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由、人權等，這些詞語本身並沒有什麽階級性，而使用這些詞語的不同的人、階級、利益集團或國家，往往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賦予了它們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義。所以，在政治哲學領域和民主政治理論方面，我們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常使用的壹些詞句和用語，首先不要犯過去“左”的錯誤，壹切都草木皆兵，壹概予以批判和排斥；但也不能完全放松警惕，不作任何分析地全盤照抄照搬，陷入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之中。正確的態度應當是，進行深入研究和辯證分析，弄清其確切含義，然後再確定哪些可以直接借鑒和使用，哪些需要加以辨析和改造，哪些需要拒斥和抵制。特別是對民主、自由、人權等這樣壹些基本概念，更要如此。
長期以來，美國是我們這個地球上最大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和軍事實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壹些話語體系也往往是由美國發明、主導與壟斷的。對於這壹點，我們必須要有壹個清醒的認識。回溯壹下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理論的起源及發展歷程，將有助於我們認識當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的理論，也有助於認識所謂“民主的普世性”。
以美國為首的當今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理論，是對自由資本時代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自由、平等、博愛，是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在其革命時期提出的政治口號。實質上，這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自由貿易、等價交換原則在政治領域中的反映。當時，這壹口號對擺脫封建王權和神權束縛，爭取政治自由、民主平等具有重大意義。它不僅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起到了號召、激發、團結革命群眾向封建統治發動進攻的作用，而且產生了廣泛的世界性的影響。但是，這壹口號也具有很大的階級局限性。馬克思在指出自由、平等、博愛這壹口號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的同時，總是不斷地指出這壹口號的極大欺騙性，指出這壹口號的實質是資產階級追求自身的利益，保護和擴大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鞏固資產階級所賴以生存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隨著自身的不斷發展壯大，各國資產階級相繼走上了侵略擴張之路。它們在擴張領土、建立殖民地、拓展利益範圍的同時，也進行著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擴張。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觀念，以及由此制定的資產階級政治和經濟制度，也隨之走向世界。
美國是上述侵略擴張行為的後起之秀。對外進行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滲透，並不僅僅是美國某些統治者的特殊癖好，而是有著其深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根源。絕大部分的美國人都自稱或都是基督徒。艾森豪威爾曾說：“承認上帝的存在是美國精神的第壹個也是最基本的壹個表現。沒有上帝就不會有美國式的政體，也不會有美國的生活方式。”在全世界流通的美元貨幣上，也印著“我們相信上帝”這樣的語句。所以，除了華盛頓第二任就職時的兩段簡短演說以外，幾乎所有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都談到了上帝。從根本和實質上說，所謂“上帝”，就是為美國資產階級壟斷集團根本經濟利益和國體、政體服務的奴仆，這是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壹個顯著特點。其另壹個特點是，美國各界上層也都深信美國是“新的耶路撒冷”，美國人是“上帝的挑選”和“天之驕子”，承擔著上帝賦予的把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與政治制度推廣到全球的神聖使命。
早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總統威爾遜便宣稱，民主是壹個重要的指導原則，因為它代表著壹種全新的國內秩序，由此當然也能普及於國際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將是美國重要輸出品之壹，要確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無阻。
二戰結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凱南和國務卿杜勒斯先後提出“和平演變”的理論，但美國當局重視不夠。美國在經歷主要運用“硬實力”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失敗之後，便進壹步知曉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的重要性。
