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壇，就是祭祀社稷時所用之壇。社，是社神，是土地之神；稷，是稷神，是五谷的代表。這種對社稷的祭祀由來久遠。
現存北京中山公園的五色土，其前身便是明永樂年間營建北京時期所建的社稷壇。說得更精確壹點，這種鋪填五色土的社稷壇，實在應該叫“太社稷壇”或“太社壇”。據有關明代的史料說，這種太社壇在明代先後有三處：壹在南京，壹在中都，壹在北京。公元1367年（洪武前壹年）落成的南京社稷壇，原是東西對峙的兩壇，社稷分開。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認為社稷分為二壇祭祀不合經典，故讓禮官奏議，於是太社壇才改在午門的右方，社稷***為壹壇。永樂時北京社稷壇所遵照的，便是洪武十年改建後的制式。現存北京的這座太社壇仍是壹座方形大平壇，這便是明清時祭祀社稷的拜殿，其實整個公園園地原來都屬於社稷壇。
那麽社稷壇祭祀究竟源於何時呢？據有關史料來看，自漢以來直到清代，社稷壇的建築幾乎都以周代作為依據。據《周禮》記載，西周時掌管國家祭祀的大宗伯就掌有“以血祭社稷”的職責；又有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負責社稷壇的建立；在祭祀的時候，鼓人“以靈鼓動社祭”，敲擊壹種名叫靈鼓動的六面鼓動；舞師“教帗（fú）舞，率而舞社稷之祭祀”，領頭者用壹種柄上系著五色繒的名叫帗的舞具，跳壹種稱做帔舞的舞蹈。不難看出，祭祀社稷的活動在周時的確是隆重而熱烈的。
盡管這樣。人們卻認為對社稷的祭祀不是從周朝開始的。《史記·夏本紀》寫道：“堯崩，帝舜……曰：汝其往視爾事矣。……禹乃行，相幹宜所有以貢。”《尚書·禹貢》說：“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五色土。”前人普遍認為，《禹貢》中徐州所貢的這五色土，便是舜時鋪填社壇的所用之物。《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晉大夫蔡墨答魏獻子問時，說：“後土為社，……柱為稷，自夏以土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無怪乎《漢書》在述及漢時對社稷的祭祀時要說“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了，這個“尚”，就是久遠之意，夏禹呢，不過是“遵之”而已。
太廟那麽究竟又是什麽原因促使人們祭祀社稷的呢？《白虎通義》的記載是後代學者普遍接受的。《白虎通義》的《社稷》篇是這樣總結前人的看法的：“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五谷眾多，不可壹壹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五谷之長，故立稷而祭之地。”成書年代比《白虎通義》稍早壹些的《孝經援神契》也說：“社，土地之主；稷，五谷之主。……土地廣博，不要遍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以報功也；五谷眾多，不可遍祭，稷乃原隰（xí）之中能長五谷之祇（qí），故立稷而祭之。”這壹看法根據我國古代地貌學的觀點，把土地劃分為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類（稱為“五土”），它認為，原隰（即濕潤的平地）不過是五土之壹，而社卻是五土的總神，因而人們說社時就可以代表稷，社稷也就又可簡稱為社，祭社也就是對社稷的祭祀。由此看來，人們對社稷的祭祀的確是出自對養育自己的鄉梓國土的感激之情。
不少人曾有這樣的看法，認為古代對社稷的祭祀只是帝王的事。這實在是壹個誤會。從其他史料印證，《禮記》中關於社稷壇建置的記述還是相當可信的。《禮記·祭法》稱：“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祖，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這裏，群王所建立的最高等級的太社，就是前面所說的五色土。五色，正是五方的象征。據稱，在未實行郡縣制之前，君王要分封諸侯時，便依封地所在方位從太社壇上取壹撮色土賜與該諸侯，然後諸侯再將它置於封地的社稷壇中，自然這社壇也就不能再有五色土了。至於更下壹級置社時所立之壇，當然也就只能用本土的泥土了。既然大夫以下要成群立社，國君在仲春仲秋之時還要“擇元日，命民社”，這樣民間便以祭社活動為中心形成了居民的社會組織，這組織也叫“社”。立社不僅要封土為壇，而且還要各栽其土所宜之樹，這樹也是社的標誌。《論語·八佾（yì）》載，哀公問社於宰我時，宰我回答說：“夏後氏以松，殷人經柏，周人以栗。”不少學者認為，這松、柏、栗，便是立社時宜栽的樹木。《莊子·人間世》講述的匠石在齊國曲轅所見的其大蔽牛的櫟社樹，抑或正是周初立社時所植栗樹的別種。《禮記·效特牲》還說：“唯為社事，單出裏；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粢（zī）盛”。意思是說，在稱做社日的會堂主這壹天，全社裏的人都要出來參加會堂主的活動；為了準備會堂主所用之牲，國中之人都參與了跟社獵有關的勞作；為了供給祭社需用的谷物，農家壹起湊集了必需的糧食。
至於民間為祭社而建立起的組織——“社”的規模，漢代《風俗通義》和《說文》都曾引用前人的解釋：“二十五家為社。”當然，這也不是壹成不變的，別的資料也有說十二家、五十家、乃至壹百家的。漢時，民間就自發組織過不少不合規定的私社，因而才有官方禁止自立私社的命令。南北朝時，《荊楚歲時記》描述祭社這天民間風俗時這樣寫道：“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醪（láo），為屋於樹下，先祭社，然後饗其胙（zuò）。”說的是社日這天，住在壹起的左鄰右舍邀約在壹起，各自湊上壹些祭社的肉食和米酒，在樹下搭起了棚屋，壹起祭祀了社稷之後，或者各分壹些祭品，或者興高采烈地會餐壹頓。
社日民間活動最普及的時期，大概應推唐宋，這時的社日簡直成了民間的盛大節日。社日來臨時，各社便殺雞宰豬，到了祭祀的時候，幾乎全社人都要出來參加慶祝活動。這天還有壹種專為社日準備的社飯，有專為社日準備的社糕社餅。那時除了做社日的活動外，幾乎其他事都不幹了，連婦女也停下了手中的針線活，當媳婦的還可以回娘家。農村裏，同社人的聚會飲宴更為引人註目，社鼓神鴉，優揚處處，暢飲歡歌，熱鬧非凡。孩子們這天也無須再念書，當然更是欣喜若狂，外公姨舅們還要送些葫蘆兒、棗兒之類零食，還要玩壹種名叫鬥草的遊戲。社日這天的活動，壹直要持續到太陽西斜，大家才戀戀不舍地回家。老百姓的這些歡樂，自然也引起了接近民眾的詩人的極大興趣，如唐代的杜甫、韓愈，宋代的陸遊、範成大等，都在他們的詩中描寫了社日的盛況。而這社日鄰裏的會集，也就是現在的“社會”壹詞的起源。
由於戰事頻仍，民生雕敝，再加上統治階級對民間集社集會的鉗制，宋以後，民間的社日活動便開始走向衰落，以致到了最後，百姓所用的社稷壇竟然變成了廣布全國的土地廟或土谷祠，不過民間社日的娛樂活動，還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壹些，如魯迅先生《社戲》壹文所描寫的，就是清末江南地區的社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