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叉小徑的花園
獻給維多利亞·奧坎波
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爭史》第242頁上有記載，說英軍十三個師(由壹千四百門大炮支援)對塞爾-蒙托班防線的進攻，原定於1916年7月24日發動，後來推遲到29日上午。機長利德爾·哈特解釋說，延誤的原因是暴雨，這並不奇怪。青島大學前英語教師於準博士的證詞，經過我的簽名記錄、復述和驗證，卻為這壹事件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解釋。證詞記錄的前兩頁不見了。
.....我掛了電話。我立刻認出了用德語接電話的聲音。這是理查德·麥登的聲音。馬登在維克托·龍伯的住所意味著我們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我們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但這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也就是說，龍伯已經被捕或被殺。那天日落前我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馬登毫不留情。更準確地說，他必須冷酷無情。作為壹個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他被懷疑不熱情，甚至不推銷。現在他有機會挖出兩個日耳曼帝國的間諜，逮捕或殺死他們。他怎麽能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心存感激呢？我上樓回到自己的房間，可笑的鎖上門，仰面躺在壹張小鐵床上。窗外是平時的屋頂和下午六點被雲遮住的太陽。這壹天既無預兆也無預兆，成了我大災難的死亡日。難以置信。雖然父親已經過世，雖然我的童年是在海豐對稱的花園裏度過的，難道我現在就要死了嗎？然後我想，不早也不晚，現在都算我的。沈寂了很多年，現在卻出事了；千千的天空、陸地和海洋中有成千上萬的人。真出事的時候就在我頭上...馬登不堪忍受的馬晟出現在我眼前，驅散了我的思緒。我又恨又怕(我已經騙過了理查德·麥登，就等著上絞架，我承認害怕也沒關系)，心想把事情搞得壹團糟的武夫壹定知道我有這個秘密。英國炮兵隊準備轟炸恩克列的地點名稱。壹只鳥飛過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象中把它變成了壹架飛機，然後把這架飛機變成了很多架飛機。我在法國的天空精確地投下炸彈，摧毀了炮兵隊。我真希望我的嘴能在被子彈打爛之前喊出地名，讓德國聽到...我的血肉之軀所能發出的聲音太微弱了。我怎樣才能把它送到校長的耳朵裏？那個多病又討厭的人只知道我和龍伯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封閉的辦公室裏等待我們的消息，沒完沒了地看報紙...我必須逃跑，我大聲說。我不必要地躡手躡腳，好像馬登壹直在監視我。我忍不住檢查我口袋裏的東西，也許只是為了證明我什麽都不會。我發現的壹切都在意料之中。那塊美國手表，鎳表鏈和那枚四角硬幣，那條帶著龍伯住所鑰匙的鏈子，現在已經沒用了但可以構成證據，壹個筆記本，壹封我看完之後決定立即銷毀的信，但我沒有銷毀，壹本假護照，壹枚五先令的硬幣，兩先令和便士，壹支紅藍鉛筆，壹條手帕和壹支裝有子彈的左輪手槍。可笑的是，我拿起槍，在手裏掂量掂量，鼓勵自己。我隱約覺得炮火能傳很遠。不出十分鐘，我的計劃就被認為成熟了。電話簿給了我壹個人的名字，只有他能為我傳播信息:他住在芬頓郊區，坐火車不到半小時。
