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石榴樹上結櫻桃》裏的繁花和小紅都挺可愛、好笑，妳認為可以用善惡來評判這些人嗎？
李洱：我關心人物的性格，要多於關心人物的道德。這可能是小說家的職業病。我內心有善惡標準，但不會要求讀者認同我的標準。有些朋友開玩笑，說妳寫的農民不像農民，起碼是從中專出來的。哈，小看農民嘍。農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壹個自作聰明的知識分子跟農民打交道，農民能把妳賣了。不是經常有報道嗎？哪個女大學生被農民賣到了什麽地方，洞房花燭夜才明白過來，摸過來的，原來不是“同桌的妳”。
人物周刊：妳怎麽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從專業角度講，準確是作家的惟壹美德。
人物周刊：書裏那些“顛倒話”是妳自己編的還是聽來的？
李洱 ：“顛倒話，話顛倒，石榴樹上結櫻桃；東西大路南北走，出門碰見人咬狗。”民間流傳很廣。前面兩句是很有趣的矛盾修辭。不過，小說中大部分顛倒話是我順口編出來的。有壹天竟寫了幾百行，寫得口幹舌燥、扁桃體發炎。但最後用到小說裏的只是壹小部分。
人物周刊：中國有許多鄉土文學，妳覺得妳寫的是不是真正的鄉土中國？
李洱：不能說我寫的就是真正的鄉土中國，只能說我寫出了我的鄉土經驗。什麽是經驗？經驗就是活潑的印象。如果還有人去寫沈從文式的鄉土小說，要麽是傻瓜，要麽是裝傻。應該學的是沈從文處理經驗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寫法。另壹方面，我也不喜歡通過寫作來訴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寫哭決不罷休，然後就到處簽名售書，胳膊肘都快磨破了，要影響他打高爾夫球了。他的苦其實是高爾夫球沒有打好的那種苦，那種苦當然也很真實很活潑，但如果非要通過寫農民來表達自己的這種苦，我就要把書放下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歡這種寫法，莫非他們平時也打高爾夫？
人物周刊：《石榴樹上結櫻桃》德文版出版後，當地書店為妳舉辦作品朗誦會，在中國妳沒享受過這種待遇吧？
李洱：巴金百歲誕辰時，《收獲》就舉辦過朗誦會，請壹些作者朗誦自己的作品。我覺得這種形式很好，就跟買花籃買蛋糕壹樣好。當時我朗誦的是《喑啞的聲音》，壹篇寫通奸的小說，別人也沒覺得有什麽不妥。開個玩笑，作者朗誦還有可能對播音美學產生影響。讓賈平凹去朗誦《秦腔》，肯定比羅京有意思。在德國我朗誦過幾次。有個在法斯賓德的電影裏演女主角的演員，她朗誦德文，我朗誦中文。她不懂中文，但她說聽我的朗誦有助於她理解作品。
人物周刊：德文版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法文版呢？
李洱：法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很有意思。壹個譯者本來快翻完了，最後卻放棄了。他是“文革”時在復旦學的漢語，無法忍受小說中對“文革”的議論和描寫。可出版合同已經簽了，眼看就到期了，怎麽辦？那邊只好征求我的意見，說如果我想打官司，他們也沒辦法；如果我不打官司，他們就多賠壹點違約金。還是這個好，我也沒有時間打什麽官司。最主要的是，我對那個譯者突然尊重起來了。他為了他的文化立場，可以放棄經濟利益。這樣的人難道不值得我尊重嗎？我就跟法國出版社講，我很想認識這個翻譯家，想請他吃頓飯，跟他交流交流。我告訴他們我不是開玩笑，他們不信。
有人老覺得自己過的不是生活
人物周刊：小說中的人物跟妳是什麽關系？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壞，所以我這個人也不是很壞；他們分裂得不是很厲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厲害。所有寫醜惡的作家，思想都有醜惡的部分。人寫黑暗是以自己內心的黑暗為依據的，黑暗不到那壹步，就寫不出那壹步。
人物周刊：妳怎麽體驗生活？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給我打電話，說某個出版公司跟電視臺合作，邀請壹批作家跟普通人壹起生活，然後寫出這個普通人的傳記，電視臺再拍成電視片。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我說沒興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壹起，過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覺得自己過的不算是生活，非要“體驗生活”。
人物周刊：妳平時是怎麽寫作的？
