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有雲：“忠臣不事二主。”但如果壹位智勇雙全的大臣發現他所尊奉的是壹個不辨忠奸的昏君，他就會陷入難以抉擇的兩難境地。在國難當頭之際，於謙作出了堅定的選擇，由此保全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而等待於謙的又是什麽呢？
在美麗如畫的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安息著兩位中國古代著名的人物，他們雖處不同朝代，但有頗多***同之處：同樣品性高潔，赤膽忠心；同樣功高蓋世，名震四方；也同樣功高不賞，慘死在“莫須有”的冤獄之下。其中壹位就是宋代著名的抗金將領，曾以“嶽家軍”馳騁中原，令金朝軍隊聞風喪膽的傳奇英雄嶽飛。另壹位便是明代大臣於謙。
於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即今杭州市）人。他自幼聰敏，讀書過目成誦，行文泉湧，為詩清麗。他仰慕古代正氣凜然的仁人誌士，特別欽敬鐘愛南宋名臣文天祥，立誌為國家興亡赴湯蹈火而在所不惜。他於永樂十九年（1421年）考取進士，從此踏上宦途。在任禦史期間，曾出按江西，平反冤獄數百起，贏得明宣宗的信任，超遷兵部右侍郎，出巡河南、山西等地。所到之處，延訪父老，體恤民間疾苦，變革害民弊政，威惠流行，遠近稱頌。離職之時，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於謙者以千數。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壹場突發事變使明王朝瀕於崩潰的邊緣，於謙正是在這場變亂中力挽狂瀾，名震中外，立下不世之功。這就是“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的緣起要從宦官王振專權說起。王振為蔚州（今河北蔚縣）人，儒士出身，曾為教官。後自行凈身進入皇家內書院，得到明宣宗的賞識，遣往東宮侍奉英宗讀書。明宣宗去世後，即位的英宗年方9歲。朝中大事由先朝重臣主持，王振善於偽裝，使“三楊”（即楊士奇、楊溥、楊榮）等閣臣對其人頗有好感，而年幼的英宗在其恩威並施的訓導下，不免對他畏懼三分，只呼“先生”而不敢稱其名。後來，“三楊”等重臣因年邁體衰，難以繼續總攬大權，便給王振造成了廣植私黨、幹預朝政的時機。壹次，英宗大宴群臣，按祖訓“宦官不得出席朝宴”，沒想到王振在內宮大發雷霆。英宗心驚肉跳，趕忙大開宮門、請他參加，文武百官也起身相迎。王振在朝中的地位，由此可見壹斑。明代宦官獨擅專權，正是從王振開始的。
王振擅權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控制年幼的英宗，從英宗即位伊始，王振就通過暗中唆使來影響朝政。為了讓朝臣感到他的作用，王振時常指使英宗苛責群臣。如兵部尚書王驥奉詔議邊疆之事，因故5日沒有答復，王振就讓英宗召來王驥訓斥道：“卿等欺朕年幼耶？”即下令逮捕入獄。朝中言官為討好王振，經常無端彈劾百官，“自公侯駙馬及尚書都禦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至譴謫殆無虛歲”。王振專權的另壹個重要手段，就是利用錦衣衛的淫威。他任命其侄王山為錦衣衛指揮同知、王林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對那些不滿其擅權蠹政的官員，憑空捏造罪名，殘酷迫害，使得文武百官驚恐不已，更有壹些趨炎附勢的大臣拼命向其獻媚討好，以避壹死。公侯勛戚均感自身難保，恭稱王振為“翁父”。
