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後，各種社會思潮湧入中國，呈現出百家爭鳴、眾說紛紜的生動局面，社會主義成為公認的、最受歡迎的新思潮。除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在西方世界出現和傳播的無政府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新村社會主義、泛勞動、合作、基爾特社會主義等許多社會主義流派，都披著社會主義的面紗，在中國傳播。互助論也是五四時期在中國廣為流傳的壹個社會主義學派。當時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它的影響。互助理論之所以能產生廣泛的影響，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包括國情、文化心理和社會心理。隨著工讀互助團實驗的失敗，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拋棄了對空想社會主義的幻想，最終實現了從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確立了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
壹個
互助論是五四時期在中國廣為流傳的社會主義流派，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基礎之壹。其創始人是俄羅斯人克魯泡特金(1842-1921)。克魯泡特金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在他的代表作《互助》(原名《互助:壹種進化因素》)中，他反復聲明，同壹物種的動物之間不存在同類相食，而只有互助的趨勢，各自幫助自己抵抗環境的嚴酷。互助有利於生存，但因為能力少，可以維持很大的公益性。所以，大概可以互相幫助的動物繁衍生息。.....所以動物的互助也是進化的常見例子。在此基礎上，克魯波特金斷言，達爾文的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不是生物進化的根本原因，互助才是壹切生物進化的真正因素。"無論是在動物界還是在人類中，競爭都不是法則."相反，不競爭、避免競爭是壹種“自然傾向”。(克魯泡特金:《互助論》，商務印書館，1963版，第76、77頁。應用生物界的互助進化規律來考察人類社會，克魯波特金認為互助不僅是動物世界，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依靠互助的本能，人類可以在沒有權威和強制的幫助下建立和諧的社會生活，並在人類互助進化中實現正義、平等、自由等“永恒”的原則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壹理論實質上是混淆階級界限，反對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主張社會改良。當然，不可否認，互助論在壹定程度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矛盾，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其中有壹些合理的成分。互助理論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對此，我們應該進行全面的分析。
首先，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把“互助”作為改造社會、創造新社會的手段。希望在互助進化中進行社會改造，建立壹個互愛互助和諧平等的理想社會，並真誠地為之進行各種實驗。
五四前後，探索救國救民、改造社會新途徑的呼聲在進步知識分子中日益高漲。李大釗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互助學說的影響，並壹度將其視為救國的新途徑和管理世界的計策。1919年7月，李大釗在《階級競爭與互助》壹文中寫道:“人類應當友愛互助，可能通過互助而生存和進化；不能靠戰爭生存，也不能靠戰爭進化。”(《李大釗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35頁。在理論倡導的同時，李大釗還積極參與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他是北京工讀互助小組的熱心支持者。李大釗作為發起人之壹，在《為工讀互助團募捐通知書》上簽名，號召各界為工讀團捐款，他也慷慨解囊。(《李大釗歷史事件綜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第415頁。)
惠戴穎早年也深受互助論的影響，認為“與其提倡求生之道，不如提倡互助之道。”他把互助作為改造社會的壹種方式，並真誠地說:“有誌向的人會互相幫助，做好奮鬥的準備。壹般的學生畢業後，仍然可以像今天壹樣正直誠實，仍然像今天壹樣愛同類壹樣互相扶持。再過三五年，社會上很快就會出現壹種實踐能力，這可能是拯救人類的根本之道。”“我相信，只要我把自由、平等、博愛、勞動、互助的道理壹壹實踐出來，我就不會強迫別人，自然人就會被感動，自然社會就會改變。”(《惠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68和109頁。回帶著這種真誠的願望和理想積極開展活動。1917、10年10月8日，他聯合部分進步青年發起成立“互助社”，是“五四”前武漢成立最早、影響最大的進步社團。顯然，互助社的建立受到了克魯泡特金互助理論的影響。之所以命名為互助社，是“取克魯泡特金新進化論之意”。1920年2月，雲在互助社的基礎上創辦了利群書店，* * *在裏面勤工儉學生活在壹起。讀書俱樂部的性質和目的，雲在日記中說，壹目了然:“這是建立獨立事業的第壹步，致力於有利可圖的場合，實行* * *產品主義的壹部分，努力建立幾乎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的組織，有機會盡力勤工儉學互幫互助，盡最大努力為社會興辦各種有益的事業。”(雲日記，1919 12 18日記。)
