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柏拉圖的哲人王，我們中國也有內聖外王的說法，盡管兩者之間有哲學基礎上的差別，但是主導理念基本是壹致的。無論是哲學王還是聖王，基本都可以概括為最高知識和最高道德的化身。
柏拉圖在理想國裏講哲人王，但他沒說是個哲學家都能稱王，或者所有的哲學家都要成為王，柏拉圖強調的更多是哲人王這個詞的象征意義。前面說了，他的哲學家是最高知識和最高道德的化身，是國家中最有智慧，最具理性，也是道德水平最高的人，或者用另壹種說法，就是最完美的人，他們不會被世俗的亂象迷惑，也不會被自己的邪情私欲所左右。
王小波不想有任何人來幹涉他的自由，但個人覺得，如果真的有哲學王那樣的執政者，我倒是願意把自己的社會生活交給他來打理，可問題的關鍵在於這樣的人真的存在嗎？
西方的歷史離我們較遠，我們可以先來看看中國，先秦諸子——不只是儒家——言必稱三王，三王即是堯舜禹，可是這三位卻是傳說中的人物，他們存在的真實性尚且存疑，他們的德行恐怕就更只能是傳說了。自三王以降，賢君明主倒是可以數出幾位，可卻從沒聽說哪壹位到了聖王那樣的程度，不但他們自己不敢自稱，歷史和群眾也沒有這樣評價過。
西方歷史，我了解不多，但在我知道的西方歷史中倒的確有這麽壹個人物，這就是羅馬的皇帝馬可奧勒留。人們都說他是最接近柏拉圖的哲人王的人。馬可奧勒留首先是個哲學家的確不假，而且他隱忍克制自律勤儉，道德上也堪為楷模，可是就這樣壹位皇帝，生在了亂世，碰上羅馬帝國內憂外患，卻也無力回天，鞍馬勞頓壹生，最終還英年早逝，死在了出征的兵車上。
說幾句題外話，馬可奧勒留的克制自律是出了名的，他的克制到了怎樣的程度，可以看看他的《沈思錄》中的壹段話：
倒不是要故意跟人家找茬，可是這裏最後壹句，總難免讓人詬病。
馬克奧勒留的“德”，似乎建立在壹種精神貴族式的傲慢之上，他對妳寬容，對妳忍讓不是因為他想給妳機會，而是因為他壓根就看不起妳，沒把妳當做平等的人看。
真正的寬容當出自理解人類***同命運之後的體諒、同情和自我反省，任何建立在虛無的優越感之上的寬（shi）容（she），只能讓人覺得虛偽。
言歸正傳。我們退壹步來說，即使像柏拉圖的哲人王，或我們中國的聖王，這樣的人的確存在，但他們願不願意做這個王又是另外壹個問題。我們中國有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覺得汙了自己的耳朵的典故；柏拉圖自己也有個洞穴的比喻，他說他的哲學家就是那些走出洞穴看到太陽的人，要他們再回到洞穴去帶領那些不明真相的民眾，他們可是老大不情願的。
問題到這裏再退壹步，即使真有這樣完美的哲學家，同時他又對他的同胞滿是同情，願意帶領這些“愚眾”，可是就是這樣的人，他真有機會成為王嗎？要知道，世俗政治可不是道德的烏托邦，起支配作用的總是權力和利益，至於知識和道德，頂多當壹當王座前的花瓶彩帳。
理想國有兩個前提：民主政治和穩定的社會秩序（柏拉圖設計的理想國將民眾分為三個階層，各階層嚴格分別，各安其分）。不說這兩個前提在任何壹個時代恐怕都不曾長久存在過，其實只要壹條就足夠讓柏拉圖的理想國支離破碎，這就是王小波說的，憑妳怎麽學養深厚道德高尚，可我憑什麽讓妳來指畫我的生活。再說，哲人王的標準恐怕也要因人而異。倫理道德本來是標準最講不清楚的東西，妳說妳道德高尚，我也說我道德高尚，誰來做王，這個裁判由誰來做。
羅素說，世界參差多態本是幸福之源，我覺得還要加壹句，世界參差多態，也是禍亂根源。
以前，我壹直不理解孔子為什麽壹邊講治國平天下，壹面又那麽推崇那些隱士，後來漸漸想明白，孔夫子果然是有大智慧的人。因為他懂得人有不同，妳永遠也別指望能影響別人多少，要被誰影響，要怎麽被影響，都是別人意願的事。憑妳說得多麽偉大高尚，他壹句“我就是不，妳能怎麽著”，足夠叫妳無言以對。妳越是想有所作為，想影響別人，結果往往越事與願違。所以，兼濟天下是壹種高尚的美德，但獨善其身也不失為壹種高水平的修養。
王小波覺得個人的自由最重要，這壹點我不反對，但是我覺得妳也不能忘記了個人的歪腦筋、壞心眼，個人的那些私心雜念。即使不講這些，單單是個人意見的不統壹也足夠把事情弄糟了。大家壹定都有這樣的經歷，壹群人做事，目的相同，出發點也都是好的，可大家妳壹言我壹語，妳覺得應該這樣，我覺得應該那樣，效率低不說，有時候事情就這麽黃了。
個人生活要自由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在社會生活方面，還是有些規範更好。理想國和哲人王我不敢想象，但也希望我們的社會和當權者能更多壹些理性、克制和理解。搬政治課本上壹句話：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人類社會天生就是以眾人合作的方式組織，人生而就在和別人的關系契約之中，這是改變不了的。我們若是不讓出壹步，對別人對社會沒好處不說，對自己也沒有好處。
世界參差多態，但人的命運卻是同壹的。所以該堅持的自由要堅持，該讓渡的權利也要交出去，話說這本來就是我們構成社會的基本形式。
當然，目前在我們中國講這些沒多大意思，因為我們的社會還有弄明白自由和權力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