王振專擅使朝野充滿烏煙瘴氣，而此時北方邊界形勢日益緊張起來。蒙古瓦剌部強盛，經常向明朝邊境發動襲擊。本來，明朝初年，政府在擊潰元朝殘余勢力之後，曾在北部及西北部設置由少數部族首領管轄的衛所，瓦剌部崛起後，便逐漸向這些衛所發動進攻，而英宗及王振等人反應遲緩，使得瓦剌部占據了北方及西北部大片區域。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掌權太師也先借口明朝皇帝失信，不許與之聯姻，統率各部向明朝內地大舉進犯。其中也先親率壹路人馬進攻明朝“九邊”重鎮大同，結果明朝守軍不敵，雁門關外城堡紛紛陷落。
王振有壹個特點就是好大喜功。面對邊關嚴峻的形勢，他不是統籌部署，調集各路軍隊組織強有力的反擊，而是盲目輕敵，以為“邊夷”小敵，不堪壹擊。為建立不朽之奇功，他極力慫恿英宗親統大軍北征。時任兵部侍郎的於謙與其他文武百官力諫：在沒有弄清敵情之前，“六師不宜輕出”。但英宗與王振卻壹意孤行，倉促準備之後，他們於七月十六日率五十余萬大軍從北京出發北上。這暫時湊集的烏合之眾多是京中守禦之兵，久無訓練，出師後又缺乏有效的組織協調，常常內部自相驚擾，士氣低落。路過居庸關時，群臣就開始勸諫英宗緩行，英宗惑於王振之言，執意不聽。至宣府後，風雨交加，前線屢報也先大軍步步進逼，王振不僅不聽群臣勸解，反而大發雷霆，責辱上諫者。但到鄰近大同的陽和（今山西陽高縣）境內，看到被也先殺戮的明朝士兵屍橫遍野，救援軍士驚恐不已，再加上準備不足，軍中已經乏糧，人心大為渙解，毫無戰意。
明軍進到大同後，狡猾的也先主動後撤，試圖引誘明軍深入。王振以為也先因膽怯而後退，想乘勢追擊。但其同黨原大同監軍郭敬向他詳細匯報了也先大軍的兇猛，明確指出此系也先的誘兵之計。王振不禁內心驚懼，同意撤軍。但在撤軍路線上又起風波。王振起先想讓英宗至其故鄉蔚州，藉此光耀門庭，故決定從紫荊關退兵，但行至中途，王振又擔心大軍路過，踐踏了他家地裏的莊稼，臨時改道宣府，軍士迂回奔走，耽誤了寶貴的時間。而此時，也先已率大軍追襲而來。明朝斷後阻敵之兵均遭慘敗，局勢愈來愈危急。當明朝殘軍倉皇逃至土木堡之時，王振卻堅持暫時屯駐。而此地距懷來縣城僅20裏，王振剛愎自用，不聽大臣勸諫，結果被又中也先之計，蒙古大軍團團包圍。明軍無水，饑渴難耐。王振妄圖趁也先稍退時移營就水，便離開了剛剛築就的壕塹。沒料到也先大軍乘機四面殺來，明軍崩潰，壹發而不可收拾。50萬大軍灰飛煙滅，死屍遍野，慘不忍睹。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怒不可遏的護衛將軍樊忠以錘擊死。這場慘敗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土木之變”。
英宗與王振出征之時，特命其弟朱祁鈺留守京師，其實乃太皇太後張氏主掌朝政。“土木之變”發生後，消息傳至京師，朝野頓時陷入壹片混亂。英宗北征所帶50萬人為京師守禦之精銳，當時北京城內所剩疲卒贏旅不足10萬，人心騷動不安，大臣徐理（後改名徐有貞）等人倡言遷都，於謙身為兵部侍郎，留守北京，聞聽此言，厲聲喝道：“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壹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前朝南渡之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其余文武及太監也贊同於謙之言。張太後這才打消了遷都的念頭，決意堅守北京。消息傳出，京城官民才開始恢復平靜。張太後命郕王朱祁鈺總制朝政。