我是個懦夫。我不妨現在就說，因為我實現了壹個沒有人會說有風險的計劃。我知道實施過程很可怕。不，我不是為了德國。我不在乎壹個讓我墮落成間諜的野蠻國家。此外，我認識壹個英國人——壹個謙遜的人——他對我來說不亞於歌德。我和他談了不到壹個小時，但在那壹個小時中間，他就像歌德壹樣...我這樣做，是因為我覺得領袖看不起我這個種族的人——看不起聚集在我身上的無數祖先。我想向他證明壹個黃種人可以拯救他的軍隊。而且，我想逃出船長的手掌心。他隨時都可能敲我的門，叫我的名字。我靜靜的穿好衣服，對著鏡子裏的我說了聲再見，下樓，看著安靜的街道，走了出去。火車站離這裏不遠，但我覺得坐馬車合適。原因是降低被認出的風險；事實是，在冷清的大街上，我覺得特別顯眼，特別不安全。我記得告訴馬車夫在到達車站之前停下來。我磨蹭著下了公共汽車。我的目的地是阿什格羅夫村，但我買了壹張票，在壹站下車。火車馬上就要開了:八點五十分。我得快點。下壹班火車在9: 30離開。站臺上幾乎沒有人。我在幾節車廂裏看了看:有幾個農民，壹個穿著喪服的女人，壹個全神貫註在讀塔奇隆編年史的年輕人，還有壹個看起來很開心的士兵。火車終於啟動了。我認識的壹個人匆忙跑過去，追到站臺盡頭，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是理查德·麥登上尉。我沮喪不安，躲避著可怕的窗戶，縮在座位的角落裏。我從沮喪變成了自謙的驕傲。我以為我的決鬥開始了，盡管我靠運氣贏了對手四十分鐘，但我還是贏了第壹輪。我認為這個小小的勝利預示著完全的成功。我覺得勝利不小。如果火車時刻表沒有給我寶貴的第壹步，我早就被關進監獄或者被殺了。我認為，不是沒有詭辯，我已經成功地證明了我可以完成冒險。我從懦弱中學會了關鍵時刻沒有拋棄我。我期望人們越來越屈服於令人發指的事情；用不了多久，這個世界就會充滿穿制服的戰士和強盜；我想奉勸他們的是，做了十惡不赦的事情的人，要假設這件事已經完成，把未來當成過去壹樣不可逆轉。我就是這麽做的。我把自己當成壹個死人，冷眼看著那壹天，也許最後壹天過去了，黑夜來臨了。火車在兩邊的樹叢中緩慢移動。停在荒野般荒涼的地方。沒人報站名。那是阿什格羅夫嗎？我有幾個孩子在要月亮的舞臺上。阿什格羅夫，他們回答。我下了公交車。
站臺上有燈光，但孩子們的臉在陰影裏。壹個小孩問我:妳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嗎？沒等我回答，另壹個孩子說，他家離這裏很遠，但是如果妳走左邊的路，在每個路口左轉，妳不會錯過的。我給了他們壹枚硬幣(最後壹枚在我身上)，下了幾級石階，走上了那條寂寞的路。這條路緩緩下降。那是壹條土路，兩邊都是樹，樹枝在天空中連成壹片，又低又圓的月亮似乎陪伴著我。
有壹段時間，我以為理查德·麥登已經知道了我的絕望計劃。但我馬上明白，這是不可能的。孩子告訴我要壹直向左拐，這讓我想起了壹些迷宮找中央院子的慣例。我對迷宮有所了解:我真的是雲南巡撫解鵬的曾孫。他辭掉高官厚祿，想寫壹本比紅樓夢人物還多的小說，建造壹個誰也走不出去的迷宮。他在這些復雜的工作中度過了十三年，但是壹個局外人暗殺了他。他的小說像天書壹樣，他的迷宮沒有找到。我在想英格蘭壹棵樹下失落的迷宮:我想象它完好無損地在壹個秘密的山峰上，被稻田掩埋，或者淹沒在水下。我想象它是廣闊的，不只是壹些八角形的亭臺樓閣和蜿蜒的小路，而是由河流、省份和王國組成...