美國對外戰略從崇拜“硬實力”到著力運用“軟實力”的轉變是被迫的。這壹轉折發生在尼克松政府時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第37屆總統。此時的美國在世界上30個國家駐軍100萬，對全世界近100個國家提供軍事或經濟援助。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戰爭，使其財政經濟狀況逐漸衰落，國際收支發生危機，美國不堪重負。1969年初，尼克松在其就職演說中說：“經過壹段對抗時期，我們正進入壹個談判時代”，“歷史所能賜予我們的最大榮譽，莫過於和平締造者這壹稱號”，“我們邀請那些很可能是我們對手的人進行壹場和平競賽”。嚴峻的形勢迫使尼克松政府采取“和平競賽”即“和平較量”的三項重大舉措，壹是決定與新中國關系逐步實現正常化；二是逐步從越南撤軍；三是結束布雷頓森林金融體系，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可以說，這三項“和平較量”的舉措，是美國運用其“軟實力”拯救和重振美國霸權地位的關鍵之舉。從壹定意義上講，結束布雷頓森林金融體系，放任美元“自由”地充當國際貨幣，對長達幾十年的美國經濟繁榮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尼克松雖因“水門事件”辭職，但他的繼任者福特卻繼承其思想遺產。1975年7月底，35個國家(33個歐洲國家加上美國和加拿大)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通過了歐安會最後文件，又稱《赫爾辛基協定》。該協定是美、蘇緩和與妥協的產物，兩國的政策目標在協定中都得以實現。《赫爾辛基協定》規定，二戰後形成的歐洲邊界現狀不可破壞，這就意味著美歐對蘇聯“硬實力”的承認，但同時美歐也提出了蘇聯要對西方“軟實力”即“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尊重”，並擴大東西方陣營的人員往來。對蘇聯而言，這實質上是使美國利用所謂“人權”等問題幹涉蘇聯內政，支持和扶植蘇聯社會內部的反對勢力合法化。至此，西方國家利用協定中規定的條款，給予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以多方的支持。這種支持有物質和金錢的，也有“榮譽”和所謂“道義”的。在壹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就為日後蘇聯解體和蘇***垮臺打開了壹條關鍵的通道。
1977年卡特政府上臺後，則把人權明確作為壹個國家外交政策主要目標，並以所謂維護人權的名義，大肆幹涉別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
冷戰結束後，美國稱霸全球成為可能。處於冷戰向後冷戰過渡時期的老布什，對美國“對外人權理論”作了“創新和發展”。布什說：“促進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的發展，作為人權以及經濟和社會項目的最可靠的保障。”1989年1月20日，布什在其第二任就職演說中強調：“我們的願望多過了我們的錢袋子，但我們需要願望”。這壹矛盾如何解決，布什又說：“如果美國不致力於高尚的道德原則，那她就永遠不是完整的美國。今天的美國人民有這樣壹個目標，那就是讓國家的面孔更和善，讓世界的面孔更慈祥。”此後，布什政府把支持民主和鼓勵市場經濟作為他們對外政策所追求的兩個目標。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充分說明了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對於美國實現其戰略的極端重要性。
克林頓政府認為，卡特政府的人權政策是以個人為目的的，而冷戰結束後，則應當從民主這個更基本層面上促進人權。據此出發，克林頓政府把提高美國安全、發展美國經濟與在國外促進民主作為國家安全的三大目標，從而進壹步明確把在國外促進民主上升到了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
為適應美國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需要，歷經老布什和克林頓兩任政府對其實踐認識的升華，美國政府及學者對人權的定義也作了實質性的修改，“人權屬於主權範圍內的事務”的觀點逐漸讓位於“人權高於主權”的主張。因此，在冷戰結束後，人權更進壹步被看作是美國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戰略的壹個重要工具。
應該看到，冷戰結束後，新壹輪更大規模的經濟全球化席卷全球。這就使得為競爭自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服務的民主、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表面上具有了更廣泛的所謂“普世性”。因此，也就重新喚起了美國對“硬實力”的崇拜。結果，美國在海灣、南聯盟、阿富汗和伊拉克接連打了四場較大的局部戰爭。前三場，較為順利，第四場開始也十分順利。2002年1月20日，小布什在其第壹個任期剛剛就職時，頗具“血氣方剛”之勢。他在就職典禮上說：“美國有強大的國力作後盾，將會勇往直前”；“如果我們不領導和平事業，那麽和平將無人來領導”。此時的美國，想通過“硬實力”“讓大家分享”“民主”，結果碰得頭破血流。
崇拜“硬實力”的教訓，使得小布什回歸到對“民主”等這類“軟武器”的重視。從壹定意義上講，“軟武器”的傳遞者是曾因從事協助蘇聯猶太人偷渡到以色列而被判處9年監禁的原蘇聯猶太人納坦·夏蘭斯基，他曾是當年很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夏蘭斯基寫過壹本名叫《論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的書。書中宣揚的主要觀點是：世界分為兩大類，壹個是“自由社會”，壹個是“恐懼社會”；前者是“推動和平的力量”，後者是“戰爭與恐怖的根源”。民主是壹種普世價值，只要可以選擇，沒有任何壹個民族的人民會選擇生活在獨裁者的統治下。“恐懼國家”、“專制政權”不能靠自身的變化走向民主，西方國家必須把西方價值觀的理想與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經濟援助掛起鉤來，才能取得“勝利”。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應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來支持民主。據說，布什在第壹任期即將結束之際拿到該書後，便如饑似渴地閱讀，讀後對本書闡述的觀點大加稱贊：“如果妳想搞清楚我在外交政策上的想法，妳該去讀讀夏蘭斯基的書，這家夥可是個英雄人物，這真是壹部偉大的著作”。夏蘭斯基還被邀請到白宮做客，布什也把此書推薦給國務卿賴斯，以至這本書在白宮和美國政界軍界迅速走紅。這使美國的政治家們頗有壹種迷航之舟得到羅盤的感覺，使懵懵懂懂的單邊主義亂闖壹下子獲得了“精神的指導”和“震動後的動力”。
