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轉自 百度知道：
好萊塢電影自誕生後不久就在國際上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時至今日已成為世界電影工業的霸主，活躍於世界的每壹個角落。縱觀好萊塢發展史，好萊塢電影美學風格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有壹次較大的變化，在此之前可以稱為經典好萊塢時期，而之後則可成為新好萊塢時期。
第壹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十年中間，對於美國電影而言，乃是壹個征服全世界的興盛時期。外國影片在美國兩萬家電影院的上映節目中已經完全消滅。在世界各國，美國影片占著上映節目60～90％的優勢，每年約有兩億美元被用來生產800多部影片。電影方面的投資超過15億美元，這樣大的資金使電影事業在美國成了壹種大規模的工業，在資本上可以與制造汽車、罐頭、鋼鐵、石油、紙煙這些美國最大的工業相比擬。派拉蒙、勞烏、福斯、米高梅、環球這些大制片公司，支配著影片的生產以及全世界影片的上映和發行。它們和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如柯恩·洛埃伯銀行、通用汽車公司、杜邦·德·奈莫爾、摩根、洛克菲勒等密切地結合在壹起。
自從格裏菲斯失勢之後，金融資本家所重視的已不是導演，而是電影明星。後者成了制片公司的壹種工具或者商標。從這時起，影片的真正主人是制片人，也就是那些被華爾街的銀行家所賞識與選定的企業家。電影導演和照明技師、攝影師、布景設計師壹樣，只不過是每周領取壹定報酬的受雇者而已。制片人利用解除合同這種暗中威脅的辦法，把導演過去所掌握的大部分實權，如對主題、明星和技師的選擇、劇本和蒙太奇的仔細推敲、布景和服裝的監督等等，全部奪取過去。
這樣壹來，制片人便成了決定藝術成敗的壹切因素的主人。他最關切的乃是怎樣多賺錢，他的董事會也只根據影片的利潤率來估量他的價值。因此攝制影片完全以票房收入為指導原則。他們對獨立的影評家的評論，滿不放在眼中，而事實上，這種影評在美國當時可說幾乎全未存在。
但制片人自己只在幕後指揮壹切。在好萊塢露面的乃是電影明星，而“明星制度”也成為好萊塢征服世界的基礎。觀眾對電影明星的崇拜是用幾百萬張簽名的照片來維持的，廣告和宣傳在這些偶像周圍創造壹種傳奇的氣氛。明星的戀愛、離婚以及他們所使用的化妝品、住宅、他們喜愛的動物，在某些國家成了壹般人關心和津津樂道的題材。“明星制度”甚至使魯道夫·範倫鐵諾、瑪麗·璧克馥、道格拉斯·範朋克、格洛麗亞·史璜遜、華萊士·雷德、約翰·基爾伯特、梅·茂萊、瑙爾瑪·塔爾麥琦等人變成了真正被崇拜的偶像。
壹些有名的宗教團體對這種競爭深感不安。清教徒對好萊塢展開了壹起起攻擊，這些攻擊又因壹些明星醜事的傳播（如：華萊士·雷德因吸毒和酗酒而身死，某壹舞女在有胖明星亞布克爾參加的壹次宴會上遭到了謀殺，以及某些明星曾犯謀殺或因戀愛犯罪等等），而變得更加猛烈。
此時資本家成立了壹個名叫“美國制片人與發行人協會”的機構，這個機構是由壹個虔誠的清教徒、***和黨領袖威廉·海斯負責組織起來的。按照海斯的說法，電影變成了旅行商人，“商品跟在影片後面，凡是美國影片深入的地方，我們壹定能夠銷售更多的美國貨物”。
