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史家對中世紀文化懷有情感，視其為法蘭西民族生命力的源泉。18世紀思想家認為歷史會走向進步，有其歷史的背景為後盾。隨著科學革命的開展，西歐的壹些地區在17世紀後期開始慢慢工業化，其結果是歐洲領先於其他地區，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當今的全球史家認為東西文明在18世紀中葉出現了"大分流"，便是指的這個現象。
所謂"大分流"是指工業文明取代了人類幾千年來賴以生存的農業文明。由此，歐洲（以西歐和當時剛剛新建的美國為代表）開始領先於其他文明，成為引領世界歷史前進的火車頭。這句話並不只是比喻而已，因為火車的發明和使用，無疑是工業化的壹個重要標誌。
工業文明的興起，主要是壹個經濟現象，但也有相應的社會和政治方面的表現。因為傳統的農業文明社會已經形成了壹套政治制度、宗教觀念和思想形態。工業社會的興起，必然會與之對抗。17?18世紀的歐洲出現了壹系列政治事件，其背後既有宗教信仰分歧的原因，更是新興的社會政治力量對舊制度沖擊的結果。
荷蘭、英國和美國的革命，其原因和過程各不相同，而其結果卻大致相似，那就是新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逐漸形成。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或許是這種新舊制度更替表現最為激烈的壹個事件，其影響也最為深遠。從政治層面來講，法國大革命的最大遺產體現在推進了歐洲各地的民族主義浪潮。法國革命激烈、激進的程度，不但讓尚未改革的普魯士等地感到恐懼，而且也造成已經經歷過改革的英格蘭、荷蘭等國的不安。英國學者對於法國革命壹般都持批評的態度，其中以埃德蒙?伯克（Edmond Burke，1729?1797）最為典型。
對法國革命的批評和不安反映的其實是壹種有關歷史觀的爭議。更具體壹點說，就是在近代社會慢慢形成的過程中，人們應該如何看待已經漸行漸遠的時代?中世紀。在法國革命爆發之際，前章提到過的"古今之爭"已經基本結束，主張今勝於昔的學者略勝壹籌。所以問題的焦點並不在於論辯過去是否仍然勝於現在，而在於討論在近代化高歌猛進的時候，是否要否定中世紀的壹切。
如前章所述，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對於中世紀持壹種基本否定的態度，而德意誌學者如赫爾德，則對此頗有異議。激烈的法國革命，以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似乎要以全新的姿態建立壹個完全不同的制度和社會，由此引起了壹些人士的恐懼和不安。英國的學者則認為，英國"光榮革命"的成功，其部分原因就在於有來自中世紀的"大憲章"的遺產。
因此，完全蔑視中世紀並不明智。更有甚者，由於法國革命的壹個直接結果便是拿破侖戰爭。而拿破侖以軍事的手段掃蕩了幾乎整個歐洲，沖擊了舊制度。所以在如何對待中世紀的遺產這個問題上，還摻雜有歐洲其他地區反對拿破侖法國霸權統治的民族主義情緒。
19世紀被人稱為是"歷史學的世紀"。如果這個說法可以成立，那麽其原因和特點則頗為多元、多樣。批評法國革命過於激烈的言論，反映的是壹種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而對中世紀的肯定甚至懷念，在文學作品上最為明顯，表現為浪漫主義，主張歷史上的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則體現了歷史主義的思維。這三種"主義"，加上上面提到的民族主義思潮，都在19世紀得到長足進展，並促進了歷史學的大踏步發展。
因為歷史研究的前提，就是要對過去充滿興趣（以否定中世紀來提倡歷史的進步觀念，被壹些人視為代表壹種"非歷史"（ahistorical）的態度）。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更促使史家緬懷自身民族的過去，所以無論是浪漫主義的情緒還是歷史主義的思維，都有助於歷史研究和著述的蓬勃發展。那時出現的歷史作品，內容和形式多樣，比如世界史的寫作，隨著美洲的發現和開發，讓人頗有興趣。
同時，對歐洲古代社會的研究也仍在持續。"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或Orientalism）?歐洲學者對世界其他文明的研究?也在慢慢興起。但毋庸置疑，19世紀史學的大宗是民族國家史學，即追溯、回顧、研究壹個民族的發生、發展的歷史著作，不僅歐洲如此，世界其他地區亦不例外。
民族主義在19世紀歐洲的興起有壹個顯著的表現，就是民族國家的紛紛建立。民族史學在那個世紀的蓬勃發展與民族國家的建立有著相輔相成的關系。民族史學的寫作和出版，助長了該國公民的民族主義感情，提升了他們對於自己國家的熱愛。而民族國家的成立又起了幫助民族史學發展的作用。舉例而言，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推動了歐洲民族主義思潮的發展，而法國與歐洲其他國家之間的戰爭，又讓法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在期間，法國政府建立了博物館（盧浮宮）和檔案館，其目的就是要提升公民的民族主義意識。博物館和檔案館又是民族史學寫作的得力幫手。這兩種機構的雛形在古代便存在，但性質和功用不同。近代的博物館（不少博物館還包含國家圖書館在內，如大英博物館）既有保存古物的意圖，又有教育公民，提高其民族自豪感的目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後者變得日益重要。
國家不但出面、出資建立博物館，而且還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公眾（特別是學校學生）參觀。這些措施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增強民族認同感，提高愛國心。檔案館的使用者與博物館的參觀者相比自然要少得多。但檔案館逐漸向公眾開放，其目的也是為了提供方便，有利於歷史學，特別是以自身民族為題材的歷史著作的寫作。
法國國家檔案館（Archives Nationales）創建於1790年，是歐洲建立最早、規模最大的近代檔案館。而作為法國國家博物館的盧浮宮（LouvrePalace）在1793年正式向公眾開放，也是歐洲最早、最大的國家博物館之壹（大英博物館於1759年向公眾開放，為歐洲最早）。
就民族史的寫作而言，法國史家也不落人後。奧古斯丁?梯葉裏（Augustin Thierry，1795?1856）、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ut，1787?1874）和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1798?1874）都以不同的方式寫作法國史，其中，米什萊以其高昂的熱情、史詩的筆調歌頌法蘭西民族的光榮歷史，不但被譽為"法國史學之父"，而且還是歐洲民族史學寫作的典範。
這些法國史家的性格、治學和經歷各有不同，但都在法國革命的影響下長大，因此他們的史觀又有相似之處。與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不同，他們對中世紀文化懷有浪漫主義的情感，並視其為法蘭西民族生命力的源泉。
雖然程度有所不同，但他們都受到法國浪漫主義文學和史學大家夏多布裏昂（Fran?ois-Ren?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的影響。基佐在年輕的時候，還曾評論夏多布裏昂的名著《殉道者》（LesMartyrs），得到了後者的稱贊。同時，這些史家在思想上又受到法國革命的洗禮，看到了大眾在歷史中的作用，因此特別希望從整個民族的角度寫作法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