李洱：我壹天寫七八個小時，最後能留下壹千字就謝天謝地了。各有各的習慣，所謂“貓鉆貓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閻連科，壹天只寫兩個小時，但壹寫就是好幾千字。我不行，壹天到晚磨磨蹭蹭，壹個句子，放這裏好還是放那裏好，諸如此類。有點把小說當成女人了。同樣是壹團脂肪，長在乳房上是豐滿，長到腰上就是贅肉。為了表達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念，我要比較深入地了解它們，知道我寫的每壹句話是什麽意思。這就變得很困難。我認為加繆的小說就是這樣的。它經過經驗反省，每句話都表達壹種被審視過的生活，而不是像生活本身那樣。我可能還沒達到這樣的高度，但是我的寫作習慣已經變成這樣的了。
這還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妳的想法壹直在變。我常感到這個時代不適合寫長篇，因為妳的經驗總被新的現實擊中、沖垮。曹雪芹那個時代適合寫長篇，賈寶玉什麽人，有什麽想法，他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寫出來就行了。雖然那個時代也在變化，可價值觀念穩定得就像賈府門前的石獅子。要是賈寶玉接個電話，林黛玉的，說她在什麽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賈府了，他立即覺得這個女孩不能要了。現代小說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大概是“突然”，突然怎麽樣，突然不怎麽樣。睡個午覺起來，妳的想法可能就變了。
人物周刊：什麽是誠懇的寫作？妳自己是否忠於內心？
李洱：寫作時，我無限忠於自己的內心。糟糕的是，這個時代的內心生活更多的時候是壹種不良反應、壹種創傷性經驗。寫作就是對這種不良反應的表達和反省。大家都說，內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內心平安其實是壹種罪，它表明了妳的犬儒、妳的放棄、妳對秩序的認同。所以，在寫作上妳既要表達，又要對自己的表達作出必要的反省。寫作類似於妳眼睜睜地看著某種體外手術，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擔心做壞的當然還是自己。
人物周刊：《花腔》體現了妳對結構和語言的追求，在小說中妳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說理想。總有壹天我們會發現，我們留在世界上的是壹些混淆的、錯亂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種看上去跟妳距離甚遠的引文構成妳的生活。壹個人通常是在別人記憶中存活的，除非妳寫自傳。但這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沒時間寫自傳或者只願意寫詩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讓渡給別人來寫。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願意寫散文，只願意寫詩。
人物周刊：妳尊崇哪幾位作家？
李洱：兩個，壹個加繆，壹個哈維爾。哈維爾的作品，譯成中文的我全都看過。他不是壹流作家，卻是壹流文人。當總統之後他的秉性也沒改。他踩著滑板接見貴賓，抽空就寫荒誕派戲劇。
人物周刊：寫作給妳帶來了什麽？壹點名、壹點錢？妳壹開始寫作時有什麽目的或者動力？
李洱 ：不是壹點名、壹點錢，而是壹點點名、壹點點錢。寫了這麽多年我的目的已經變得很簡單了，就是寫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說。
當代作家都被失敗感籠罩著
人物周刊：妳怎麽看國內比較認可的美國作家卡佛、厄普代克？
李洱：我正應邀寫卡佛呢。他是個好作家。我讀卡佛應該是在1989年前後。後來我寫過壹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檳》。卡佛死之前曾經站在床前凝望玫瑰，他最後壹篇小說寫的是他的導師契訶夫死前喝香檳，香檳的瓶蓋自己蹦了出來。這兩個細節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輩致敬，為今生的告別，也為來世的相聚。寫作就是這樣，壹代壹代傳承下來。壹個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終點的時候，他才能夠最終懂得什麽叫死，什麽叫生，什麽叫幸福。困惑疑難在那壹刻悄然遁形，然後再次現身，要求後世作家做出解答。
妳說讀書界和媒體終於認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這個月他們認可的是卡佛，下個月是誰？
