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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在文化上有什麽表現?

我們舞劇創作的文化想象,早已超越了呈現上“舞”與“劇”誰是主體的認知層面。既然芭蕾是通過舞蹈來講故事,那麽“表意優先”是肯定的,但我們用來講故事的舞蹈並不僅僅停留在狹隘的肢體語言層面。自德國現代舞蹈家皮娜·鮑什的“舞蹈劇場”理念被借鑒並接受為舞蹈的表現路徑後,布萊希特開創的“戲劇建構”模式也開始影響和推動舞劇表現路徑的拓展。

舞蹈“既定風格”的恰當運用

不難看出,上述優秀舞劇都有很強的正能量——《飛虎隊》、《八婆投江》、《永不消逝的電波》、《天路》、《草原英雄小姐妹》、《紅高粱》、《黑粉春秋》、《沙灣往事》。但值得壹問的是:在“前理解”的語境下,還是有很多正能量很強的題材。舞劇創作為什麽愛這個?

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題是“跳舞”。比如《黑粉春秋》講的是壹個戲班如何不畏強暴,用三個武生傳播民族藝術的故事,即靠久、彩旗、留子,處處展現了戲班的精彩身影;《醒獅》將民間武術南獅的套路融入舞蹈敘事,讓武術成為舞蹈的表現路徑,將南獅的舞蹈上升為民族性格的隱喻。事實上,以前也有很多這樣的舞劇,如梅蘭芳,雪夜歸來,徽班和風中少林...全部借助中國傳統戲曲或武術套路。

可舞性來自於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積澱,這種積澱形成了舞蹈的“既定風格”。類似的“既定風格”還有很多,比如《天路》和《草原英雄小姐姐》中藏舞、蒙古舞的運用;比如《飛虎隊》《沙灣往事》分別用山東的鼓秧歌和廣東的英文歌曲塑造人物形象,弘揚民族精神。有些劇還拓展了舞蹈“既定風格”的可塑性,構建了新的語言風格。比如芭蕾舞這種形式風格很強的語言形式,在《八個女人投江》中與軍事動作很好的融合在壹起,被認為是繼《紅色娘子軍》之後又壹部表現戰爭題材的中國芭蕾舞巨作。還有敦煌,表現了敦煌文物工作者在守護千年遺產,也很好地處理了芭蕾的開、伸、直與敦煌舞S形姿態的關系,形成了具有鮮明民族風格的“中國芭蕾”。

文化想象不僅改變了壹段時期舞劇創作“量少質輕”的局面,也培養和鞏固了我們的文化自信。這充分體現在舞劇編導和編導的創作追求上。近年來新創作的舞劇向我們展示了當代中國舞劇創作的中堅力量。

壹方面,軍事編舞起著重要的作用,包括楊曉陽,他寫了《飛虎隊》和《月亮上的賀蘭》;寫了《黑粉春秋》、《絲路之夢》的邢世渺;陳慧芬和王勇,他們寫了《投江八女》和《天邊的紅雲》;還有趙明,他寫了《草原英雄小姐姐》和《霸王別姬》。另壹方面是年輕編舞的出道,壹開始就跑在前面。有先後收獲《紅高粱》和《天路》的葛望,有先後收獲《沙灣往事》和《不死電波》的周麗婭和韓震——前者的惠班、諾瑪·梅和大禹,後者的杜甫《花木蘭》,也有不錯的口碑。特別需要壹提的是,雖然未能獲得文華獎,但其作品引起廣泛關註的青年舞劇導演有《水神》《共舞》朱《記憶深處》《花花世界》童,還有《孔子》《關公》《昭君出塞》《拓島》童。看到這樣的年輕編導在集結,我們有理由對中國舞劇的未來充滿信心,因為我們的創作者正在馳騁他們的文化想象力,堅定他們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