在毛澤東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他也深受互助理論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對此，在與斯諾交談時，他坦言:“我讀過壹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當時我贊同很多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第128頁。)1918年6月，毛澤東從湖南第壹師範學校畢業後，與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壹起，試圖構建壹個平等、互助、友愛的理想社會。他們走遍了嶽麓山下的各個鄉鎮，想找個地方嘗試壹下新生活。他設想的理想社會是整合學校、家庭和社會，建立壹種人人平等、互相幫助的新社會生活。蔡和森非常贊同毛澤東的想法。“唯壹的開始，就是我哥設定的‘烏托邦’。”(《新民學會文獻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15頁。)後來忙著在法國組織勤工儉學，“什麽也沒談”。
陳獨秀對無政府主義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興趣，但有時他表現出良好的印象。例如，在他於1919年6月為中國新社會描繪的藍圖中，無政府主義者所倡導的“友愛互助”就被奉為重要原則。
這壹時期，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勤工儉學互助組，風靡壹時。這是互助論廣泛傳播的結果，也說明這種無政府主義在知識界，特別是在廣大青年中頗有影響。他們發起了壹場轟轟烈烈的工讀互助運動，試圖通過和平的、典型的示威來創造新的生活和新的社會。正如互助組創始人王光祈所說:“工讀互助組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現我們理想的第壹步...如果工讀互助團真的成功並逐步推廣，我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步實現，那麽這場工讀互助團運動就可以稱之為“和平的經濟革命”。(《五四時期的社團》(下)，三聯書店，1979版，第369頁。)
其次，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把“互助”作為改造精神的壹種手段，把“互助”的思想放在與階級鬥爭同等的位置上，並把它作為相互補充。
1965438+2009年7月，李大釗發表《階級競爭與互助》。這是壹篇同時介紹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克魯泡特金的互助理論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李大釗提出了“既改造物，又改造心”的主張和主張:“這最後壹次階級競賽，是改造社會組織的壹種手段。這種互助原則是改造人類精神的信條。”(《李大釗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37頁。所以他主張“物與心的兩面轉化，靈與肉的轉化。”通過物質和精神的二分法，李大釗調和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和克魯泡特金的互助學說。這是因為李大釗認為，在從階級鬥爭的“史前”時期向人類的“現實歷史”時期過渡的時期，“要消滅人類在以往歷史中的惡質，必須加倍進行倫理的影響和人性的運動，而不能單純依靠物質的變化。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應該被拯救的地方。”(《李大釗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35頁。)
李大釗以人道主義拯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反映了他調和當時各種社會思潮的復雜心態，分不清各種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界限。同時也說明李大釗這壹時期的思想具有明顯的人道主義和道德主義傾向。
1919年9月，李大釗發表《中國青年的青年運動》壹文。在談到理想中的“青年中國人”時，他再次強調物質和心靈的改造。認為理想的“青年中國人”是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轉化的“青年中國人”，是精神和肉體都壹樣的“青年中國人”。換句話說，精神改造運動和物質改造運動要同時進行，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才能達到靈肉合壹的理想狀態。至於如何進行精神改造運動，李大釗把“互助”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強調:“精神改造運動就是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提倡“互助”和“博愛”的原則，改造現代腐朽的人們的心靈，使每個人對自己的同胞露出本來面目。”李大釗如此重視以“互助”為信條的精神改造運動，並將其視為改造整個社會的重要途徑之壹，不適當地誇大了“互助”思想在精神改造中的作用，從中可以看出其深受互助理論的影響。
第三，從積極的壹面來看，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接受了互助論，就是把可以利用的思想提煉出來，賦予新的思想，作為戰鬥的武器，從而在當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五四時期，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多年的內鬥使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把“互助”思想作為反對當時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武器，從理論上揭露和批駁了他們所傳播的戰爭謬論。