誰也沒有想到，朱祁鈺攝朝第壹日，風波驟起。不少朝臣痛定思痛，對王振的專斷胡為切齒仇恨，右都禦史陳鎰等人在朱祁鈺上朝之時，上前失聲痛哭，請求族誅王振，以謝天下。王振死黨錦衣衛指揮使馬順叱令群臣退下。給事中王駭撲上前去抓住馬順的頭發，張口咬其肉，並罵道：“汝倚王振作威作福，今日還敢如此！”怒不可遏的文武百官忍無可忍，壹湧而上，圍住馬順，拳腳齊下，馬順立即斃命。當時場面混亂已極，馬順手下衛士與群臣對峙，如不制止，將無法收拾。郕王朱祁鈺手足無措，欲起身回宮。在場的於謙挺身而出，上前護住朱祁鈺，請他宣諭群臣道：“馬順罪當加誅，毆擊者不加追究。”聞聽此諭，文武百官才鎮靜下來。混亂之中，於謙袍袖均被撕裂。緊接著，朱祁鈺又命捕來王振死黨王山，押至刑場處死，下詔將王振家族無少長皆斬，籍沒其家私，抄得金銀六十余庫，珠寶無數。京師官民無不歡悅，奔走相告。
在這壹系列突發事變中，於謙正義凜然，當機立斷，受到朝野人士的崇敬。當時德高望重的吏部尚書王直拉住於謙的手，感慨萬千：“國家危難之時，正賴於公輩支撐。今日之事，雖有百個王直，又有何用！”眾望所歸，於謙也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數上守禦之策，郕王朱祁鈺全部采納。於謙預計，也先在“土木之變”後，俘持英宗，必定借中原混亂之際，長驅南犯。京師兵寡，必須四出募兵增援。另壹方面，北京要做好壹切防禦準備。繕器甲，修戰具，分兵把守京師九門，在城郭之外屯紮，將附郭居民遷人城內。同時，選用壹批有才幹的文武官員以充重任。於謙慨然承諾：“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這種臨危不避艱難的無畏精神深深打動了朱祁鈺，因而對於謙言聽計從。
其實，在“土木之變”英宗被俘後，壹件最敏感、也最棘手的問題已擺在文武百官面前。“國不可壹日無君”，在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中，國君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是國家壹切權力與利益的化身與主宰。而明英宗的被俘就使得明王朝陷於極度尷尬之中，國君與王朝實體發生了分離。英宗被擄，在蒙古人的逼迫下，頻頻向明朝各地索要財物，甚至要求守軍開關相迎，使得明朝官民無可奈何，左右為難。如瓦剌軍擁英宗到大同城外，守將郭登閉關不納，英宗遣人口諭郭登道：“朕與汝有姻親之誼，為何拒朕如此？”郭登慨然回奏道：“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深恨之。可見，明朝諸臣已陷入忠於君王還是捍衛社稷的困惑之中，郭登剛烈，拒而不納，其實就是做出了舍君主保江山的選擇，這當然承擔了極大的風險，英宗還是王朝的皇帝，抗旨不遵、欺君犯上均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另壹方面，張太後在得知英宗被俘之後，意識到“神器不可無主”，為了穩定百官情緒及避免發生皇位之爭，搶先定議立英宗長子朱見深為太子，令廊王朱祁鈺輔政。朱見深年僅2歲，朱祁鈺並無大權在握，指揮調動力不從心，各地守軍均處於觀望之中，無所適從。而也先挾持英宗四處索要財物後北歸，暫事休息，但不久定會卷土重來，如英宗被脅持同征，將會使於謙等人的努力付之東流。北京只能拱手相讓。隨從英宗的宦官喜寧被俘後，不僅將中原機密軍情泄露給也先，而且為也先出計，教其奉英宗至邊關，脅迫守將開關，並下詔命總兵官出迎，趁機擒捉，這樣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占據北部中國。也先大喜過望，決定依計而行。
