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西學東漸的影響。
自明萬歷七年(1579)以來，隨著許多西方傳教士和商人來華傳教經商，出現了“西學東漸”的趨勢，極大地影響了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和官僚士人，極大地鼓舞了實學的學風。
“西學東漸”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壹直以“大國”自居的封建中國，明末清初科技發展十分緩慢，遠遠落後於同時期的歐洲。耶穌會傳教士在這個時候來到中國。他們不僅帶來了大量的科學技術，也把大量的基督教教義傳播到了中國。在這壹時期，中國不僅接受了壹些外國先進的科學知識，而且對長期以來以元氣論為基礎的中國古代哲學產生了壹些潛移默化的影響。這是“西學東漸”的第壹階段。
第二階段，洋務運動時期，西方科學技術再次傳入中國。但這壹次中國人主要關註的是西方先進武器，出現了壹些進步思想家，比如龔自珍，但中國的整體哲學沒有變。由於清政府采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政策，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最終導致失敗。
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大清帝國日漸衰落，瀕臨崩潰。在內憂外患交替、社會民族危機愈演愈烈的時代沖擊下，深具憂患意識的儒家知識分子掀起了新壹輪檢討社會弊病、呼籲社會變革的實學浪潮。當時，龔自珍大聲呼籲“變法”、“改古”，提出改革“壹祖之法”的要求；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隨之而來的是同治、光緒時期的“洋務儒學”，明確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思想命題。其所謂“中派”或“守舊派”，主要是指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即“倫理道德”、“四書五經”、中國的歷史事件、政治書籍、地圖；他所謂的“西學”或“新學”，指的是西方的科學技術、政治制度和歷史，即“西方政治、西方藝術和西方歷史”等等。他們認為“中學”是“統禦身心”的“內學”，西學是“應付世界”的“外學”，所以要內外並用，以補救當前之弊。
洋務派儒學提出的“中體西用”口號，反映了中國傳統儒學在西學的強烈沖擊下，為彌補傳統理論的缺陷進而挽救社會危機而做出的主觀努力，標誌著歷經兩千多年的儒學開始嘗試突破舊學的思想模式，尋找改革的新路。但是，他們所謂的“西學”，其實並不是真正的“學”西方，而主要是西方的“術”。他們在基本思維方式上仍然沒有跳出傳統儒學的藩籬，因此沒有實現從古典儒學向現代儒學的根本轉變。但這壹口號的提出和百余年來“中體西用”的爭論，對於人們探索儒家轉型乃至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卻是發人深省的。
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的科學和思想領域產生了巨大影響，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爆發。這是壹場針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國歷史上只有百家爭鳴才能與之抗衡。
第二，打倒“孔家店”
“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是胡適首先提出的。武玉魯文出版於5月，1921。他在為這壹段所寫的序言中，盛贊武玉是掃除中國思想界“孔子”和“孔夫子塵埃”的清道夫，是“四川單手打拳鋪的老英雄”。“打卡店”之後演變為“打倒孔店”，流傳甚廣。
無論學者們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孔子做出怎樣的評價，他們的研究方法都集中在對孔子言行的解讀和修正上。這雖然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產，但它沒有也不可能揭示孔子及其思想理論的本質，因此不可能也不可能對孔子做出科學的評價。
封建王朝即將崩潰滅亡後，資產階級學者對孔子的研究和評價發生了變化。資產階級革命派指出:“孔丘奠定了專制政府毒害我們同胞兩千多年的基礎。”到了五四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孔子的批判更加尖銳。武玉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和歷史觀對孔子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認為孔子是他那個時代的偉人，形勢已經發展到自由平等博愛的時期。如果我們堅持孔子的理論，就會阻礙文化的發展。他在《吃人倫理》壹文中指出，孔子的倫理就是吃人。胡適進壹步提出了“打倒孔子的店鋪”的口號，徹底否定了孔子及其思想和學說。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完全必要的，對消除封建統治者對孔子的神化、神聖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48年，張申府在《論紀念孔子誕辰》壹文中，再次提出了“推倒孔子店鋪，搶救孔子”的主張，認為以孔子為創始人，罷黜百家，獨尊壹家，閉門造車，使學術進步無從談起，害了中國兩千年。當然是要敲下去的，而且只能敲下去儒家的排他地位。胡適在20世紀30年代寫的《論儒學》中也提出，要把歷史上的孔子和他的偶像分開，通過中西比較，對孔子進行歷史的重新評價。他說，孔子是原始儒學的革新者，把“順從寬容的殷儒學提升為進取進取的新儒家，真是‘復興儒學’的大業。總之，從最初對孔子的尊重到對孔子的認同，再到對儒學的客觀公正認識，無疑是儒學研究的壹大進步。
第三新儒家
理學也叫“新儒家”。在中國和林的哲學術語中，它意味著西方哲學“與中國的孔子、朱和的哲學相遇並融合”，“產生壹種發揮民族精神的新哲學”。西方文化主張使儒學“沿著藝術、宗教和哲學的道路前進”，重新詮釋和發揮三位紅衣主教的真諦，構建新的行為準則和規範，以復興中華民族文化。
