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伯特·m·奧根(Schubert M. Odgen)認為很難解釋“贊同存在主義者對存在的真正意義的分析和洞察，並支持除非基於基督的歷史事件，否則沒有人能夠知道真正的存在”。這兩個命題是布爾特曼分析方法的兩個前提。此外，他還認為布爾特曼在神學或傳統上持有壹種關於《新約》的“神話”，盡管他對神話的方法和定義可能會將神及其行為“非神話化”。
布爾特曼形式批評的壹些假設與普遍接受的歷史概念相矛盾。雖然我們可以同意福音是關於信仰的，但它不壹定是科學史。然而，布爾特曼的假設，即聖經解釋中的年代，傳記和地理註釋是有爭議的，甚至是不真實的。布爾特曼指出，時間和存在是影響福音書記錄的重要因素。但他可能忽略了，大眾的需求之壹是對基督言行的認識，只是因為他是“基督”。跟隨基督的人都清楚知道基督在世上的作為。從某種角度來說，布爾特曼並不否認《新約》的真實性值得探究，甚至在某些經文中，他認為《新約》的記載是不真實的。
米歇爾·奧托評論了布爾特曼的方法論。他認為耶穌在拿撒勒的權威已經被博爾特曼對聖經的解釋所取代。在這樣的判斷下，神的話就岌岌可危了。
布爾特曼神學方法論的最後壹個大問題是，他把“自我理解”變成了壹種正式的神學陳述。但是，自我理解是個體經驗，需要用正確的歷史解釋原則來糾正。沒有超越歷史自我認識的正確認識，就會有自我認識的信仰，必然陷入沒有客觀意義或客觀標準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