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件事都記載在劉玉生晚年寫的書世載堂雜憶裏。劉玉生在這本書的開頭，因為他覺得他的朋友鼓勵他“記住他以前的所見所聞，這是該國文學的記錄”。所以“每壹天的書裏都寫滿了雜七雜八的回憶，妳可以用妳的回憶去記錄，不論長短，把實踐中的壹切都記錄下來”。他寫這本書是基於“紀實”的原則，那本書裏寫的東西應該有它自己的歷史。有些事情劉玉生即使不是證人，也是證人，比如假光緒案，他也列席了審判。
偽造光緒發生在光緒二十五年，在劉玉生的家鄉武昌。那壹年的某壹天，武昌的金沙江街上突然出現了壹主壹仆兩個陌生人，壹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店主看上去二十來歲，高瘦白凈，跟光緒壹模壹樣；仆人四五十歲，下巴幹凈，聲音尖厲，太監模樣。兩個人都說地道的北京話。他們租住在豪宅裏，平時住在家裏，吃住都很奢侈；仆人給主人端茶送菜時，必須下跪，自稱“皇帝”，自稱“奴才”。當時壹個同樣租住在這個豪宅的湖北官員覺得很奇怪，就告訴了同事。此事很快在武昌街頭不脛而走。大家問：光緒不是被慈禧囚禁在瀛臺嗎？他是怎麽來到武昌的？
漢口的報紙輿論同情光緒，批評慈禧。現在武昌找到了那兩個仆從，很快就有報紙報道光緒未經核實逃出英臺，去湖北找湖廣總督張之洞。為了吸引讀者的眼球，上海的壹些報紙也捕風捉影，轉載此事。壹時間，光緒在武昌的出現，讓它更加火爆。很快，大宅前已經熙熙攘攘。原“皇帝”要來武漢的消息壹經傳出，遊客絡繹不絕。他們磕頭三次九次，說：“歡迎參加聖駕。”假光緒也認真地舉手答道：“不用當禮物。”壹些大大小小的官員知道“皇帝”要來武昌，覺得這是壹個巴結別人的好機會。他們前去跪拜，獻上金錢和物資，以示忠心。
光緒在這個時候出現在這個地方是毫無疑問的嗎？
當然有。最先懷疑假光緒的不是別人，正是的老師、時任江夏縣令的陳叔平。陳知府聽說後，親自前去查看。調查之下，壹個主仆的奢靡模樣著實讓陳知府大吃壹驚。只見假光緒繡有傅的金龍，玉碗上刻有金龍，玉璽上刻有“禦寶”二字。陳知府畢竟見過世面，不為表象所惑。他看到假光緒，就問對方：妳是誰？假光緒語帶威脅，不屑地回答：見了張之洞才能透露。說著不再說話。這次見面，陳知縣意識到了對方的不自信。這讓他更加堅信自己的判斷。
假光緒也不多說，仆人們也守口如瓶。這時，壹幫地痞把仆人拖到浴池。他們想弄清楚這個仆人是不是太監。到了浴池，脫了衣服，仆人露出了真身。——“查他下體，果太監！”在確認了宦官的真實之後，人們似乎相信了假光緒的真實。應該是陳知府的主意。他的疑惑不減，試圖找到壹張光緒的照片，與假光緒對比。但是他們兩個真的很像。光看照片，他們看不出多少破綻。於是陳知府給北京有關部門發了壹份密電，要求調查。
幾天後，北京的反饋來了：光緒沒有也不可能離開被囚禁的瀛臺。知道了這個定罪，陳知府又觀察了壹下假光緒，覺得這個人的舉手投足處處透露著壹種像演員的演技。試探性地問他幾次，假光緒固執地說，見過張之洞，壹切就明白了。於是，這壹天，湖廣總督張之洞收到壹封信，告訴他光緒皇帝還在瀛臺，假光緒在武漢鬧得沸沸揚揚。妳應該上前審問這個人。張之洞親審偽光緒案終於開審。劉玉生當天也出席了庭審。在審判開始時，除了主人和仆人之外，實際上還有壹個劉玉生的“同居者”,他以前從未解釋過。第壹個被帶到張之洞面前下跪的人，自然是假光緒。