殘酷的現實逼迫明朝文武做出明確的抉擇，於謙等人審時度勢，斟酌利弊，終於在九月初壹聯合奏請張太後道：“英皇被擄，皇太子年幼，古人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社稷。”主張立郕王朱祁鈺為帝。張太後應允，於謙等群臣便以太後之命諭告朱祁鈺，令登大位。據說，朱祁鈺驚慌之下再三謙讓，甚至逃回自己的府邸。於謙等文武大臣苦苦懇求，於謙道：“吾等並非出於私心，欲冒擁戴之功，而是為社稷的安危著想。”恰巧此時都指揮嶽謙出使而還，口傳英宗之旨，因廊王賢明老成，命即皇位以繼奉祀。朱祁鈺這才答應下來，於九月六日登基，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帝，以次年為景泰元年（1540年），朱祁鈺是為景泰皇帝（或稱代宗）。
事實證明，於謙等文武百官的估計是完全正確的，景泰帝的及時登基挫敗了也先等人的陰謀。十月初壹，也先果率瓦剌大軍擁挾英宗再臨大同城下，謊稱奉送上皇返京，令郭登等守將開關迎接。郭登嚴命軍卒戒備，並遣使告也先道：“賴天地宗社之靈的佑護，國家已有帝王矣。”也先不敢強攻，只好繞過大同繼續南進。郭登立即派人往北京告急，京師聞訊，全城戒嚴。朱祁鈺壹方面下詔令諸位藩王遣兵入京勤王，另壹方面命於謙提督諸營將士，全權負責節制，都指揮以下不聽命者，可以先斬後奏。當時也有人不滿朱祁鈺給予於謙太大的權力，太監興安辯解道：“為國分憂，如於公者寧有幾人！”確實，“土木之變”後，於謙臨危受命，日夜操勞，不僅為朱祁鈺及朝中文武所依賴，而且對鼓舞京中軍民士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被於謙彈劾的壹些不稱職的大臣，自然對於謙非常嫉恨。當朱祁鈺與滿朝文武商議防禦對策之時，於謙又顯示出傑出的軍事才能。總兵官石亨建議盡閉京城九門，不出城迎戰，藉此來拖垮瓦剌軍隊。於謙表示反對，認為也先氣焰囂張，如不出戰，更使其感到有恃無恐，因此主張明朝守軍全部到城外迎敵。這壹對策得到了朱祁鈺及文武大臣的支持。
根據這壹對策，於謙將京城守軍二十余萬全部列營於京師九門之外，盡閉城門，表示誓死壹戰，決不後退之意。於謙與石亨等人駐紮於德勝門外，正當兵鋒之處。同時下令：“臨陣之時，將領先退，斬其將；軍卒不聽指揮先退，後隊斬前隊。”身為主帥的於謙全副甲胄，處處身先士卒，親至陣前，慷慨陳詞，聲淚俱下，曉諭三軍將士以忠義報國。明朝守軍極為振奮，士氣高昂，發誓要與瓦剌軍死戰，與京師***存亡。
就在明朝守軍嚴陣以待之時，瓦剌大軍也進逼到北京城外。十月十壹日，也先等人挾持英宗登上土城，叛敵宦官喜寧唆使也先令明朝大臣出迎聖駕。景泰帝朱祁鈺無奈，派王復、趙榮等人出城朝見。也先嫌這二人官小，要求於謙、石亨、王直等大臣出面，且索要金帛以萬萬計。景泰帝與壹些大臣懾於也先等人的蠻橫，有心議和，但於謙堅決反對，誓與之決戰。當瓦剌騎兵進攻德勝門時，於謙設伏兵，誘敵深入，然後出其不意，合圍痛擊，瓦剌軍傷亡慘重。其他各處明朝軍隊也取得了勝利。當瓦剌軍士回到土城壹帶，這壹帶居民登上屋頂，以瓦片痛擊敵軍，明朝援軍又及時趕到，瓦刺軍隊被迫後撤。
與此同時、攻打居庸關的瓦剌軍隊也遭重挫，消息傳來，也先驚惶不已。又聽到明朝各地援軍也將趕到，也先已無心再戰，拔營起寨，撤圍北遁。明朝的北京保衛戰獲得了重大勝利，為了獎勵於謙、石亨等人的功勞，特封石亨為武清侯，於謙加少保，總督軍務。
也先的失敗引發了瓦剌內部固有的矛盾。可汗脫脫不花不滿也先的專權。遣使與明朝通好，景泰帝依從大臣之議，厚加賞賜以圖離間。也先雖有此敗，實力並無大耗，在喜寧的攛掇之下，又向明朝邊境發動攻擊。沒想到在大同，明朝守將郭登出奇計，以800騎大破瓦剌軍，以功封定襄侯。身陷敵營的英宗也十分痛恨喜寧誘敵寇邊，設計使其至北京索要財物，密信諭邊臣擒之，結果，喜寧被誅。從此也先因不明各地軍情，不敢輕舉妄動。脫脫不花等人與明朝通好後，先後撤回了所部兵馬，也先在頻頻受挫之後，也無心再戰，於是開始以歸還英宗為條件，與明廷進行和談。至此，應該說，於謙領導的北京保衛戰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壹波未平，壹波又起。