於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內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國名宗”，想說的是胡氏景星公壹脈精英輩出，已成國之棟梁。“南極星輝”是為男人祝壽之意，還有比較生活化的“萬紫千紅”、“煥然壹新”、“庭園秀色”、“春暖”、“芝蘭其室”，吉祥語類的“常青”、“旭日東升”、“前程似錦”、“彩鳳呈祥”，玄幻仙境風格的“紫氣東來”、“華光普照”、“光射鬥牛之墟”；充滿理想主義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後”、“運啟文明”、“維新標賢”、“德令昭光”，有點自我吹噓感的是“風華正茂”，還有壹處大戶人家，字匾上寫的是“率真”，可見是壹家性情中人。還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報體寫著“曙光”，大概和“旭日東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壹處寫著“敦倫”的民居，如果不經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國首都“倫敦”，其實敦倫在古代是敦促人倫的意思。
北京大學建築與景觀設計學院院長俞孔堅曾說“中國建築是內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築眾多，巷道皆為封閉式，只留四門進出，無數個內向的院落建築組成了壹個“整體內向”的建築群，這也正是我們民族性格在建築上的體現。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並沿用古代形制，這種體系集聚積、沈澱、凈化、排泄四大功能於壹體，被稱作“五水朝東”，每幾戶人家***有壹個水池，不同的水池有著不同的功用，數座水池之間有明渠連接，形成壹個完整的給排水體系，古代村落規劃之完善令人驚嘆。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間的兩棵巨大的連理古樟樹之下，墓建築得古樸精致，與自然、民居融為壹體，壹點都不顯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輿名家輩出，江西人對於風水的重視，隨著移民的大潮，被帶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則在建築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響，又融入了更多的外來因素，因此顯得更為多元化。
富田鎮也是壹處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鄉就在距離陂下古村不遠的山野間。
我們特地驅車前往拜謁，此處山水極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橋，石獸石馬石翁仲隱沒在草叢中，千古名臣，長眠於故鄉的山水間，時光流轉，唯有浩氣長存。讀書，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這樣的生命歷程，傳統知識分子在此曾經歷過壹個真正的黃金時代。
位於鄱陽湖邊的瓦屑壩，是壹個被符號化的移民聖地，站在遺址前，仿佛還能感受到當年的移民場景。
“移民聖地”瓦屑壩：南方版的大槐樹
北人南遷，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來源。
湖南省博物館收藏有壹塊王趯（yuè）墓誌，清晰記載了兩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從北方遷徙而來的歷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來自北方，五代以後，則多來自江西。那些記載著遷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後卻是壹段篳路藍縷，翻山越嶺，歷盡艱辛的歷程。然而族譜並不能成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觀或客觀的因素讓它變得並不是那麽可信，除了遷徙本身可以確定，其他的各種細節，都早已迷失在歷史的煙雲裏，或成為壹種記憶符號，在世間流傳。
被符號化的移民出發地
江西的地圖上已經沒有瓦屑壩村這個地名，當地人帶我們來到壹個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這裏屬於蓮湖鄉，村裏處處都是瓦屑壩的痕跡，小學也叫瓦屑壩小學。“瓦屑壩移民先祖遺址碑”就在湖邊孤零零地立著，還有壹座後人修的牌坊，正中寫著“移民聖地瓦屑壩”。
瓦屑壩的名字來源很直觀，這是歷史上壹處重要的窯址，破碎的瓦屑堆積在這裏，因而得名瓦屑壩。其實江西移民的出發地遠不止瓦屑壩壹個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發點。瓦屑壩的意義在於它位於江西的中部，這裏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過水路經鄱陽湖進入長江水系，前往湖廣地區，移民數量的龐大造成了壹種類似山西洪洞“大槐樹”的符號記憶效應，以至於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會說自己來自於江西的瓦屑壩。
瓦屑壩並不在鄱陽縣城裏，它在湖邊。
開始的路很好走，湖區的杉樹筆直挺拔，壹路美景。快到瓦屑壩時，村裏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窪，我們艱難行進，路邊的村民友善地為我們指路，這裏的民風依然淳樸。到達瓦屑壩遺址時，我們的車已成泥車。遺址在湖邊壹處空闊處，之所以叫瓦屑壩，源於這裏曾經有壹道河壩，眼前是交錯的河汊，先民們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遠方。
岸邊草叢中有“庭璜公廟”，經詢問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壹座，經常有外地的胡姓前來訪祖，壹位胡姓村民告訴我們，來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較少。
瓦屑壩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與安徽
鄉關何處？也許壹代人清晰記得，後世的人的記憶則會日漸模糊，尤其是在經歷了數次的遷徙之後，最初的故鄉早已成為壹種符號化的記憶。正如傳說中的山西大槐樹，人雲亦雲的附會現象屢見不鮮。
山西大槐樹移民的虛構性已經被證實。
歷史學家趙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實的前提下，從墓碑與族譜中找到若幹條證據，證明與山西洪洞“大槐樹”相關聯的移民傳說，“和移民本身是兩個完全可以不相幹的獨立部分”，並且，“傳說的文本並不是在壹個時間裏形成的，它們經歷了壹個豐富、添加、黏附的過程”，也就是說，遍布華北大地的“大槐樹”移民傳說，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虛構的成分。
那號稱“南方版大槐樹”的瓦屑壩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嗎？
既是歷史學家，又是鄱陽縣本地人的曹樹基曾對此有過細致的考據。他通過大量族譜與《明實錄》的比較，證實江西北部的情況表明由大量族譜構建而成的地名誌，其內容可與《明實錄》相對應。這就意味著，根據族譜記載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統計的意義上，利用族譜構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據曹樹基考證，瓦屑壩的移民主要流向為湖北與安徽，流向湖南的並不算多，遷徙方式主要為官方組織，走鄱陽湖與長江的水路，然後再登陸分散。
瓦屑壩移民是史實，並不等於所有從江西遷出的人都來自瓦屑壩，其真實移民規模遠遠沒有傳說中那樣宏大。當人們已經無法準確考據到自己來自何方時，那些被傳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會成為壹種“***識”和“集體記憶”，記憶在口口相傳的時間長河裏被不斷加強，時至今日，已成為壹種符號化的存在。
這種對遷出地的***識，其實更多來源於移民的壹種“自我身份認同”，誰也不想說自己來自壹個別人從未聽過的地方吧。而從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無存，故鄉就是這樣日漸模糊起來。
我們在通往瓦屑壩移民先祖紀念遺址的路上，遇到開車經過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裏當過六年的支書。說起湖南移民，他搖頭說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時候江西人太多了，糧食不夠，容易造反啊。每個家族五抽三，三個抽兩個，必須走。據說那時候家裏兄弟五個，家族勢力也大了，難以管理。當時的目的就是壹是把政治搞穩，二是把經濟搞上去。
對於移民，他的解釋並不是很“學術”，卻更加樸素易懂。
瀟湘晨報記者 常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