我想象的是壹個由迷宮組成的迷宮，壹個錯綜復雜、無窮無盡的迷宮，涵蓋了過去和未來，某種意義上甚至還涉及到其他星球。我沈浸在這種虛幻的想象中，忘記了自己被追殺的處境。在壹段不確定的時間裏，我覺得我抽象地理解了這個世界。模糊而充滿活力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時光，輕松的下坡路，都讓我感觸良多。黃昏是親切的，無限的。道路繼續向下延伸，在模糊的草叢中分岔。壹陣悅耳的音樂有節奏地響起，隨風飄蕩，或近或遠，穿透樹葉和遠方。我以為，壹個人可以是別人的敵人，可以是別人壹段時間的敵人，但不能是壹個地區、螢火蟲、文字、園林、水和風的敵人。我這樣想著，來到壹扇生銹的鐵門前。從欄桿上可以看到壹個森林陰道和壹個類似涼亭的建築。我突然明白了兩件事，第壹是微不足道，第二是不可思議；音樂來自亭子，是中國音樂。正因為如此，我沒有用心聽就全部接受了。我不記得門上有沒有鈴，也不記得我有沒有和門擊掌。火花般的音樂沒有停止。
然而，壹盞燈籠從深宅裏走出來，漸漸靠近:壹盞月光鼓形的燈籠，有時被樹幹擋住。提著燈籠的人是壹個高個子男人。由於光線刺眼，我看不清他的臉。他打開鐵門，慢慢地用中文對我說:
“看來珀西很關心眷，不會讓我感到孤獨。妳壹定也想參觀花園吧？”
我認出了我們的壹個領事的名字，不知怎的我繼續說:
“花園？”
"有分叉小徑的花園。"
我心潮澎湃，難以理解地肯定說:
"那是我曾祖父的花園。"
“妳的曾祖父？妳尊敬的曾祖父？進來，進來。”
濕漉漉的小路蜿蜒曲折，就像我童年的記憶。我們來到壹間藏著東西方書籍的書房。我認出了幾卷用黃絹裝訂的手稿，是明朝第三任皇帝編的《永樂大典》的逃亡卷。留聲機上的唱片還在轉，旁邊有壹只青銅鳳凰。我記得幾百年前的壹個紅瓷瓶和壹個藍瓷瓶，那是我們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工的作品...
斯蒂芬·艾伯特微笑著看著我。正如我剛才所說的，他身材高大，輪廓分明，長著灰色的眼睛和灰色的胡子。他看上去有點像牧師，又有點像水手；後來他告訴我，他“在想當漢學家之前”，曾在天津當過傳教士。
我們坐下來；我坐在壹張矮沙發上，背對著窗戶和落地鐘。我認為追我的理查德·麥登壹小時後不會到這裏。我不可逆轉的決定可以等。
“彭的壹生真是了不起，”斯蒂芬·艾伯特說。“當他成為他家鄉省份的總督時，他精通天文學、占星術、古典詮釋和象棋，他還是壹個著名的詩人和書法家:他放棄了所有這些來寫書和建造迷宮。他拋棄了炙手可熱的官位、漂亮的妻妾、盛大的宴席，甚至拋棄了自己的學識，把自己的家關在翟還不到十三年。他死後，繼承人只找到了壹些淩亂的手稿。妳可能知道，他的家人打算燒掉手稿；但遺囑執行人——壹個道士或和尚——堅持要出版它。”
“彭的後人，”我插話道，“還在責怪那個道士。出版不合理。那本書是矛盾草稿的匯編。我看過壹次:男主角第三次死了，第四次復活了。至於彭的另壹項工作，迷宮……”
“那是迷宮，”他指著壹個高高的油漆櫃說。
“壹個象牙迷宮！”我失聲大喊。“壹個微型迷宮……”
“符號的迷宮，”他糾正我。“壹個看不見的時間迷宮。我，壹個英國蠻子人，有幸意識到這個顯而易見的秘密。時隔百余年，細節難覓，但不難猜測當時的情景。解鵬曾經說過:退休後我要寫壹部小說。還有壹次:退役後我要建壹個迷宮。人們認為這是兩件事；沒有人認為書和迷宮是壹回事。徐明齋當然是建在壹個相當復雜的花園中間；這個事實讓人們想起了壹個真實的迷宮。彭死了；在他廣闊的莊園中間，沒有人發現迷宮。兩種情況讓我直接解決了這個問題。壹個是關於彭計劃建造壹個絕對無盡的迷宮的奇怪傳說。第二個是我找到的壹封信的片段。”