當好萊塢了解到這種國際使命時，美國某些明星扮演的人物也發生了變化。道格拉斯·範朋克在“三角影片公司”時曾幽默地扮演壹個強壯、天真、樂觀、為女人所喜愛的美國英雄，但到後來卻在墨西哥的《佐羅的標記》、法國的《三個火槍手》、英國的《羅賓漢》、東方的《巴格達竊賊》及《黑海盜》中變成壹個不可戰勝的大力士，壹個無所畏懼和無可指責的騎士和保衛正義而且總是獲得勝利的人。隨著年歲的增長，範朋克日益喜好巨大的布景、極端的豪華和神秘的力量。
拒絕把自己附屬於明星的導演為數可說極少。隨著好萊塢的建立，電影先驅人物不是日趨沒落就是銷聲匿跡。托馬斯·英斯已經故世；麥克·塞納特雖然還在繼續攝制壹些優良的作品，但他的聲譽卻並未因此增長；至於格裏菲斯此時則正在逐漸走下坡路。標誌格裏菲斯登峰造極的作品，在美國乃是他的《壹個國家的誕生》，在歐洲乃是他的《被摧殘的花朵》，在電影藝術方面則是《黨同伐異》。但是，商業上的失敗終於註定了格裏菲斯的悲慘命運。這位被列入制片廠黑名單的偉大藝術家，在他以後殘余的二十幾年生命中，再也沒有機會導演壹部影片了。好萊塢的拜金主義把它的創始人都毀滅了。
格裏菲斯的沒落，正好和西席·地密爾的興隆形成鮮明的對照。後者的庸俗的商人氣息和浮誇的作風，成了好萊塢影片四十年以來的特征。他拍了各種樣式的影片，從浮華喜劇《男性和女性》和其他由格洛麗亞·史璜遜主演的影片，壹直到場面豪華的反蘇宣傳片《伏爾加的船夫》和反對無神論的鬧劇片《不信上帝的少女》（片中有對兒童監獄的傑出描寫），凡是能夠賺錢的影片，他都加以攝制。地密爾最成功的作品是壹些帶有濃厚遊藝場氣氛的大型片，在這些大型片中，地密爾除了取材於聖經上的故事以外，還加進了壹些色情的描寫。好萊塢給他壹筆格裏菲斯所得不到的資金來攝制場面浩大的影片《十誡》和《萬王之王》。地密爾由於承襲了意大利電影的老傳統，結果成了最能賣座的商業性影片的導演之壹。弗萊德·尼勃羅模仿他的例子，替高德溫和梅育拍了壹部叫做《賓虛傳》的巨片，這部影片花去了600萬美元的攝制費，雖然風行壹時，可是收入卻不過400萬美元。
好萊塢這個驟然之間交了紅運的城市，具有暴發戶們的那種低級趣味，他們建造的豪華的別墅，硬把羅馬的露天劇場和洛可可式的堡壘，天主教的大教堂和摩天大樓結合在壹起。這種建築上東拼西湊的誇張趣味連同那種說教式的象征趣味，在根據勃拉斯哥·伊巴涅茲的原作改編的影片《啟示錄四騎士》裏表現得最為突出。這部由雷克斯·英格蘭姆導演、使範倫鐵諾因此成為明星的超級影片在上映收入上打破了紀錄。英格蘭姆在其他影片中——例如在無聲電影末期他將結束電影生涯時在尼斯攝制的那些影片中——也顯示出這種講究形式的作法。
好萊塢在成為國際上的強大勢力以後，它攝制的題材也變成國際化了。在它最賣座的無聲片中，以美國為背景的為數很少。在這些影片中，只有詹姆斯·克魯茲導演的那部極著名的《篷車》直接取材於美國歷史，是壹部歌頌開拓西部地區者的史詩。 西部片由於托馬斯·英斯和W．S．哈特的功勞，曾提高到藝術的水平，但此時的西部片，除了象約翰·福特的《鐵騎》這樣極例外的影片以外，又變成了壹種廉價影片的同義語，由壹些專門迎合平民觀眾的導演和無名的演員粗制濫造地攝制出來。美國電影這種“失去本國特性”的傾向成了極其普遍的趨勢。亨利·金雖然還能按照托馬斯·英斯和格裏菲斯的傳統，導演了壹部完美的、描寫美國地方生活的影片《孝子大衛》，可是人們不但不鼓勵他沿著這壹方向前進，反而導使他去攝制壹些流行的言情小說（如《史泰拉恨史》），或者象他以後在羅馬攝制的那些影片那樣，向著意大利那種場面巨大的影片方向去發展（如《羅莫拉》、《白修女》等）。
