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中國歷史上是壹個很“奇怪”的朝代，無論是盛世還是末世，它都處於戰爭中。
從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王朝覆滅，這近三百的時間裏，幾乎年年都在打仗，要麽是內部叛亂，要麽是和周邊邦國作戰。
唐朝人的“尚武”精神非常濃厚，性格也不像後來的文人那般扭捏，所以以“邊塞”為題材作詩也就是這些不能上陣殺敵的文人們尤為鐘愛的事情。
但是，這些邊塞詩的特征有壹些明顯的區別，初盛中晚各有不同。
初唐到盛唐：由對靖平天下的自豪到對建功立業的渴望唐朝的江山是建立在壹系列戰爭之中的，唐軍的威名也是通過壹場又壹場的血戰打出來的。所以在建國之初，唐人的心胸異常開闊，面對那些對自己有威脅的勢力，不但沒有朝代建立初始時期的蟄伏，反而主動出擊。
這壹點在面對突厥等遊牧民族的時候尤為明顯。
唐朝因為和六朝之間隔著壹個短命的隋朝，戰亂頻仍，所以給人感覺距離魏晉南北朝很遙遠，其實不然，兩者相差不足40年，所以初唐時期的文風對於南北朝有所繼承。
南北朝的文風是出了名的孱弱，尤其是南朝，無論是民歌還是宮廷詩歌，都在講壹些風花雪月的情事，即使隋文帝曾經推崇過北地剛健的文風，但隋煬帝又回歸到了宮廷詩裏，吟詠著“春江花月夜”般的情調。
所以就導致唐朝建立之後，大部分文人還是喜歡嘲風弄月，對景抒情，這與朝代初立時的氣象極不吻合。
然而，貞觀年間，壹位不是以詩著稱的朝臣寫了壹首讓人振奮的詩歌，那就是魏征的《述懷·出關》。
這首詩屬於“樂府詩”中的“橫吹曲辭”，本來就是用鼓角在馬上吹奏的軍樂，還不是後來在格律詩中出現的“邊塞詩”。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誌猶存。
起始四句就有金戈鐵馬般的波瀾壯闊，有誌青年投筆從戎，勒馬邊疆，在亂世之中博取功名，這是當時初唐時期的邊塞風格。
而之後更是寫了南征北戰的酣暢：
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
這幾句寫得相當豪邁，其實繼承的是魏晉風骨，可以和曹植《白馬篇》相對比來看。
曹植在《白馬篇》裏寫幽並遊俠的時候有這樣幾句：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淩鮮卑。
魏征的這幾句詩在氣勢和格調上都不輸曹植，從中可以看到的不是對於邊患的哀嘆，而是要靖平宇內的壯懷。
這樣的行為是為了什麽？這就是初唐和盛唐的差別。
魏征講得很明白：
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這其實就像曹植《白馬篇》中的：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這樣的詩歌作品無疑十分契合當時的唐朝，所以在文風上就出現了壹股新氣象，這也就是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中的評價：
氣骨高古，變從前纖靡之習，盛唐風格，發源於此。
於是，邊塞詩歌流傳開來，唐朝也隨之進入到了盛唐階段。
邊塞詩在盛唐時期非常流行，成為了不輸於田園、山水等的壹大流派，並且這壹時期的詩人多多少少都會寫壹寫這樣題材的作品。
在盛唐時期裏，邊塞詩就沒有了之前“無功利”的意氣，而是轉為對“建功立業”的渴求。
比如以俊逸著稱的李白，以山水著稱的王維。
王維被蘇東坡評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壹般都認為是壹個山水田園派的作家，詩中蘊有禪趣，被稱為“詩佛”。
但有菩薩低眉，自然也有金剛怒目，“壹身轉戰三千裏，壹劍曾當百萬師”，就是出自王維的《老將行》。
如果說王維還有壹點“家國意氣”心懷的話，那麽李白的作品中功利心就更重了。
李白的邊塞詩歌數量相對來說不是特別多，但基本上都充斥著“建功立業”的渴望，比如：
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橫行負勇氣，壹戰凈妖氛。這些作品寫得豪邁，但其中所蘊含的更多的是渴望報國建功的心腸。
這和當時盛唐時期的國情有關，科舉剛剛興起，氏族逐漸衰落，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通過科舉來致仕還是非常艱難的，尤其是“進士科”更難考中。
尚武精神影響下，以軍功晉升就成為了壹個夢想，雖然不是誰都能進入軍旅，但並不妨礙文人用詩歌的形式“喊喊口號”。
所以這壹時期的邊塞作品都比較樂觀，似乎進入沙場就能所向無敵壹般。
比如：
高適：絕域眇難躋，悠然信馬蹄。岑參：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王昌齡：明敕星馳封寶劍，辭君壹夜取樓蘭。這時期的唐朝強盛到可以無視任何的對手，甚至對有威脅的勢力敢於主動出擊，將其掐滅在源頭之上，連帶著國內的文人都有壹種豪氣。