假光緒被拘留後，召見仆從。仆人坦白：我是紫禁城的內牢。我在皇宮偷東西被抓了，所以我不得不逃跑，想離開北京。路上遇到了假光緒，但真的不知道他姓什麽。他讓我跟他去湖北，說我有自己的優勢。我跟著他到了武昌。之後，審問之前沒見過的“同居者”。這個人比較獨特，壹言不發，只是舉起那些符碗、印章之類的物件向大家示意，就像個啞巴壹樣。很多人覺得此人不可捉摸，懷疑是宮中貴人。總之，審判沒有實質性的結果。63歲那年，張之洞忙著操心洋務、東南互保等。以至於他沒有時間和精力投入到這個案子中，所以他把這個案子交給了武昌府江夏縣進行嚴格的審判和處罰。
當這個案子傳到陳法官那裏時，他立即動用了酷刑。大家都受不了重罰，很快就壹個個說了實話。果然不出知府陳所料，假光緒真的是壹個叫崇福的演員，入宮扮小孩子。而且長大了，長得越來越像光緒，同行們常稱他為“假皇帝”。這個仆人是掌管皇宮庫房的太監。他認識崇福很久了。這個人經常在皇宮裏偷東西。有壹天，他終於被店主發現，於是畏罪潛逃。他逃走了，偷走了傅被子的碗印。不甘做演員的崇福找到他，以為北京時不時有人冒充太子或大臣行騙發財。他們兩個以為光緒被囚禁在瀛臺，與外界沒有聯系。何不四處遊走，標榜崇福與光緒皇帝神似，身邊有皇家的東西，足以掩人耳目。
這種思想和策劃最終把他們送上了斷頭臺，盡管他們自己都沒有想到。最後，他們被帶到漕湖門，背上有牌子。事後，劉玉生問陳誌賢：為什麽老師看到假光緒就知道他是演員？陳知府答道：“這人壹舉手壹打手勢，就像在演戲。我怕他是舞臺上的皇帝！”！他怎麽知道他越是這樣，他就越會暴露自己；畢竟生活不是演戲，法庭也不是舞臺。但不知何故，“同居者”在劉玉生的敘述中消失了。劉玉生的“顧此失彼”可見壹斑。
現在來說說慈禧太後的出軌。
雖然這次事件的中心人物是慈禧，但主角是岑春煊。岑春煊，原名春澤，1861年3月生於廣西臨縣。他的父親是雲貴總督岑於穎。岑春煊於1885年考中，1889年以五品定為京堂候選人。1892年，他被任命為光祿寺邵青，並遷至太浦寺。1900年7月，八國聯軍進犯北京，時任甘肅政使的岑率領2000余馬步兵從蘭州出發，以“勤王”的身份趕赴北京；慈禧和光緒西逃時，岑來南口“護航”，慈禧派他監管前方路上的糧臺。憑此“立功”，岑被提升為陜西巡撫。1901年，八國聯軍入侵山西邊境，岑調任山西巡撫。1903年4月任兩廣總督。記載岑上臺後“暴戾專斷”。他們壹到，就丟了裴景福等幾十個地方官，然後抓了廣東的大士紳李繼培、楊希言，抄了他們的家，在廣東引起軒然大波，也引起很多富商的恐慌。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和壹些貴族家庭選擇留在香港。這些人背井離鄉，到了香港，感覺諸多不便，就想著在香港把岑趕出廣東。但慈禧對岑充滿信任，很難抓到岑。香港和廣東的商人聲稱，誰能把岑趕出廣東，誰就能得到100萬港幣。賞之下，必有勇夫。壹個人站了出來，他就是陳少白。
陳少白，1869年生，廣東新會人，1895年加入鐘惺同鄉會，參加香港總會組織的第壹次廣州起義。他失敗了，流亡日本。1997年8月，他去了臺灣省，並成立了臺北鐘惺協會分會。1900年在香港編輯世載堂雜憶，協助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1905年，他是香港中國聯盟的成員。這件事應該發生在他成為港中聯盟主席後的第二年。陳提出先給他30萬是真的。他會用這筆錢作為策劃資金，事成之後再拿剩下的70萬元。陳帶著錢去了上海，然後去了北京和天津。此行不久，港粵商人振奮人心的消息傳來：慈禧罷免岑春煊，要他回京述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