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學的政治性、戰鬥性，隨著近代社會的發展愈來愈加強和顯著了。龔自珍開創了近代文學的新世紀，他的詩文大都從政治和社會歷史的觀點來揭露現實問題，成為現實政治社會批判的工具。後來馮桂芬、康有為、梁啟超等更直接宣傳改良主義思想，密切配合改良主義的政治、文化運動。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提倡“文以紀實”，他們的詩文則是鼓舞廣大人民革命鬥誌、推翻清王朝的武器。章炳麟、秋瑾等和南社的大批詩人們更自覺地使他們的詩文作品為民族、民主革命服務。
其次，文學的題材和內容，即文學反映現實的領域空前地擴大了，詩文戲曲小說無不如此。特別是詩，表現得尤為突出。進步詩人不僅系統地反映了近代歷史的許多重大事件，而且也越來越多地反映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新事物、新思想、新知識等。
再次，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優良藝術傳統，得到了繼承和發展。龔自珍首先突破了清中葉以來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統治，成為近代早期的壹個浪漫主義詩人，但他的許多散文和詩歌也表現了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林昌彜的《射鷹樓詩話》具體地反映了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觀點，而許多進步作家的作品無不著重揭露現實政治社會的腐朽黑暗，這壹切都說明了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和創作運動的不斷高漲。
最後，文學的形式、語言乃至風格特征也有了變化，即趨向通俗化。黃遵憲明白主張“我手寫我口”，說明詩人試圖突破舊形式。散文不僅有梁啟超務為平易暢達的新文體，而且在語文合壹的要求下，也出現了白話文。話劇的產生，以及民間文學形式多方面的運用，都是要求通俗化的表現，陳天華的《猛回頭》即是以民間唱本形式寫成的著名作品。
近代文學呈現著明顯的過渡狀態。傳統文學以“同光體”、“常州詞派”、“桐城派”為代表，依然活躍壹時。而許多小說旨在廣泛地揭露黑暗，隨事牽連，結構散漫，很少創造出時代的典型形象，晚清所謂譴責小說大抵都存在著這種缺點，這些都是過渡狀態的表現。但近代文學是有成就的，它的反帝愛國和民主主義的基本主題，它的突破舊形式，語文合壹、走向通俗化的探索和努力，都為“五四”以後的新文學準備了壹定的歷史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