由於金融資本的國際聯合、審查制度的嚴格、流行小說被有系統地搬上銀幕、明星制度、專為賣座的打算和制片人的拜金主義這些原因，使得美國電影藝術日趨貧乏，這種貧乏和物質的豐富相形之下，顯得更為突出。但美國電影中至少還存在著壹個作品豐富的喜劇學派和幾部例外的作品，這些影片幾乎都是由外國籍的導演攝制出來的。萊昂斯·彼雷給美國人培植了對浮華喜劇的愛好，加斯尼埃則是系列影片的創造者之壹。除這兩人以外，還可以舉出肖塔爾、阿爾倍·卡普拉尼，以及協助卓別林導演《巴黎壹婦人》的阿巴迪·達拉斯特。
1920年以後，好萊塢為了打倒它的競爭者，大量吸收外國籍的優秀導演和演員前往美國。 莫裏茨·斯蒂勒帶著葛麗泰·嘉寶來到美國。但他專門為從德國來的演員波拉·尼格麗和強寧斯導演影片。他導演的《帝國旅館》和《罪惡之街》這兩部影片，無論在藝術上或商業上來說，都不是很成功的作品。與斯蒂勒相反，嘉寶在美國卻大走紅運。這位著名的女悲劇演員，確實是好萊塢壹棵搖錢樹，同時也給好萊塢的攝影棚帶來了藝術。廣告宣傳使嘉寶成了傳奇式的人物。她所主演的影片片名本身就具有壹種宣傳性質，如：《誘惑的女人》、《肉與魔》、《仙女下凡》、《神秘夫人》、《野蘭花》、《接吻》等等。她在傳奇式的故事中表現了歷史上最著名的多情女子。
除了嘉寶以外，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移民，對好萊塢幾乎沒有帶來什麽貢獻。但從德國來的移民，特別是斯特勞亨、劉別謙、馮·斯登堡，卻對美國電影有很大的貢獻。歐洲電影的示範作用，使幾個美國導演傾向於攝制壹些藝術性超過商業性的影片。他們之中有幾個確實達到了藝術的水平。有聲電影興起的前夕，美國出現了壹批有才能的新電影導演，這些導演在某種程度上開始接替了先驅者的地位。
好萊塢在它歷史上最繁榮時期，它的電影先驅者和歐洲最偉大的電影藝術家，與其說是加以利用，毋寧說是加以排斥。隨著好萊塢的世界霸權的建立，它大部分生產就陷於毫無意義和追求豪華場面的停滯局面。
1927年10月23日，阿蘭·克勞斯蘭德攝制的有聲響、對白和歌唱的《爵士歌王》的第壹次上映，標誌著電影已進入了它的歷史的壹個新時代。有聲技術的運用使電影中復雜的敘事與流暢的對話成為可能，這壹切促成了經典好萊塢電影濃重的戲劇化風格。同時這種風格也符合當時的制片廠制度。由好萊塢巨鱷麥克?塞納特創造的制片廠制度客觀上要求電影必須以迎合最廣大觀眾的審美需求為目標，而傳統的被大眾所熟悉的戲劇化美學觀顯然是最好的選擇。類型電影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這些被克拉考爾稱為迎合觀眾“深層集體心理”的影片，通過程式化的情節、類型化的人物，迅速占據了觀眾的視野，科幻、歌舞、犯罪等形式的類型片得以在世界影院中大行其道。
西部片作為最“美國化”的類型片在經典好萊塢時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西部片頌揚、推崇那種粗獷的個人主義和適者生存的精神，體現著善必勝惡的道德理想，因而在美國影壇上長盛不衰。弗雷德?金尼曼拍攝於1952年的《正午》就在很多方面體現了西部片的特征，或者說是體現了經典好萊塢時期影片的特征。 然而，《正午》雖然在很多方面有著經典好萊塢的影子，但它決不算是壹部地道的經典好萊塢電影。事實上這部拍攝於1952年的影片在好萊塢發展史中扮演著新舊兩時期轉折點的角色。《正午》中最明顯異於傳統好萊塢影片的莫過於對凱恩這個形象的塑造。傳統西部片中的英雄形象往往代表著絕對的正義與公理，而凱恩在影片中卻處在壹個尷尬的境地。由於小鎮居民不肯幫助這個曾經保衛他們的警長，使得凱恩的對立方不僅是惡棍，甚至還包括了小鎮居民。影片對凱恩作了大量的心理描寫，他開始思考自己的立場與行為，思考自己的何去何從。《正午》中塑造人物避免了過於類型化，對以往的警長形象也有了壹定地顛覆，影片還放棄了西部片壹貫的大團圓結局，選擇了凱恩扔掉警徽離開小鎮作為結束，增強了故事的客觀性。