“壹定的文化是壹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思想反映”，新儒家的產生最終是由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決定的。五四以來，中國的歷史雖然發展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並沒有改變，其經濟基礎仍然是外國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民族資本主義等經濟成分的綜合體。理學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意識形態，主要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傾向。梁漱溟先生可以算是新儒家的鼻祖。他首先建立了理學的思想體系。早在1921，他就出版了《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壹書，從“欲望”和“直覺”的角度看待中西文化。牟宗三在談到梁漱溟對理學的貢獻時曾說:“在新文化運動中反孔的鼎盛時期...他能夠獨自將孔子動畫化，讓我們直面孔子的真實生活和智慧，孔子的生活和智慧得以復活，展現在世人面前。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他開啟了宋明儒學復興的大門，讓我們接收到宋明儒學的生命和智慧。“壹般認為，理學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初，大革命失敗後進壹步發展，抗日戰爭時期進入成熟階級。
因為新儒家對傳統文化和儒學的研究，可以擺脫舊經典的刻板印象和政治勢力的幹擾，中西合璧，古今貫通，源於傳統，立足現代的特點，出版了壹批優秀作品，成就了壹批大師和大師。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壹書，是中國現代文化比較研究的奠基之作。熊十力先生以其最精妙的思想和崇高的道德成為受人尊敬的哲學大師，許多學者跟隨他成為弟子。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不僅在中國影響很大，而且長期以來被歐美學者用來了解中國古典哲學。錢穆先生是國學大師，他的《國史大綱》通古今之變，適當代之用，是壹部以史為鑒的佳作。這些儒學大師及其著述對後來的儒學研究和中國學術的繁榮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四批森林洞穴
從19719月13日林彪等人在內蒙古溫都爾汗機被殺，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其間有壹場“批林批洞”的運動。
運動開始時，確認林彪是極右分子，並把批判林和孔聯系起來。1973年，給郭沫若寫了壹首詩:“老郭退柳，不如柳宗元；叫* * *產黨，拜孔二仙”，後來又寫了《論封建——示》:“勸君等人罵秦始皇，議焚坑之因。雖然龍族還有孔欽，但孔雪名高且實。後人能做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朝的《封建性》，不要從兒子開始善待文王。”8月7日1973《人民日報》發表的《頑固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經認可，8月3日13發表楊的《漢代唯物主義超驗主義的鬥爭》。這兩篇文章為批判林和孔子提供了壹定的理論準備。
1974 65438+10月18《林彪與孔孟之道》出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批林批孔”運動。開展“批林批孔”活動的真實意圖，不是要批判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子，也不是要為秦始皇翻案，而是要著眼於解決對“文革”的態度問題，開展“思想政治路線教育”，進壹步肯定“文革”的理論和實踐，防止“右傾翻案”。江青集團急於在混亂中奪權，把它塞進了“批周公”私貨。毛澤東不僅鼓勵江青壹夥推行“批林批孔”，而且不允許他們奪取最高權力。為此，這場運動壹波三折，撲朔迷離。
第五次儒學研究的盛況
隨著以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為標誌的“知識時代”的到來，在20世紀前中期受到嚴重沖擊和批判、壹度“落花落果”、壹度衰落的儒學，在世紀末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建和復興契機。從1980開始，孔子研究進入拓展階段，逐漸達到高潮。與以往的儒學研究相比，有壹些新的特點:壹是研究孔子的學術機構和團體層出不窮。1984之前只有曲阜師範大學孔子學院。截至目前，已成立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孔子基金會、中國孔子學院、山東孔子學院、湖南孔子學院、山西孔子學院、四川孔子研究院、雲南孔子學術研究院、廣西儒學研究院、蘇州分研究院等學術組織。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所、復旦大學孔子學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中國儒學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相繼成立。特別是1996年，國務院批準在曲阜建立中國孔子學院，以期成為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現代化綜合信息中心、學術研究中心、信息交流中心、人才培養中心和展示教育中心。其次，各種類型的孔子思想學術研討會不斷舉辦，規模越來越大。“文革”後，由曲阜師範學院1980發起的第壹屆全國孔子學術研討會，每年多次舉辦各種學術活動。中國孔子基金會1987與新加坡東亞研究所在曲阜舉辦首屆儒學國際研討會，1988與德國阿登納基金會在波恩舉辦第二屆儒學國際研討會，1989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舉辦孔子誕辰2540周年暨國際研討會，1993在韓國舉辦第五屆儒學國際研討會。第三，孔子研究的著作、學術專刊、專欄相繼問世。1984之前，每年發表的孔子研究文章不到100篇，1987之後，每年都有300多篇，1986還創辦了孔子研究專刊。此外，研究領域也在不斷拓展。除了哲學，歷史、教育、政治學、語言文學仍然是研究的主流，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美學、邏輯學、人才學、心理學、軍事學、宗教、音樂舞蹈、食品衛生、旅遊等方面也在研究。在新的形勢下，在更加開放和現代化的研究環境下，儒學研究將會越來越活躍和富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