明廷上下來不及慶功行賞，就在和議及迎取英宗的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爭執。起先，也先以英宗為要挾，常以和議為敲詐的方式，明朝君臣多次予以堅決回絕，但這次也先遣使奉書前來議和，顯然是有壹些誠意，這倒使明朝君臣著實為難。大臣王直率群臣上言：“也先請還上皇，與我和議，確為轉禍為福之機，請應允其請，迎回聖駕。”沒想到這壹席話正好觸痛了景泰帝的心病。“天無二日，國無二君”，迎回英宗必然引起皇位之爭，景泰帝為英宗之弟，理應讓出大位，可這當然是景泰帝極不情願的事。因此，景泰帝以也先多次借和議相欺詐為由，加以拒絕。可是不久，瓦剌使者又至，王直等人又上奏道：“太上皇蒙塵朔北，理應迎回，莫貽他日之悔。”景帝頓時不悅道：“朕並非貪戀大位，當初是諸位擁戴，固非朕本意。”此言壹出，在場的文武百官瞠目結舌，不敢再言語。
顯然，景泰帝是將迎英宗回鑾與迎英宗復位等同起來，這是最敏感又最棘手的問題，景泰帝是在逼迫群臣對這壹根本問題作出答復，文武百官自然語塞，不敢妄言。在壹片寂靜之中，於謙當機立斷，從容不迫地回答道：“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萬壹彼果懷詐，我有詞矣。”景泰帝聞聽此言，喜上心頭，不覺和顏悅色地說道：“從汝，從汝。”至此才議定奉迎之事。於謙的抉擇無疑是明智而可行的，如果沒有明確景泰帝的合法合理地位，片面強調奉迎英宗，必將導致新的皇位之爭，以弟讓兄，順情合理，這當然是景泰帝所無法接受的。而另壹方面只順從景泰帝之意，拒絕奉迎英宗，於情理不合，必遭天下吏民恥笑。故而，於謙首先承認景泰帝的合法地位不可動搖，令景泰帝消除疑慮，同時指出奉迎為情理中事，不得不行，這使得景泰帝也無法拒絕。
於謙的建議是當時唯壹可行的方案，但其傾向性也是相當明顯的。自從“土木之變”英宗被俘後，於謙便壹直主張“社稷為重，君為輕”，這是敦促景泰帝即位的重要理由，根據這壹觀點，社稷高於壹切，君王可以更改。正是在這壹主張的支持下，於謙等人擁立景泰帝，保衛北京，徹底粉碎了也先、喜寧等人以英宗為要挾的圖謀。在國家危難之時，作出明確的選擇，力挽狂瀾，使大明王朝逃過了自開國以後最大的壹場劫難，於謙居功甚偉，其臨危不亂的抉擇也是無可挑剔的。這也是導致也先放歸英宗的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英宗有望回鑾之時也正是於謙等人更為尷尬之日。社稷安然無恙，而君王卻只能有壹位，於謙毅然選擇了景泰帝，也就將自己的命運與景泰帝聯系在壹起了。其他文武大臣猶豫不決，首鼠兩端，在這兩難的選擇中徘徊。以剛烈著稱的於謙自然不會作此婦孺情態，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鮮明的態度雖然無可厚非，但他本人必須承擔由此招來的風險。英宗就對於謙“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壹直耿耿於懷。
景泰帝不願意其兄回歸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就在廷議完畢之後，還使太監興安出面聲色俱厲地斥責群臣：“公等欲報使塞上，誰能擔當此任，難道他想以此成為文天祥與富弼嗎？”在場的老臣王直忍無可忍地回答道：“臣等既食國家俸祿，難道能夠臨難退縮？”興安這才無話可說。禮科都給事中李實慨然請行，景泰帝下詔升李實為禮部侍郎，與羅綺、馬顯等人壹同前往。但李實拿到景泰帝致也先敕書後，發現其中並無迎取英宗之言。大驚失色，急請入宮求見。途中遇到興安，興安斥責道：“妳只管奉敕前往，其余事體休得幹預！”李實無可奈何，索然而返。