人物周刊：德國漢學家顧彬批評中國作家的言論妳怎麽看？李洱：顧彬在德國有個綽號叫“痛苦的耶穌”，可見他談論德國文學時也很痛苦。顧彬的“垃圾論”出來後，他在漢語文學界很痛苦，他說自己沒說過這話，只是說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華棟跟他做了個對談，可是沒地方發表，因為中國的很多媒體對他別的話不感興趣。開始時媒體只是借顧彬之口來罵人，人家要不罵，我們的媒體能活活急死。註意，請他罵的是作家，不是別的什麽家，如果他罵了別的什麽家，我們的媒體要麽不感興趣，要麽不敢刊登。這是不是很有趣？壹個媒體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顧彬，然後別的媒體壹哄而上，去討論同行們精心創作的那個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實想法別人卻很難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耶穌若真的復活，這會不會是他在傳媒時代的真實處境？
人物周刊：有時候西方人看中國小說像看某類社會文獻。
李洱：我在德國接受訪問，記者經常問我關於衛慧、棉棉的問題。我坦率地告訴他們，如果她們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們就不是作家，我們的差別就有這麽大。
棉棉其實寫得不錯，是自動寫作。但問題就在這裏，當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時候，她必須有文學史的判斷，知道自己寫的跟別人哪兒不壹樣，否則寫作無法繼續。衛慧很極端，但只是虛構的極端。那種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國人的生活，是她從亨利·米勒的作品裏讀來的。這就變成壹個基本問題：絕對虛假的寫作和最本真的寫作，都有可能導致寫作無法持續。她們兩個正好代表兩種狀態。
人物周刊：是不是我們沒有壹種健康的體制，使好作家能浮現出來？似乎很多作家都缺乏真正的精神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壹種感覺，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寫作，然後放進抽屜鎖了起來，加了密碼。壹種可能是他們不願發表，不願加入合唱，不願被納入秩序。另壹種可能是他們發表了作品，但被我們忽略了，因為他們表達的經驗與我們有背離，但這種背離又沒有誇張到眩目的地步，所以我們沒能看見。跟他們相比，我已經很幸運了。文學史、文學體制是壹個有趣的東西，它會過濾掉非常豐富的內容。篩子的網眼很大，篩出來的都是大塊文章、所謂的成功人物。什麽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裏，成功是壹個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業包裝和自我吹噓的混合物。它惟壹的必要條件就是銷量，但在五年之後，兩三年之後，甚至兩三個月之後，有沒有人會想起來妳這本書？都是白忙。
精神力量？失敗算不算壹種力量？我們所謂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憤世嫉俗，用高射炮打蚊子，用破掃帚打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鳥的紅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們往往不知道愛惜。
人物周刊：在這種狀況下，作為壹個當代作家，妳如何自處？
李洱：每個當代作家都被失敗感籠罩著。我們最早接受的文學教育使我們想表達某種思想、經驗、觀念，並使之成為某種思想資源。但這種可能性已經消失。很多作品踮著腳去迎合，而不是站穩了去表達。這是壹個不重視內心生活的時代，價值觀分崩離析。但也許通過財富積累，人們會重新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美和意義。據說很多貪官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文學，是吧？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人物周刊：妳認為幸福是什麽？
李洱：幸福成了時間概念，成了壹種嗅覺，瞬間的，細微的，具體的。聞著嬰兒身上的氣息肯定是幸福的，可妳也不能壹直抱著他啊。他也要尋找幸福，妳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寫出滿意的小說當然也是幸福，類似於嬰兒吃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