艾伯特站了起來。他打開已經被熏黑的金色櫃子，背對著我幾秒鐘。他轉身的時候，手裏拿著壹張薄薄的紙，上面有方塊，原本的紅色已經褪成了粉紅色。彭的壹手好字名不虛傳。我急切而又模糊地看著我的壹個祖先用小字寫下的話:我離開了花園，有了通向壹些後人(不是所有後人)的分叉小路。我默默地把報紙還給艾伯特。他接著說:
“在發現這封信之前，我問自己:壹本書在什麽情況下可以變得無限？我覺得只有壹種情況，就是循環往復，周而復始。書的最後壹頁必須和第壹頁壹樣，才有可能沒完沒了地繼續下去。我還記得《壹千零壹夜》中間的那個晚上，山魯佐德女王(由於抄寫員的神秘疏忽)開始逐字逐句地講述《壹千零壹夜》的故事，這可能會導致回到她講述的那個夜晚，從而變得沒完沒了。我也想到口頭文學作品，父子口述，代代相傳。每壹個新的講故事的人都會增加壹個新的章節或者虔誠地修改他祖先的章節。我思考了這些假設；但與彭對著幹的張輝，卻比不上這個數。就在我迷茫的時候，牛津給我發來了妳看到的手稿。很自然地，我註意到了這句話:我離開了花園，有了通向壹些後人(不是所有後人)的分叉小路。我幾乎當場恍然大悟；《小徑分岔的花園》就是那部混亂的小說；部分後人(不是全部後人)的那句話給我揭示的形象是時間的分叉而不是空間的分叉。我又瀏覽了壹下作品，證實了這個理論。在所有虛構的小說中，每當壹個人面臨幾種不同的選擇時，他總是選擇壹種可能性，排除其他可能性；在解鵬錯綜復雜的小說中，主角選擇了所有的可能性。於是，就有了很多不同的世代，很多不同的時代，衍生出來，披上了枝葉。小說的矛盾由此產生。例如，方俊有壹個秘密；壹個陌生人來到妳的門前；方俊決心要殺了他。自然有幾種可能的結果:方俊可能殺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殺死，兩個人都可能安然無恙，或者兩個人都可能死去，等等。在彭的作品中，有各種各樣的結局；每個結局都是其他分叉的起點。有時候，迷宮的路徑會相遇:比如妳來到這裏，但在壹個可能的過去，妳是我的敵人，在另壹個過去的時期，妳是我的朋友。如果妳能忍受我糟糕的發音，我們不妨讀幾頁。”
在明亮的燈光下，他的臉無疑是壹張老人的臉，但卻有壹種堅定甚至不朽的神情。他緩慢而準確地閱讀了同壹章的兩種寫法。先是壹支軍隊越過荒山投入戰鬥；艱苦的山地行軍使他們對死亡猶豫不決，所以他們輕松地贏得了戰鬥；其次，同壹支軍隊經過壹座正在舉行宴會的宮殿，歡快的戰鬥就像是宴會的延續，他們也取得了勝利。我懷著崇敬的心情聽著這些古老的故事。更讓我驚訝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為我還原故事原狀的人是來自壹個遙遠的帝國。當時是在壹次絕望的冒險中，地點是壹個西部島國。我還記得最後壹句話，它像壹條神秘的戒律壹樣在每壹個寫作中反復出現:英雄們就是這樣戰鬥的，懷著壹顆可敬的心，無所畏懼，手中的青銅劍異常鋒利，只求殺死對手或者戰死沙場。
從那壹刻起，我感到壹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躁動圍繞著我，在我的身體深處。不是那種分道揚鑣、齊頭並進、最後合並的部隊的躁動，而是壹種更難掌握、更隱秘的興奮，那種興奮已經被那些部隊提前表現出來了。斯蒂芬·艾伯特接著說:
“我不相信妳們顯赫的祖先會白白玩弄不同的寫法。我覺得他不可能在無休止的修辭實驗中度過十三年。在妳的國家，小說是次要的文學類型；那時候被認為不做作。解鵬是壹位才華橫溢的小說家，但他也是壹位作家。他絕不會認為自己只是壹個小說家。他的同時代人認可他對玄學和神秘主義的偏愛，這壹點被他的壹生充分證實。哲學討論在他的小說中占了很大的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測的時間問題是他最關心、最專註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並不僅僅出現在《花園》的手稿中。甚至“時間”這個詞也從未被使用過。妳怎麽解釋這種刻意回避？”
