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壹種酷刑。為懲罰死者生前的行為，挖墳開棺，將屍體梟首示眾。《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元年》：“皇甫嵩與黃巾賊戰於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屍。”李賢註：“發棺斷頭，傳送馬市。”《晉書·王敦傳》載王敦及其黨沈充死後，朝廷“發瘞出屍，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戮屍不是正刑，而是壹種逞威泄憤行動。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先秦諸子的地位不可謂不高，但大多是坐而論道的布衣之士，筆下縱有千言，手中卻無寸柄。如孔子長期周遊列國，遊說諸侯，卻無功而返，直到56歲時才當上魯國的大司寇，代理宰相職務，惜為時僅3個月，根本不可能積累豐富的從政經驗。荀子也只當過壹次地方小官，沒有全面治國從政的實踐。孟子曾經
向齊宣王、梁惠王反復宣傳自己的治國理論，卻被譏為“迂遠而闊於事情”，不受歡迎。至於韓非子、墨子等等更是遠離廟堂。由於他們沒有從政的實踐，當然也就無力貫徹自己的政治、經濟主張，更無法檢驗自己學說的正確與否。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不能不讓人為之惋惜。
在先秦諸子中，管仲和商鞅大概要算是例外了。他們二人不僅有壹套完整的思想體系，而且身居要職，手握重權，因而有可能貫徹自己的政治、經濟主張，實踐自己的理論。實踐的結果，也大獲成功，用事實證明了自己理論的正確。若細分壹下，商鞅雖然在事業上成功了，但從他個人的角度來看又是失敗者（最後被保守勢力車裂而死）；而管仲則不然。他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壹匡天下”，稱霸中原，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壹位霸主。管仲在位的時間更是長達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學識豐富的思想家，又是政績斐然的政治家。這在先秦諸子中也可說是獨壹無二了。
從前有人說“半部論語治天下”，這當然是誇大其辭。依筆者之見，壹部《管子》倒真可以作為治理國家者重要而有益的參考。該書有三分之二的內容涉及經濟問題，所論範圍也十分廣闊，諸如對外貿易、宏觀調控、價格、市場、貨幣、壟斷等等，幾乎把所有的經濟問題都包攬無遺。因此，也可以說，《管子》是壹部古代的經濟學全書。為什麽會這樣呢？這和管仲本人早年的經歷有關。據司馬遷在《史記》裏記載：管仲曾與鮑叔牙合夥經商。正是早年的經商實踐，使他積累了許多關於經濟方面的感性知識，為日後治理齊國打下了壹定的基礎。
管仲擔任齊國的宰相以後，立即向齊桓公提出自己的治國理念：“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又說：“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即使在今天，“以百姓為天”、“以人為本”這樣的話也仍然閃耀著智慧的光芒。而管仲在2600多年前就能夠提出如此深刻的政治理論，實在是非常可貴的。
為了貫徹“以百姓為天”的治國理念，管仲又提出：“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為了順民心，他在位期間，實行了壹系列富民、利民的措施，因而使齊國的經濟繁榮、民風純樸、綜合國力空前強大，為齊桓公的霸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他還非常強調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句名言就出自這位大思想家、政治家之口。從此以後，這句名言被中國歷代進步的思想家反復傳誦不已，也為歷史上壹切開明的政治家奉為圭臬。管仲治齊的輝煌業績贏得了孔子的極高評價：“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
俗言：“人無完人，金無足赤。”管仲當然也不例外。孔子在高度評價管仲功績的同時，也不無遺憾地批評他在執政的後期，個人生活太奢侈、講排場，有違“禮”的原則，有僭越之嫌。因此，孔子譏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這是其壹。其二，管仲更為嚴重的過失在於，他在位期間，沒有安排好接班人。對於這壹點，宋代的大思想家兼文學家蘇洵在《管仲論》裏分析得非常深刻。簡而言之，就是：當管仲病危之時，威公（即齊桓公）問之相，他僅僅指出：豎刁、易牙、開方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卻沒有舉賢者以自代。殊不知當他去世之日，正是這三人彈冠相慶之時。由於出現了權力真空，這三個家夥便***同挾持齊桓公，為所欲為，倒行逆施，使管仲苦心經營40多載、已然好端端的齊國頓時大亂。尤為可嘆的是，曾經叱咤風雲、威風壹時的齊桓公，最後也慘死在這夥人手裏。真是令人扼腕而嘆！這個結果，無疑是壹大歷史悲劇，也是作為傑出政治家的管仲留給後人的壹大教訓，值得後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