看過該書後，布什還立刻對他的第二任就職演說和國情咨文做了修改。2005年1月20日，布什在僅有20分鐘的第二任期就職演講中就塞進了40多個“民主”、“自由理念”、“民主權利”、“自由世界”等字眼。他說：“我們已明了自身的弱點，我們也深知其根源。”“我們受常識的指引和歷史的教誨，得出如下結論：自由是否能在我們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賴於自由在別國的勝利。對和平的熱切期望只能源於自由在世界上的擴展。”“有鑒於此，美國的政策是尋求並支持世界各國和各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民主運動，尋求並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終的目標是終結世間的任何極權制度。”“那些面對著壓制、監獄和流放的民主變革的參與者應該知道，美國知道妳們的潛力：妳們是自由國家未來的領袖。”美國等西方國家主要以民主、自由、人權作武器，僅花費了46億美元，便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坦“成功改造”中亞三國的實踐，使得美國更加重視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
2008年8月7日，美國總統布什在動身參加北京奧運會之前，在泰國曼谷就美國對亞太國家和地區的態度發表講話時說：“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壹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註宗教自由和人權”，“美國認為中國人民應該享有基本自由，這是全體人類的天賦權利”，“我對中國的未來表示樂觀。在商品自由交易的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最終會要求交流思想的自由，尤其是在不受限制的因特網上自由交流思想”，“最終，只有中國才能決定它將走什麽樣的道路。美國及其夥伴采取現實的態度，為各種可能性作好準備”。
美國等西方國家拚命對外推銷其民主、自由、人權等思想觀念，說到底，仍然是為了維護和擴大它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二戰結束以後直至上世紀7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壹個所謂黃金時期。這壹時期，發達國家作為整體，年均經濟增長高達4.4％，其後20年(從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年均經濟增長率2.2％。這使經濟學界產生過很多樂觀想法，例如勞資矛盾解決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周期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經濟將實現自動和無限的增長。這就形成壹個奇怪的循環，各國出口賺美國人的錢，然後又購買美國股票和債券，借錢給美國人花，美國人花錢又支撐了美國和各國經濟的增長。美元源源不斷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國的債市和股市。1948年，全球國際儲備為478億美元，到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前的1970年增長到932億美元，22年間年均增長3％。從1971年初的932億美元到2007年年底的64892億美元，其間37年增長約70倍，年均增長12％。而與此同時，全球GDF僅增長16倍。過去10年，美元貨幣印刷總量超過過去40年印刷總量，全球官方儲備增長更是達到了驚人的2倍之多。面額為100美元的壹張紙鈔過去印刷成本為3美分，現在為6美分。美國用3美分或6美分的成本，到海外購買100美元的東西，發展中國家拿到這100美元，還舍不得花掉，往往又反存到美國。自1994年以來，美國貿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達3000多億美元，而2006年對外貿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億美元；1980年，美國財政赤字為762億美元，而從2008年10月開始的2009財年預算赤字將高達4820億美元。這就是美國長期以來能夠張著大嘴吃世界的根本奧妙。美國當局總是把這壹現象解釋為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以進壹步維持他們金融帝國的統治。
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他們所鼓吹的民主及自由、人權和新自由主義，也造成了全球範圍內貧富的極端懸殊與國家民族的分裂。現在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貧窮國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債總額已經從1991年的7940億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萬多億美元，短短10多年，翻了4倍多。根據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數據，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總和大於4.16億最貧窮人口的收入總和。通過民主及自由、人權與新自由主義等手段，最終弱化第三世界國家，是西方強國最基本的戰略手法。
但是，美國采用的空手(美元)套白狼(物美價廉的商品)的戰略，是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的。如此下去，美國的債務越來越多，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世界經濟的總需求越來越低迷。這壹惡性循環的唯壹可能結果，就是壹場世界經濟大蕭條。人們常常混淆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以為壹國範圍內無障礙市場經濟行得通，國際範圍內的無障礙市場經濟也應該行得通。然而壹國範圍內的市場經濟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壹人壹票可以制約經濟上的壹錢壹票，使該國的地區差距與貧富差距得以有效調節，有足夠的財政資金建設道路、橋梁、港口、機場，能實施內在協調壹致的經濟和民事、刑事法律，並且可以用財政與貨幣政策調節經濟周期。失去這壹前提，市場經濟將帶來兩極分化，假冒偽劣盛行(劣幣驅逐良幣)，經濟動蕩，秩序混亂，以致社會無法運轉。在缺乏壹個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選舉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國公司不受人民力量制約的前提下，拆除各國對本國經濟的保護，取消各國的經濟主權，聽任弱肉強食的經濟邏輯無障礙通行，只能導致世界範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從2008年9月開始的美國金融乃至經濟危機，現在不正是在全球範圍內蔓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