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連三的自殺悲劇，讓人們對富士康的管理模式產生質疑。那種認為悲劇與企業文化無關的辯解，已經成為壹種不好意思重復的謊言。如今富士康忙著查補闕漏，政府、學界和相關企業也介入調查。假如富士康及全社會不對這種管理模式有足夠多的反思，做得再多也對那些瀕臨精神崩潰邊緣的打工者沒有幫助。
單就企業管理來說，資本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專制的。資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趨，只要掙錢容易，哪種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選擇。世界的企業管理模式多種多樣，既有平等親和式的，也有等級森嚴式的。妳完全可以說，就其本質來說，資本是冷血而專制的。在前現代的資本叢林社會，確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現代社會的幸運在於，資本只是社會權力的壹種。無論它怎樣專制，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將受到別的權力的監督和制約。盡管資本的權力對政治權力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政治權力大過資本的權力，是壹種文明的***識。比如，壹個資本家可以用金錢去影響政客，但是他不能要求自己的員工必須投誰的票。此外，工作之外的思想自由、時間處置和個人隱私，都是員工的政治權利，資本不能去幹預，甚至不能去收買。這就是《勞動法》要限制加班時間的原因。
人們說，只有在中國大陸，富士康才能做成“世界代工之王”。這並不是指員工人數，而是整個社會政治環境。作為壹個納稅大戶，它早已經超越了資本的權力，而擁有很大的政治權力。國家有勞動法，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設計以加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管理制度；深圳有警察，但是要進入富士康工廠處理治安問題並不容易，工廠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勞；員工跳樓之後，心理專家會說自殺率還沒有達到社會平均水平，政府官員則首先責怪媒體報道。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說富士康沒有過錯，都是政府和社會的責任，那就大錯特錯了。富士康及同類企業是這個社會不可分割的壹部分，而且是權力運作的參與者，壓制工人權利的合謀者和操作者。它從這個社會權力運作中，占了極大的便宜。有些制度並非因它而起，比如造成城鄉二元分割從而產生大批廉價勞動力的戶籍制度，但是它從中漁利。正因如此，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對工人精神世界的壓制，讓他們動輒走入死胡同。
如今富士康積極行動，又是做法事，又是從清華大學請心理專家，還要掛起150萬張防跳網。這些舉措都有壹定作用，但是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甚至可能有負面效果。除了該做什麽之外，最重要的是，富士康應該思考不該做什麽——交出超出資本權力之外的權力，解除對員工的精神控制。平心而論，這本來是應該由政府來做的事。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它的控制欲，而社會應該用更大的權力來限制它。但是，政府在資本面前的“親商”姿態是公開的，壹時難以改變。資本自身又是這種權力扭曲的合謀者和得利者，主動把社會的還給社會也是壹種道義，而且是解決眼下困境的關鍵所在。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態，員工的精神世界可能會有更多的危機。
抽象地說，宜疏不宜堵是誰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放到具體問題中，富士康則很難跳出現狀。員工的心理病因，主要來自企業的極端家長制控制。但是，家長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同樣采取的是控制壹切的辦法，包括自以為對員工有利的舉措。此時此刻，無為而無不為，讓員工還原成壹個正常的社會人，也許是對富士康最好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