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有n個實施者想參與企業ERP系統的實施；k為用戶希望得到的知識效用，kH、kL分別表示參與者提供的高價值與低價值的知識，顯然有kH>kL>0；用戶獲得高效用知識的概率為θ，即P（k=kH）＝θ。實施者提供知識轉移的成本為c,c為k的函數，且與效用有關，令cH=c（kH），cL=c（kL），cH>cL>0。
在提供方占優的情況下，企業無法區分實施者的類型（高或低），只能按照平均預期來支付知識轉移的報酬，令支付報酬為v，即v＝k，k＝θkH＋（1－θ）kL。若cH>k，即θ＜（cH-kL）/（kH-kL），任何高類型的提供方將拒絕進行知識轉移，這又進壹步使得用戶降低預期，采用更低的支付報酬，如v=kL。這樣，由於cH>kL>cL，使得高類型實施者退出市場，市場上僅存有低類型實施者的參與，造成劣勝優汰的局面，這便是委托－代理理論中逆向選擇的典型表現。這種現象不僅表現在系統的投標方面，在具體實施時企業用戶無法觀察到實施者的努力狀況，兩者之間的博弈同樣是實施方占優的情況（稱為道德風險）。
解決逆向選擇的壹個有效方法是信號傳遞機制[28]，實施方事先通過壹些“暗示”（如資歷證明、懲罰協議、第三方擔保等）來表明類型，以便讓用戶確認自己為高價值轉移者。信號傳遞的前提有兩個：壹是傳遞信號需要成本，二是不同類型的實施方所需的成本也不壹樣。假設傳遞同樣信號時，高水平的實施者所需成本低於低水平者所需成本（幹同樣的活，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完成），若令傳遞信號a所需成本為e，則有e=e（a,k），且e（a,kH）＜e（a,kL）；企業支付的報酬與所觀察到的信號a有關，即v=v（a）；實施者所獲得的收益為u（a,k）＝v（a）－e（a,k）。
若實施方為低類型，傳遞信號a所獲得的報酬為
企業信息化過程中人員行為的研究
式中：m 代表其他n-1個參與者中高類型的個數，當其不傳遞信號時，所獲得的報酬為（1－（1－θ）n-1/n）cL＋（（1－θ）n-1/n）max {cL,kL}。如果高類型的實施者傳遞的強信號為 ，對於低類型的實施者來說，要想獲取企業信任就必須傳遞強信號，並且這時所得到的收益應等於（或不低於）不傳遞信號時的收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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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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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對於高類型的實施者，傳遞強信號 時的報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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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傳遞信號時的報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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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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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①高類型的實施者應該選擇足夠強的信號，以便低類型實施者難於模仿（或因模仿成本太高而放棄）；②傳遞信號的目的僅僅是為讓用戶知道自己是高類型，其自身並不能創造價值；③若實施者都為高類型，沒有必要進行信號的傳遞；④知識水平越高所傳遞的信號就越強，獲得參與企業系統實施的機會也就越大。
在實踐中企業常常通過兩種途徑了解實施方的信息，壹是實施者的公眾形象（或聲譽），二是與之交往積累的經驗認知。譬如，實施者對自己的聲譽十分重視，絕不對企業隱瞞信息，壹旦許諾必然履行，這就成了第Ⅰ種的理想情況。可是某些著名的咨詢公司在涉及壹些新領域時，往往是根據經驗而不是用戶的實際來設計，也就是高類型的實施者在具體開發時表現出低類型（不努力）的情況。因而可以進壹步將企業對實施者i的期望概率定義為P（k=kH）＝θi，且θi＝θ＋εi，其中εi代表實施者i高於或低於平均預期的變量，例如θ＝0.5，εi=-0.2，表明該實施者在企業認知中為高類型的概率僅為0.3。這樣，好的聲譽和交往歷史可以提升實施者在認知中的概率值，而不佳的歷史則會降低其得到好評的幾率。
這樣，聲望越好的IT供應商越容易獲得項目的參與權，而壹般來說實力越雄厚名望也就越高，這就會造成大公司擠兌中小公司的現象。另壹方面，實施方的名望又與其所要求的報酬呈壹定的正相關性，而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又無法忍受巨額的支付費用，轉而尋求實力較弱的實施方，這就只能通過有效交流、擔保（如引入監理機制）等措施來減少企業的信息劣勢，避免道德風險所帶來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