早在1917年，李大釗就壹針見血地指出，壹切外來的武力入侵，都是基於“優勝劣汰，弱肉強食，自然起作用”的思想。1919大年初壹，他布道:“過去說的是優勝劣汰，弱肉強食...從現在開始所有人都知道這是壹個大錯誤。”需要註意的是，“生物的進化不是靠競爭，而是靠互助。”他還引用了克魯泡特金的話:“所有的人類甚至動物都有其存在的權利，社會本身的法則是在合作和友誼的精神中形成的”，強調“昆蟲、鳥類、牲畜甚至人類都是通過互助而進化的，而不是通過戰爭。”
顯然，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大力宣揚“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其對外侵略和對內內亂提供借口的時候，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以互助理論為思想武器對其進行攻擊，是有積極意義的。
二
互助理論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中產生廣泛影響並盛行壹時，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其中有國情，有文化心理，有社會心理。
首先，從當時的半封建國情來說。
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會主義時深刻指出:“不成熟的理論適合於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和不成熟的階級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09頁。在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工人階級及其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沒有得到充分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缺乏沃土。落後的社會經濟、不成熟的階級關系以及半殖民地的中國與馬克思主義故鄉歐洲的巨大差異，造成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困難。此外，他們當時能讀到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非常有限，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也是零碎的、零星的。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在理論準備不足、理論水平不高、分不清什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情況下，難免會受到其他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
其次，中國幾千年來對和諧社會的向往和追求，成為五四時期先進知識分子初步接受互助論的文化心理因素。
中國的大同思想源遠流長。《禮記》為我們描繪了壹個大同的美好世界。建立壹個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互助友愛的大同世界，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民不懈的追求和向往。直到民族危機深重的近代，中國的仁人誌士在探索救國救民之路的艱辛歷程中，仍然把救亡圖存與追求美好社會緊密結合起來。互助論揭露了資本剝削的貪婪，譴責私有制帶來的種種弊端，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實行* * * * *，描繪了壹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 * *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好前景。這些都與中國古代的大同社會理想和中國人民對美好社會的追求有壹些相似和相通之處。正因為如此，互助理論壹經傳入中國，便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關註和偏愛。李後來回憶說:“我們讀過有關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書刊，對書中描繪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美好前景，對沒有人剝削人民，沒有人壓迫人民，人人勞動，人人讀書，平等自由的境界，感到非常新鮮和美好，我們認為這應該是我們的目標。”(《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第108-109頁。)
第三，改良主義傳統也是不可忽視的社會心理因素。
考察中國壹千多年的封建歷史傳統，既有農民起義反對暴力和強權的大無畏精神，也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社會心理。後者顯然基礎更廣，堅持更深。即使對於探索救國道路、致力於改造社會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來說，改良主義也是他們的首選，起初他們並不傾向於革命和階級鬥爭。雲戴穎曾坦言:“我是壹個膽小的人，非常不願意看到流血。”所以，對於這些有強烈改造社會願望又害怕激烈階級鬥爭的知識分子來說，互助論為他們提供了看似最佳的選擇。互助論主張廢除壹切權力和剝削，提倡互助，通過互助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自然受到先進知識分子的歡迎和接受。