李實等人到達瓦剌大營之後，也先即命前往參見英宗。君臣相見不免感泣不已，爾後，朱祁鎮迫不及待地詢問：“我在此已有壹年，為何朝廷不迎我回？”又道：“妳們回復當今皇帝並文武群臣，我回去之後，看守祖宗陵寢也可，做壹百姓也可。”這表明朱祁鎮當時壹心只想回到北京。李實見到也先後，也先也講道：“皇帝敕書中只講和議，並無奉歸太上皇之意。他留在這裏，只是壹個閑人，我還妳們，也好圖壹個千載美名。請回去奏知當今皇帝，務差太監及老臣來接。”可見，也先交還朱祁鎮的態度是相當明確的。李實自然有苦難言。
在群臣的推動下，景泰帝無奈，又派楊善領銜出使。而這次敕書之中依然沒有奉迎英宗之語。楊善見到也先後，也先不免困惑，幸而楊善機智巧辯，他解釋道：“吾君乃欲成就閣下之美名。若敕書明載。公等就是無奈迫於君命而為之，如何能顯現公等求和的誠心？”也先聞之大喜，同意放歸朱祁鎮。可見，英宗朱祁鎮的回歸並非景泰帝之意。明清史專家孟森曾精辟地分析道：“（《明史》）以此歸功於（楊）善之辭令，辭令特實力之外表耳！不有主戰之君相。戮力之諸將，敵豈口舌所能挫？此古今論交涉之標準也！”
英宗回歸可謂是歷經磨難，不幸之中的萬幸。本應該是“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壹笑泯恩仇”皆大歡喜之事，但由於景泰帝的度量狹小，猜忌過甚，使明廷迎接太上皇之事壹波三折，這必然使落難的朱祁鎮“別有壹番滋味在心頭”。英宗被瓦剌人放還，其身為太上皇，理應隆重相迎，而景泰帝傳旨以“壹輿二馬”迎於居庸關，至北京安定門再易法駕。給事中劉福上言此禮太薄，景泰帝回答說：“昨得太上皇書信，要求迎駕禮從簡，朕豈能違背其意！”滿朝文武嚇得不敢出聲，恰巧此時千戶龔遂榮上書，再請厚待英宗，王直等人將書呈上，再次進言，景泰帝極不高興地加以拒絕。
英宗朱祁鎮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之後，日子並不好過，景泰帝十分擔心他爭奪皇位，迎回之後，使居南宮，開始了實際上的軟禁。景泰帝不許朝臣拜見英宗，也不許英宗與大臣私自往來。在“土木之變”之前，朱祁鎮畢竟已做了14年的皇帝，在瓦剌軍中只有壹年左右的光景，“虎走威猶在”，他對群臣的影響是難以忽視的，景泰帝不得不防。景泰帝的另壹樁心事便是英宗長子朱見深猶為皇太子，因而他壹心想易儲，讓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貼身太監知道景泰帝之心，便向諸大臣進行試探。恰巧，有壹位廣西土官因犯殺人罪，害怕朝廷處置，便上書譴責朱祁鎮誤國，請易東宮以安天下。景泰帝聞之大喜，召集群臣進行商議。在場群臣默不作聲之時，太監興安倡言同意者簽名，群臣不敢公開反對，壹壹簽名，名正言順地立朱見濟為太子，原太子改封為沂王。
當時，於謙作為景泰帝仰賴的重臣之壹，努力加強京師防禦力量，以確保北京的安全。他集中力量改革京營兵制。其中創立的“團營”，是對明朝軍事建設的重要貢獻。明朝京師守軍分為五軍、三千、神機等三大營，由於創置年代各異，自成體系，互不相屬。於謙在三大營中選出10萬精兵，分5營團操，後擴為10營。組織嚴密，層層節制，10營設壹總兵官，直屬兵部統轄。於謙的改革大大增強了明軍的戰鬥力。
經過壹番努力之後，景泰帝似乎穩坐大明天下了，由“土木之變”引發的困厄似乎也煙消雲散了，可是天有不測風雲，另壹場災難悄然而至。景泰帝四年（1453年），新立太子朱見濟忽然病死，皇儲之事再次讓景泰帝大傷腦筋。因為他只有這壹個兒子，有些不知趣的官員即上疏請求復立英宗之子朱見深，不由得使景泰帝惱羞成怒，下旨嚴刑拷訊。另壹方面更加強了對南宮朱祁鎮的監視與控制。時至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鈺壹病不起，東宮太子還未確定，這引起了群臣的焦慮，景泰帝堅持不肯放棄帝位。於謙率文武大臣日日上疏請求盡早決定東官儲位，可景泰帝遲遲不予答復，只答應正月十七日上朝時定議。而就在十七日早朝之前，發生了明史上有名的“奪門之變”，深居南宮的朱祁鎮在石亨、徐有貞等人密謀下重登皇位，故又稱“南宮復辟”。
