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其實很簡單。面臨絕境，大吼“生當學蘇武，死不做李陵”，壹頭撞死在李陵碑上；面對儈子手的屠刀，高聲道“十八年後又是壹條好漢”……難嗎？不難。阿Q臨死前不是幾乎也“慷慨”了嗎？他是英雄嗎？相比之下，“從容”二字，談何容易？！又何嘗為俗世所容？
舉個例子。
公元220年，征戰了壹生的曹操壹病不起。這時他已六十六歲，按照“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說法，他也算活夠了歲數。曹操是個豁達的人，對於生死壹類的事看得很開，對自己的功過得失似乎也無所縈懷。他留下了壹份寫的斷斷續續的《遺令》（載《全三國文》卷三《魏武帝》），算是最後壹個交代。然而，這個天才的傑出的政治家，卻出人意外地不談政治。對自己壹生的功過得失也只說了壹句話：我在軍中執法，總的來說是對的（吾在軍中執法是也）。至於發的小脾氣，犯的大錯誤，不值得效法。余下的篇幅，就是壹些瑣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藝伎們平時都很勤勞辛苦，我死了以後讓她們住銅雀臺，不要虧待她們（吾婢妾與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余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來祭祀，免得浪費。各房的女人閑著也是閑著，可以學著編絲帶草鞋賣，等等，等等，頗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媽媽。
這就很讓後世的壹些人看不起。陸機是晉人，說得還算委婉。他在《吊魏武帝文》裏文縐縐地說：“系情於外物，留念於閨房”,“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年之微詳”。蘇東坡就不那麽客氣了。他說不管什麽人，只有：“臨難不退，談笑就死”，才稱得上是英雄。像曹操這樣，臨死之前，哭哭啼啼，“留戀妾婦，分香賣履”，算什麽事呢？因此他撇了撇嘴說：“平生奸偽，死見其性”。（《孔北海贊》）意思也很明顯：別看曹操平時人模狗樣地，裝得壹副英雄豪傑氣派，地地道道的壹個奸雄，死到臨頭，還是露了馬腳。
蘇東坡是壹位偉大的文學家，但對他老先生這番高論，我卻實在不敢茍同。曹操是病死的，不是拉到刑場上砍頭，妳要他如何“臨難不懼”？曹操並沒有呼天搶地哭哭鬧鬧地不肯去死，又怎麽不英雄？能絮絮叨叨地安排這些後事，就是從容的表現。不錯，和許多英雄人物臨死前的慷慨陳詞、豪言壯語相比，曹操這份《遺令》壹點也不英雄，完全上不了臺面，和普通老百姓沒什麽兩樣。但我以為這正是真實的曹操。他本來就是壹個人，不是神。他本來就是壹個普通人，不 是(也不想做）什麽超凡脫俗的“聖人”。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居然敢於把“凡夫俗子”的壹面公開暴露出來，並不遮遮掩掩，裝腔作勢，正是曹操的過人之處和英雄本色：我就是壹個俗人，妳們又能怎麽著？我就是想什麽就說什麽，愛怎麽做就怎麽做，妳們又能怎麽樣？因此我以為，曹操這份《遺令》，實在比那些充滿了政治口號、寫滿了官腔套話的“遺囑”，要真實得多，也可愛得多。反倒是了不起的蘇東坡，多少露出了點庸人的尾巴。
——這就要談到樓主說的“為什麽我們習以為常的英雄人物總是很壯烈的？”。其實，與其說我們景仰那些悲壯的英雄，不如說我們同情他們。他們滿足了我們做為普通人的英雄情結。
要知道，我們這個以 “群體意識”為思想內核的文化，在本質上是不喜歡個性的。它只在有限的範圍內小心翼翼地允許極少數人保持自己的個性，比如開國領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漢和山林中的隱士等等。即便對這些人，我們的文化也寧願持壹種敬而遠之的態度，甚至只有在他們失敗後才表示同情(如項羽、海瑞)。如果成功，則難免留下罵名(如曹操、武則天)。不挨罵的成功者只有壹種，即朝代歷時較長的開國君王(如歷時較短，也要挨罵，如秦始皇)。人們熱情贊美他們的雄才大略，是“千古壹帝”，但又希望後代不要有那麽鮮明的個性。這些所謂“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穩，中庸因循。處理政務的原則，不是“聖賢遺訓”，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創造性，更不要搞什麽改革，這樣就天下無事，天下太平。
連皇帝尚且如此，何況我輩庶人？
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更加同情和喜歡那些悲壯的英雄——他們有個性，他們慷慨激昂，他們滿足了我們自己想要張揚個性、指點江山的情懷，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