三
雖然當時互助論風靡壹時，但任何不科學的理論，無論如何鼓吹和推崇，都難逃實踐失敗的命運。在互助理論的指導下，相繼成立的工讀互助組只是曇花壹現，但由於脫離實際生活、經濟困難、人心渙散，僅存在三個月就被迫解散。其他互助實驗在實踐中屢屢碰壁，很快宣告破產。互助理論實驗的迅速破產集中暴露了它的缺陷。它就像壹劑清醒劑，促使向往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勇敢地、理性地邁出關鍵的壹步——從空想社會主義走向科學社會主義。
在總結了自己的慘痛教訓後，雲總結道:“在這樣壹個不盡如人意的環境中，要在某些領域成就什麽理想的事業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我們要改革，我們必須全部改革。要從根本上給目前不健康的經濟體系加上有效的攻擊。否則，總是沒有任何好處。”(《雲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29頁。董曾對的這壹轉變有過這樣的回憶:“當時有壹個激進的青年群體，有烏托邦和半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熱衷於‘新村運動’。.....他們的首領是壹個名叫雲的有才華的年輕人。“這些‘新農民’不信馬克思主義，但很快他們就開始討論馬克思主義，很多人加入了* * *生產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294頁。)
在對空想社會主義進行了壹系列失敗的實驗後，毛澤東終於嘆了口氣:政治改良是沒有希望的。在我看來，俄式革命是壹種無論多麽絕望都沒有比采用這種恐怖方法更好的拋棄方式的變革。毛澤東還把當時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概括為社會政策、社會民主、激烈的* *生產主義(即馬列主義)、溫和的* * *生產主義(即羅素的假* * *生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並逐壹進行了比較分析，明確提出了解決中國問題的政治主張。他指出:“社會政策是填補空白的政策，沒有辦法。社會民主主義把議會作為改造的工具，但實際上議會的立法永遠是保護無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定權力，這恐怕永遠也實現不了。* * *生產主義的溫和方法，如羅素提倡的極端自由和資本家的自由放任，也是永遠不可能的。* * *生產主義的激烈方法，也就是所謂的耕者有其田主義，可以用階級專政的方法來預測效果，所以最好采用。”(《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23頁。)這種分析和認定清楚地表明了毛澤東最終選擇的“* * *產品主義的激烈方法”，即科學社會主義。
蔡和森還在1920年8月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信中說:“我最近對各種學說作了全面的檢討，覺得社會主義確實是改造現在世界的正道，中國除此之外什麽也做不了。”(《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第50頁。)明確提出要用社會主義的原則和方法改造中國。他還反復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與蘇俄壹致的* * *生產黨。
李大釗劃清了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界限。他指出，近代的社會主義標誌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進入了壹個新時代。他們以前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社會主義；他們未來的社會主義將是科學社會主義。1921年3月，李大釗發表《群訓革新事業》壹文，明確提出要組織壹個“普通工人政黨”，領導群眾運動，謀求中國的徹底改革。它表明李大釗已經拋棄了思想中唯心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成分，成為壹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陳獨秀深刻地指出:在整個社會的壹種經濟組織和生產制度被推翻之前，絕對沒有壹個人或壹個集團單獨進行改革的余地。他進壹步指出，對於社會主義的各種流派，“我們應該選擇壹種流派。如果學校不明確，那只是簡單的趨勢，會傾向於資本主義。”如果妳認為所有的派別都是好的，認為他們都是包容的，這樣壹個沒有固定見解，沒有信仰的人，是不配談什麽主義的。”(《新青年》第9卷第3期)從“兼容並蓄”到“擇校”，表明陳獨秀結束了“簡單化傾向”，澄清了各種社會主義觀點，確立了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
五四時期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思想信仰的轉變值得深思和深刻分析。誠然，當時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包括互助論，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提供了充分的選擇和比較，其局限性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充滿進取精神，通過對各種思想和思潮的比較、甄別、篩選，不斷修正自己的思想，摒棄錯誤的、烏托邦的成分，做出了壹生中最重要的選擇，實現了從烏托邦到科學的飛躍。最後我認識到，只有科學社會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才是改造中國的唯壹正確的道路。
希望我的回答對妳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