他們將奔赴沙場作為壹種誌向來看待，即使其中的很多人壹輩子都沒見過戰場的慘烈。
然而，等到有了安史之亂的切身體會之後，唐人對於戰爭的看法被扭轉了。
中唐到晚唐：由對戰爭的反思到對戰爭的絕望不同於唐朝和外地勢力的作戰，其本土壹直比較祥和，安史之亂直接讓大唐盛世淪陷了半壁江山，整個國家亂成壹團，滿朝朱紫貴人降得降，死得死，更別說掙紮在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了。
就是這樣的壹場戰亂讓生活在盛唐氣象下的唐人瞬間清醒了，原來這才是戰爭的原貌。
所以，我們看到即使是安史之亂過後，中唐時期的邊塞詩風格發生了明顯的轉變，詩人們不再追求建功立業，而是描寫邊關將士的心理以及社會底層的牽掛為主。
這壹時間湧現出了很多情感細膩的名句，比如：
李益：不知何處吹蘆管，壹夜征人盡望鄉。張籍：可憐萬裏關山道，年年戰骨多秋草。令狐楚：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擬回頭望故鄉。這樣的詩句裏，情感明顯從盛唐時期的發揚轉為內斂，個人的功成名被戍卒、閨婦們的哀怨所取代，甚至用以批評“窮兵黷武”，將筆鋒直指朝政。
情感的變化使得邊塞詩的體裁出現了明顯的轉變，相對來說，盛唐時期的歌行體更適合個人情感的發泄，而格律詩的精工錘煉更容易觸動讀者的心懷。
所以這壹時期有更多的邊塞詩人不再前往邊疆了，他們只需要將心比心，不寫天子將帥，只寫底層的戍卒和留守的閨婦；不寫戰爭的殘酷和壯烈，只寫人心情感的流露。
但是，這些作品當中雖然有對百姓生活的同情，但同時也保留了壹部分盛唐時期的壯誌，像賈島等人的作品中骨鯁猶存，希圖收回失地，重振山河。
中唐的邊塞詩其實是對戰爭的壹種反思，人們褪去了之前的狂熱，開始對於上層統治者的用兵表達不滿。
戰爭是為了什麽？成千上萬的戍邊將士又是為了什麽？自然是為了讓身後的家園有和平的氣象。
那麽，為什麽戰爭不止，但家園也沒有得來所謂的平和呢？中唐邊塞詩人的這種疑問註定是沒有回答的。
於是，時間進入晚唐之後，這些創作邊塞題材的詩人就像中唐厭倦了盛唐建功立業的豪情壹般，對於戰爭的理解再上升了壹個層次。
晚唐邊塞詩人們對於戰爭有壹種絕望的情緒，而這也最後成為了後世王朝末年屢屢出現的現象。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這樣的詩句已經不僅僅是對於戰爭的反思了，而是對於統治者窮兵黷武的嘲弄，和對底層戍卒、百姓的哀思。
而說起唐末的戰爭，可以說是安史之亂之後唐人對於戰爭又壹次切身體會。
如果說杜甫等人對安史之亂的描寫還算委婉的話，那麽韋莊等人就徹底撕開了“粉飾”的面紗。
韋莊描寫黃巢起義的時候有這樣壹句話：
內府燒成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這句詩出自其《秦婦吟》，在宋朝便已失傳，遺留幾句散見於其他文集之中。
本以為這樣的景象在當時可以說是已經到了極致，但隨著千年之後這首詩的原文在敦煌被發現，人們才發現當時的社會是有多麽淒慘：
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舞伎歌姬盡暗捐，嬰兒稚女皆生棄。……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壹味人肝膾……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刲人肉。東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少。六軍門外倚僵屍，七架營中填餓殍……
這首被稱為“人間地獄”的《秦婦吟》如果和現今壹些處於戰亂之中的國家來看，真是極為吻合，更顯得觸目驚心。
在這樣的環境裏，邊塞詩人已經對戰爭由反思到深深的厭惡，甚至絕望。
所以這時期的邊塞作品在風格上呈現出空前的壹致，“千古壹哭”！
除了韋莊這樣的詩人之外，壹些像花間壹樣的流派同樣對戰爭表露了憤恨：
溫庭筠：心許淩煙名不滅，年年錦字傷離別。彩毫壹畫竟何榮，空使青樓淚成血。薛逢：黃河九曲今歸漢，塞外縱橫戰血流。馬戴：卻想羲軒世，無人尚戰功。他們已經不知道該如何看待這樣的社會，更看不到能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所以，無論是寫邊塞題材還是寫其他的詩歌，都有壹種絕望的情緒，不是痛罵，就是逃避，前者就像魯迅所認為的“正是壹榻胡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芒”，而後者就成為了每到王朝末世都會出現的衰頹情緒。
從“靖平宇內”的豪氣橫生，到“建功立業”的心理訴求，再到對戰爭頻仍的反思懷疑，最後認清了戰爭本質之後的“痛罵衰頹”，唐朝的邊塞詩寫著寫著就變了味道。
這也正應了那句話，文學作品來源於現實生活，正是因為社會現實的變化，國家初立到邊烽四起，藩鎮割據到內亂叠生，邊塞題材的詩歌也與時代同呼吸，***命運，隨之呈現出不同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