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投身民族救亡運動以後所做令人敬仰的事

1948年6月間，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像大江東下壹樣，時時刻刻在貶值，買壹包紙煙要幾萬塊錢。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漲，但法幣貶值更快，物價漲得更快，原來生活比較優越的教授們，此時也和廣大人民壹樣難以生活下去。特別是家口眾多的人，生活更為困難。國民黨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別是高等學校知識分子，他們更是對這種情況忍受不下去。於是便耍了壹個手法，發了壹種配購證，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美援的面粉”。也正當這個時候，美國政府積極扶助日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發出誣蔑和侮辱的叫囂。壹面是廉價收買，壹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國人民。我們壹些人商量了壹下，要揭穿國民黨政府的陰謀，抗議美國政府的侮辱，發表壹個公開聲明。 聲明是這樣的： 為反對美國政府的扶日政策，為抗議上海美國總領事卡寶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的誣蔑和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壹切施舍物資，無論是購買的或給與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面粉，壹致退還購物證，特此聲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聲明寫好了，要征集簽名，也和往常壹樣，決定每人負責聯系若幹人，年紀大壹點的教授多半是歸我跑腿的。我拿著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當時，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東西，多吃壹點就要吐，且面龐瘦削，說話聲音低沈。他有許多孩子，日子過得比誰都困難。但他壹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遲疑地簽了名。他向來寫字是規規矩矩的。這次，他還是用顫動的手，壹筆不茍地簽上了他的名字。於此，也應該交代壹筆，1946年從昆明回到清華園以後，他的態度有了顯著的改變，不再沈默了。他反對內戰，討厭國民黨。對***產黨的看法也開始改變了，他曾在公開集會上朗誦解放區的詩歌，有時候還和學生們壹起化裝扭秧歌，弄得滿頭是汗。在反對美國反對國民黨的壹些宣言、通電、聲明等等的鬥爭中，我總是找他。他壹看見我，也就明白來意，“是簽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記憶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簽名的。也有不簽的時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氣大了壹些。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壹些教授，都是平時比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數簽了名，但也碰過釘子。有個教授只有三個孩子，但他的答復很乾脆：“不！我還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餓出來的，家裏人口多，要他養活。在昆明的後期，有人算過帳，我們這類人的薪水折合戰前的銀元僅約十幾元錢。 朱自清對政治是關心的，但不大發表意見，可說是溫文爾雅，沒有火氣。抗戰時期，消息被國民黨封鎖了，對於國民黨對日本帝國主義消極抗戰，對***產黨卻積極摩擦，掀起幾次反***高潮的真實情況，大後方的人們是不清楚的。他認為只要抵抗，生活過得苦壹些也應該，很少發牢騷。昆明的許多政治活動，他雖然同情，但很少參加。到了國民黨反動派暗殺了聞壹多，他感到極大憤慨。復員回到北平以後，又看到美帝國主義幫助國民黨發動內戰，大打特打，他的態度變了，在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除了很少幾次的例外，他參加到我們的行列裏來了。有幾件事值得提出，壹件是他對編纂《聞壹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壹多十幾年來的老友和同事，為了這部書，他花費了壹年的時間，搜集遺文，編綴校正。擬定了目錄……壹句話，沒有佩弦先生的努力，這集子是不可能編輯的。 在當時，編印壹多全集這壹舉動，就是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抗議和譴責。相反，和有些人相比，這些人曾經是壹多的同班或者舊時同學，有二三十年的交誼，但在壹多**後，卻從來沒有關心過這件事，也沒有寫壹篇紀念的文字。另壹件是他對青年學生的愛護。舉壹個例子，有壹回他系裏的兩個學生打架，壹個是民主青年同盟的，壹個是國民黨三青團的。打架的原因當然是政治性的，兩人都到老師面前告狀。 自清先生怕民青這位同學吃虧，背地裏勸他讓壹點。我在知道這件事情以後，便寫壹封信提出意見，請他要考慮政治上誰對誰不對，大概措辭的口氣尖銳了壹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裏來了，非常認真嚴肅地說明他的用意，春秋責備賢者，他說了進步的學生幾句，目的是為了保護他，免遭三青團的報復，同時，他也同意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事後我把這情況告訴了民青的同學，這個同學也很感動。他對國民黨特務統治的反對，雖然沒有大聲疾呼，卻也可以從我親身接觸的壹件事看出來。這時候，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挽救瀕於**亡的命運，加強了對高等學校的特務控制。為了抗議，我寫了壹篇學術論文《明初的學校》，說的是明初，罵的是國民黨反動派，送給學校刊物《清華學報》發表。學報的編輯有些是國民黨員，他們當然不肯發表，認為這不算學術性文章。我和自清先生談起，他也是學報的編輯委員，寫信給主編，極力主張發表，終於發表了這篇文章。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變化。 由於他被胃病長期折磨，身體過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烏雲就要過去了，好日子要來到了。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書桌上玻璃板下，寫了兩句詩：“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是從唐人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套來翻案的。這兩句詩十分貼切地表達了他當時的心情。 7月23日，在清華大學工字廳舉行“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的座談會，這是他最後壹次參加的政治活動。我親自到他家請他，和他壹起漫步從北院走到工字廳。他走壹會兒，停壹會兒，斷斷續續地對我說： “妳們是對的，道路走對了。不過，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大習慣，要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這樣就跟上妳們了。”開會時他也發了言，主要壹段話也還是這個意思，他說：“知識分子的道路有兩條：壹條是幫兇幫閑，向上爬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有這種人。壹條是向下的。知識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壹個階層而不是壹個階級。 要許多知識分子都丟開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現在我們過群眾生活還過不來。這也不是理性上不願意接受，理性是知道應該接受的，是習慣上變不過來。” 自清先生在理性上知道要丟開既得利益，要過群眾生活，他又進了壹步了，這是大踏步前進的壹步。他拒絕購買美援面粉，在簽了名以後，這天的日記記了這件事：6月18日，此事每月須損失600萬法幣，影響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簽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應直接由己身做起。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決心。 不止如此，在逝世前壹天，他還告訴他夫人：“有壹件事得記住，我是在拒絕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簽過名的！”自清先生是舊時代知識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經是自由主義者，他不大喜歡參加政治活動，特別是比較激烈、鬥爭性較強的政治活動。但是，他具有正義感，隨著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奴役、壓迫的加強，和向中國人民的武裝挑釁、屠殺、鎮壓，他畢竟忍受不住了。他說話了，行動了，通過文化生活、朗誦詩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