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那年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上書為什麽叫做“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 解釋 公車：漢代官署名，後也代指舉人進京應試。原指入京請願或上書言事，也特指入京會試的人上書言事。 出處《史記·東方朔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漢書·張敞傳》：“天子思敞攻效，使使者即家所 在召敞。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 歷史上所說的 公車上書 ，是指清光緒二十壹年（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數千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光緒皇帝，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標誌，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歷史的更正: 關於“戊戌變法”的所有“定論”中，“ 公車上書 ”都是壹個重要情節。隨手翻出《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８２年版）說：“１８９５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派李鴻章赴日本簽定《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強烈反對。 ５月２日，康有為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壹千三百多人於松筠庵會議，聯名上書光緒皇帝……上書雖被都察院拒絕，但在全國廣泛流傳，是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史稱公車上書。”對於這樣壹件教科書中言之鑿鑿的事情，史學家姜明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語對枯棋》中斷然質疑：“這說法大可懷疑。” 姜先生用自證、它證、反證的方法，論證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史稱“公車上書”的這件事,大多是根據康自己的《公車上書記》壹文為本的，但當年５月２４日上海出版的《公車上書記》序中說，５月２日那天，公車們“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作者又考出翁同龢當日日記，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賬，證明那天肯定沒有出現過壹千三百名公車到都察院遊行示威並且被拒的事情。再據宮廷檔案證明“被拒”之不存在。當時上書反對簽定條約的遠不止公車們，先是大批現職官員從４月１４日就開始接連上奏，４月３０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舉人上書，僅５月２日那天，就接到七省舉人的八批公呈，簽名者３４２人；這樣轉奏到５月８日才結束，上書總量３１件，簽名者１５５５人，其中梁啟超領銜廣東舉人８０人上書，只是諸多上書中的壹件。因此，作者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 公車上書 ”作為“歷史事件並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 歷史在細節中！有時候，“證實”不厭其煩，“證偽”壹條足矣!人家把日子壹天天翻著篇的給妳看，妳才發現，那幾個Ｗ都不對，時間、地點、人物和人數都合不上那篇要聞播報，所以它基本上是個假新聞！接著，又從心性、品性、目標、手段、官場制度、入仕之途、宣傳包裝、歷史作用等等分析康有為其人，揭示出這壹道“假新聞”的生發原因。 近代史，咱們都是讀過的。有人告訴妳迥異於以往的細節，讓妳不得不重新審視過去的“知識”；而且，作者使用的是優美的散文文筆，讓妳在舒適的閱讀狀態下感受壹種獲得的驚怵。書要弄成這樣，還不值得讀嗎? 姜明先生的名字，十多年前就聽說的——壹個上海人，沈溺於清末北京掌故，而且是關於北洋水師的——那時候我跟著錢鋼先生籌辦《三聯生活周刊》，知道他和姜明踏訪胡同名人舊跡的事情，而且還以此作為“作業”布置給正在培訓的記者們。以後，看到那本《龍旗飄揚的艦隊》的小冊子，說北洋水師歷史的，知道就是這個“姜明”了，再以後，那部充實、擴大了的同名著作又由三聯書店“再”版，於是壹見傾囊，毫不含糊。讀書時，那種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材料堅實故事生動再加上觀念新銳的寫法，讓我們這種歷史的半吊子沾上就放不下。買書人經常是就認某個作者甚至就認某個編輯，這大概就是“品牌”了。我對黃仁宇、吳思、茅海建，以及編輯潘振平的“信從”就是這樣——包括姜明。 歷史就是歷史。當那些事情發生、演進的時候，有的是某種利益或價值的遵從，原是沒有什麽革命、反革命，進步、倒退，愛國、賣國，好人、壞人的界說的。那些標簽是後人按彼時的遵從制作的，即使采信，也該先讀壹遍那些標簽的分類手冊，看看是不是那麽回事。歷史學家姜明在書中告訴我們，簽了《馬關條約》的李鴻章是明知道要擔千古汙名而自去肩承苦澀的；甚至名滿天下的變法第壹烈士譚嗣同，當年也曾開出過壹份向英、俄出賣蒙古、新疆、青海國土，以籌款變法的策論吶！ 常識上，動機與效果，目的與手段，標簽與內裏時常是兩回事。比如康有為編造的關於“ 公車上書 ”的假新聞，作者就有觀照歷史的通達之判：“在他身上，既有關心國家命運，希望變法圖強的強烈願望和奮不顧身地投入現實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狹隘偏激的性格缺陷，這就是歷史給予中國的不成熟的改良維新運動的領袖形象。” 2005年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發表《“公車上書”考證補》，根據中國第壹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及其已公開發表過的檔案文獻，從政治決策高層的角度，重新審視公車上書的背景、運作過程及其影響力。其觀點是 ：“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壹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禦前；另壹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壹次流產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為組織的18省聯名上書，並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送。 由此學術界進行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並且對“公車上書”進行了進壹步的審視和研究。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光緒二十壹年（1895）四月，乙未科進士正在北京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內割讓臺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突然消息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臺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四月二十二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壹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壹千二百多人連署。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 因為過去的舉人都坐公車，所以這次上書請願就被稱作是“公車上書”。這次上書，都察院以《馬關條約》已經簽定，無法挽回為理由，拒絕接受。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後果，但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梁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更曾壹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南洋大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公車上書”被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標誌，也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公車上書”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壹、下詔鼓天下之氣；二、遷都定天下之本；三、練兵強天下之勢；四、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指出前三項還只是權益應敵之策，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 “ 公車上書 ”標誌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潮已發展為愛國救亡的政治活動，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很大，康有為從此取得了維新運動的領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