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暴露出政務信息公開與群眾的要求嚴重不對稱。近年來，盡管各級政府都加大了政務信息公開力度，並通過傳統媒體、網絡、新聞發布會等渠道，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社會公布壹些群眾關心的信息，但由於公開的力度、公開的程度與群眾的要求差距較大，導致政府與群眾之間仍然處於壹種信息不對稱、信息渠道不暢通的地步。因此，壹旦出現某壹方面的問題，就極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甚至群體性沖突。“甕安事件”、“孟連事件”、“隴南事件”的發生，都與政府和群眾之間的信息不暢通、不對稱有著密切的關系。
其次，暴露出官員與群眾之間感情基礎十分脆弱。我們常說，群眾與官員之間是主人與公仆的關系，也就是說，官員應當時刻想著為群眾服務，但事實並非如此。壹些官員早就丟掉了群眾觀念，對酒桌、飯桌、牌桌、點歌桌的感情早就超過了對群眾的感情，呆在辦公室、賓館、飯店、棋牌室、娛樂場所的時間遠超過與群眾呆在壹起的時間。久而久之，這些官員與群眾之間的感情基礎就越來越脆弱，甚至產生對立。壹旦發生與官員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無論是了解真相還是“不明真相”的群眾，都會身不由己地加入其中，導致事態擴大化、問題復雜化。
第三，暴露出政府行為的“專政化”、“鬥爭化”傾向日益嚴重。盡管“階級鬥爭”四個字早就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可從近年來壹些地方處理群體性事件的實際情況來看，“階級鬥爭”的思維似乎並沒有完全消失，甚至呈現出“專政化”、“鬥爭化”的傾向。壹些地方只要發生群體性事件，壹些官員的“鬥爭思維”、“專政思維”就會油然而生，第壹反應總是有人指使挑撥、有人利用了“不明真相”的群眾、有人故意搞破壞。於是，首先想到的就是動用專政工具，把背後的“壞人”找出來，以教育那些“不明真相”的群眾。雖然動用專政工具對於平息事態有很好的“效果”，但“不明真相”的群眾並非因此就能了解真相，就能對政府充滿信任。相反，專政工具用得越多，政府與群眾的信任度就越小，在少數地區，群眾與政府之間、政府的專政工具之間，已經形成了嚴重的心理對抗和情緒對立。這壹點，必須引起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
第四，暴露出政府的口號與行動嚴重脫節。近年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已成為各級政府的口頭禪，逢會必講，逢文必寫。從表面看，似乎這壹問題已深入官員頭腦。但是，壹些官員說的與做的並不完全壹致，甚至有個別人是說著壹套，做著另壹套，口號與行動完全脫節，並沒有真正把以人為本、執政為民落實到自己的行動上。他們對群眾反映的問題、群眾的訴求、群眾的意見和要求，漠然置之，能胡則胡，能拖則拖，甚至反而認為群眾是無理取鬧。長期下去，矛盾越積越多，問題越壘越高，導致群眾意見很大、想法很多。壹旦發生群體事件，“不明真相”的群眾也會毫不猶豫地加入其中，以此來發泄對政府官員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