我提出幾點看法；都不足以回答。我們爭論不休；斯蒂芬·艾伯特最後說:
“唯壹不允許用在答案是國際象棋的謎語中的詞是什麽？”過了壹會兒我想說:
“‘象棋’這個詞。”
“壹點不錯，”艾伯特說。“小徑分岔的花園是壹個巨大的謎語或寓言，答案是時間；這個秘密的原因是不允許‘時間’這個詞出現在手稿中。從頭到尾刪掉壹個字，用笨拙的比喻，明顯的繞路，可能是解開謎底的最好辦法。在他孜孜不倦的小說中，解鵬每次出現轉折都采用迂回的方法。我查了幾百頁手稿，糾正了抄寫員的疏漏和錯誤，猜測了亂七八糟的意圖，恢復了，或者我認為恢復了原來的順序，翻譯了整部作品；但是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找到過“時間”這個詞。顯然，《歧路燈下的花園》是彭心目中壹個不完整但絕非虛假的宇宙意象。妳的祖先與牛頓、叔本華的區別在於，他認為時間沒有同壹性和絕對性。他認為時間有無數個系列，時間的偏離、匯聚和平行編織成壹張不斷增長的復雜的網。壹個相互靠近、發散、交錯或者互不幹擾的時間網絡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很多時候，我們是不存在的；有些時候，沒有我也有妳；其他時候，沒有妳也有我；再過壹會兒，妳和我就會存在。這時，偶然的機會讓妳來到家裏；另壹個瞬間，妳走過花園，發現我已經死了；又壹瞬間，我說出了我至今所說的話，但我是個錯誤，是個幽靈。”
“在任何時候，”我略帶震驚地說，“我總是感謝和欽佩妳重現了彭琪的花園。”
“不總是這樣，”他笑著說。“因為時間總是分叉的，導致無數的未來。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我可以成為妳的敵人。”
我又覺得不安分了，就像我剛才說的。我覺得房子周圍潮濕的花園裏擠滿了無數看不見的人。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隱藏在時間的其他維度，忙碌而多變。當我再次擡起眼睛時，噩夢般的迷霧消散了。黃黑相間的花園裏只有壹個人，但那個人卻像雕像壹樣強大，他就是走在小徑上的理查德·麥登船長。
“未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我說。“但我是妳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嗎？”
艾伯特站了起來。他身材高大，打開了高櫃的抽屜；有幾秒鐘，他背對著我。我手裏有壹把手槍。我非常小心地扣動了扳機:艾伯特立刻倒了下去，沒有哼壹聲。我確定他是立即死亡，而不是突然死亡。
剩下的都是瑣碎的，像做夢壹樣。馬登闖進來逮捕了我。我被判絞刑。我輸得很慘:我通知柏林應該進攻的城市的秘密名稱。他們昨天轟炸了。我在報紙上讀到過。報紙上還有壹則消息，著名的漢學家斯蒂芬·艾伯特被壹個名叫於準的陌生人暗殺了。暗殺動機不明，給英國蒙上了壹層神秘色彩。柏林的首腦解開了這個謎。他知道，在戰火紛飛的時候，我很難宣布那個叫艾伯特的城市的名字，除了殺死壹個叫這個名字的人，沒有別的辦法。他不知道(沒有人能知道)我無限的遺憾和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