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壹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雲：“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白話釋義：天所賦予人的東西就是性，遵循天性就是道，遵循道來修養自身就是教。道是片刻不能離開的，可離開的就不是道。因此，君子在無人看見的地方也要小心謹慎，在無人聽得到的地方也要恐懼敬畏。
隱蔽時也會被人發現，細微處也會昭著，因此君子在獨處時要慎重。喜怒哀樂的情緒沒有表露出來，這叫做中。表露出來但合幹法度，這叫做和。中是天下最為根本的，和是天下***同遵循的法度。達到了中和，天地便各歸其位，萬物便生長發育了。
孔子說：“君子的言行符合中庸，小人的言行卻違反中庸。君子的言行符合中庸，因為君子的言行時刻都不偏不倚。小人的言行違反中庸，因為小人的言行無所顧忌、無所畏懼。”
孔子說：“中庸是最高的境界，人們很少能夠長期實行它。”
孔子說：“中庸之道不能被實行，我是知曉的啊：有智慧的人做得太過分，愚昧的人達不到它。中庸之道不能被發揚，我是知曉的啊：賢明的人做得太過分，不賢明的人達不到它。這就好像人沒有不吃飯的，但能夠品嘗滋味的人卻非常少。”
孔子說：“恐怕中庸之道是不能實施的了。”
孔子說：“舜是有大智慧啊！他喜歡詢問且喜歡審察那些淺近的話，他隱瞞別人的壞處，表揚別人的好處。他掌握好兩個極端，對人民使用折中的辦法，這就是為何他被尊稱為舜啊！”
孔子說：“人們都說‘我是有智慧的’，但他們被驅使而落入魚網、木籠和陷阱之中，卻不知道躲閃。人們都說‘我是有智慧的’，但他們選擇了中庸之道，卻不能堅持壹個月。”
孔子說：“顏回是這樣做人的，他選擇了中庸之道。得到壹條善理，他就牢牢記在心上而不失掉它。”
孔子說：“天下國家是可以公正治理的，爵位俸祿是可以辭掉的，利刃是可以踩上去的，只是中庸之道不容易實行。”
子路問什麽是強大。孔子說：“妳問的是南方的強大呢？還是北方的強大呢？或者是妳所認為的強大？用寬容溫柔的態度去教化，對無理的行為不施行報復，這是南方的強大，君子就屬於這類。頭枕武器、盔甲睡覺，死不反悔，這是北方的強大，強悍的人屬於這壹類。
因此，君子要隨和但不隨波逐流，這才是真正的強大!獨立而不偏不倚，這才是真正的強大！國家政治清明，不改變誌向，這才是真正的強大！國家政治晦暗，至死不變節，這才是強大的！”
孔子說：“追求生僻的道理，行為荒誕不經，後代對此會有所稱述，但我不這樣去做。君子依循中庸之道行事，半途而廢，而我是不會停止的。君子依靠中庸之道行事，雖然在世上聲跡少聞，不為人知，但不後悔，只有聖人才能做到這壹點。”
君子所奉行的道既廣大又精微。黎民百姓雖然愚昧但還是可以知道它的，但至於最高境界的道，即使聖人也有不知曉的地方。普通百姓雖然不賢明，但還是可以實行它，但至於最高境界的道，即使聖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天地如此之大，但人仍有不滿意的地方。
因此，君子說的“大”，天下都載不起；君子說的“小”，天下都不能夠理解。《詩經》上說：“鳶在天空上飛翔，魚在深水處跳躍。”這是說君子的中庸之道在天地上下之間都是顯豁的。君子所奉行的道，發端於普通百姓，在達到最高境界時便彰著於天地之間。
出處：出自戰國時期子思的《中庸》。
擴展資料：
《中庸》的後世影響：
《中庸》是儒家經典，至今已流傳兩千多年，在儒家學說中占有重要地位，位於“四書”次位，在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時期都有其獨特的學術特點、學術成就和社會地位。中庸是中華民族的古典哲學，曾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中庸》在西漢時被戴聖整理並編入《禮記》中。魏晉南北朝時期，伴隨著儒道合壹、佛道流行的時代新趨勢，有學者把儒家的“中庸”與道家“無為”聯系起來，為“尚儉”立據，但影響有限。如劉劭在《人物誌》中將“中庸”作為壹種極高德行來推廣，把“中庸”列為最完美之“情性”。
據記載，當時伴隨著佛家“格義”學說的流行，還有引佛家義理釋解“中庸”的著作出現。唐代李翺將《中庸》尊為經書，撰有《中庸說》，提出了壹個《中庸》的傳承譜系，並與佛家心性之學相糅合，闡發與弘揚《中庸》儒家天命性道學說。
他將傳承《中庸》的本意弘揚性命之說為己任，在糅合佛儒觀念的基礎上，用佛家“不動心”的理論來詮釋儒家“誠”的內涵，不僅由此建構起了壹個較為完整的思想體系，同時，其融匯佛家與儒家的心性學說為壹體，對於後來宋明理學的理論建構，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宋代以來，《中庸》逐步確立了儒家經典地位，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宋真宗年間，曾將《中庸》壹書作為科考的內容；宋仁宗時，還對新中的進士頒賜《中庸》壹書以為獎勵。
北宋程顥、程頤首先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同等看待，並行同列，提高了《中庸》的儒學地位和社會影響，為《中庸》成為宋明道學問世的理論基礎，開辟了道路。
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與《大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合編成《四書章句集註》；南宋嘉定五年（1212），《四書章句集註》被晉封為“國學”，“四書”的官方地位被正式確立，《中庸》遂正式升格為儒家經典。
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被欽定為科舉出題用書。明成祖為《四書五經大全》禦筆作序，頒行天下，成為明代科舉取士的唯壹準則。清代，“四書五經”仍是封建科舉考試的欽定必考書目。
作為“四書”之壹的《中庸》，地位也隨之不斷被擡升，達到了它的至高地位，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統治集團的禦用工具和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