《正午》拍攝於1952年，而這恰是好萊塢黃金時期剛剛結束的時間，好萊塢隨之進入了壹段困頓的低潮期。直至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隨著西方社會後工業化、後社會化的愈演愈烈，新的社會藝術思潮泛濫。這些新思潮激蕩著人們的思想，改變了人們對於藝術的欣賞取向和接受程度。電影的觀眾群體也發生了變化，經典好萊塢時期電影的風格已不能滿足他們的觀影需要了。四十年代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運動和五十年代的法國電影新浪潮沖擊和影響了當時的美國影壇，加速了好萊塢電影的變化。於是以亞瑟?佩恩的《邦尼與克萊德》為代表的壹批“新式”的影片應運而生，也拉開了新好萊塢時期的序幕。
新好萊塢時期描寫人物的典型手法是，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善惡分明的類型化人物，而是具有更加復雜的內心世界。新好萊塢註重人物的立體化與心理化，增加了影片的層次與深度。新好萊塢電影的敘事特點，即在繼承好萊塢善於講故事傳統的基礎上，將影片的故事納入到廣闊的社會背景中，為影片融入真實性與社會性，使好萊塢電影較之以前更加具有社會意義與深度。
新好萊塢電影還受到歐洲電影的深刻影響。商業電影藝術化、藝術電影商業化成為這壹時期電影發展的壹個趨勢，許多歐洲藝術電影的處理方法被用於好萊塢電影中。
從經典時期到新時期，電影在好萊塢這塊土地上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演變，無論是故事結構還是人物形象或是觀念意識，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典好萊塢時期的壹套手法在當代已不能滿足觀眾的需要，而更善於適應社會時代需要的新好萊塢電影卻悄然占據了觀眾的視線。
從70年代到80年代的過渡時期，新好萊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近10年的時間，美國每年生產200部左右的影片，電影與電視爭奪觀眾的競爭已達到平衡。電影保持著10到12億的觀眾，並且有了自己的越來越廣闊的海外市場。據1993年的統計證實，美國電影國內票房收入達52億，發行收入26億。視聽產品的貿易順差僅次於飛機制造出口業，為美國第二大行業。在全年世界銀幕上上座率最高的10O部影片中美國影片占88部。
好萊塢電影通過自身的調整完成了向後工業時代的過渡，至今仍雄踞世界電影工業金字塔的頂端，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通過對好萊塢的全面考察，有助於我們對日常生活中電影的思考，有助於我們對自己的民族電影的判斷。對壹般觀眾來說，可以作為娛樂方式看待好萊塢電影；對電影創作者來說，可以學習好萊塢式商業電影獨特的藝術形式的規則；對於制片人來說，可以從好萊塢式的商業規則中，學習好萊塢的電影理念和運作方式；而對理論家來說，可以通過對好萊塢特性的認識反思的歷史和問題。考察好萊塢的電影史對於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不可不說是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