事前，石亨曾至景泰帝病榻前探視，看到景泰帝並無康復希望，又風聞王直等重臣有復立朱見深之意，便與張杌、楊善及太監曹吉祥等人密議，認為復立東宮不如使太上皇（朱祁鎮）復位，可邀功賞。他們將此議謀於太常卿許彬，許彬深表贊同，並推薦“善奇策”的徐有貞。徐有貞得知此事後，要求石亨等人必先取得朱祁鎮本人的同意，至正月十六日，石亨等人又找到徐有貞，告知已得到太上皇的首肯，徐有貞在觀看天象之後，決定當夜動手。
景泰帝早已決定十七日上朝，於謙、王直等朝臣也聯合寫好奏疏，請復立朱見深為太子。就在此時，石亨、徐有貞等人搶先壹步，采取了行動。他們率家兵混在守禦軍士之中，趁暮色進入大內，到南宮門外，門錮不開，便指揮兵丁懸巨木毀墻而入，用輦將朱祁鎮擡至東華門，守門者拒而不納，朱祁鎮宣言道：“我太上皇也。”守門者畏懼，開門放行。徐有貞等人進入奉天殿之後，鳴鼓開門。當時，等待早朝的百官正在班房等候，忽聞殿上大亂，震愕不已，徐有貞大聲宣布：“太上皇復位矣！”令百官朝賀。朱祁鎮也宣諭群臣各就其位如故。徐有貞被命入內閣，參與機務。
“奪門之變”後，於謙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其實於謙並沒有公開反對英宗復位，但是英宗復出自然要小試牛刀，殺壹儆百，以重現往日的威嚴，策劃“奪門之變”的幾個人既為了證明自己行動的正當，也為了震懾文武百官的不滿情緒，於是，於謙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犧牲者。這次“奪門之變”的主要策劃者徐有貞。就是在“土木之變”爆發後倡言遷都的翰林侍講徐理，這壹建議遭到以於謙為首的文武大臣的壹致痛斥，並當場被太監金英等趕出朝堂。這莫大的羞辱使得他萬分難堪，惱羞成怒，對於謙等人懷有切齒的仇恨。景泰帝對徐理也十分鄙薄，這自然就影響了徐理本人的升遷。壹次，徐理極想得到祭酒的官位，景泰帝審閱卷宗時說道：“此人就是那位主議南遷的徐理嗎！朕看此人為人奸詐，包藏禍心，以其為祭酒，將敗壞諸生的心術。”予以斷然拒絕。而當時景泰帝特重於謙，尤其在官員的任免選拔上更是言聽計從，徐理以為是於謙從中作梗，對於謙的怨恨與日俱增。爾後，徐理巴結大臣陳循，陳循勸其更名以瞞過景泰帝，徐理便改名為徐有貞，果然瞞過了景泰帝，方得到擢用。“奪門之變”後大權在握的徐有貞為雪恥報仇，自然首先拿於謙開刀。
“奪門之變”的另壹個主要人物——石亨，本是於謙壹手提拔起來的將領，於謙對其有知遇之恩，按理說，他對於謙應知恩圖報，但因於謙性格過於剛直無私，與石亨的關系也相當緊張。如在北京保衛戰勝利後，石亨被封武清侯，總制京師兵馬；而於謙居功第壹，只是官加少保，由二品進至壹品。石亨不免心中有愧，便有意推薦於謙之子於冕為官，於謙堅決拒絕。他說：“國家正值多事之秋，臣子不能顧及私恩。石亨雖位至大將，但沒有為國家舉薦人才，而單獨推薦臣之子，必遭非議。臣對於軍功力避僥幸，絕不敢對親子濫行功賞。”“縱然臣想為子求官，也應親自向聖上求情，何必假石亨之手。”於謙的這些話義正辭嚴，擲地有聲，但石亨聽後卻極為惱怒，因為於謙不僅不領情，卻反過來在景泰帝面前揭他的老底與不良用心。石亨本人雖為武將，但稟性貪鄙，於謙並非不知，只是國家用人之日，不好求全責備，且於謙素來功過分明，不樹私恩。後石亨侄子石彪貪暴不法，於謙上奏彈劾，石彪被斥謫守大同，石亨更加惱怒不已，早欲伺機報復。
於謙憂國忘家，特別是在瓦剌大軍南侵之時。常常以朝房為寓舍，不回家休息。他曾與太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