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戈德曼認為文學作品是壹個“有意義的結構”，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1. 聯系性——文學家通過文學創作，創造壹個由其思想、情感和行為組成的有意義的連續結構，結構各個要素之間存在整體聯系，結構與整個社會之間也存在聯系。
2. 開放性——受皮亞傑發生認識論的影響，戈德曼認為內在精神結構的“同化”和外在世界結構的“順應”之間存在對抗，導致“有意義的結構”始終處在運動變化之中，因而具有歷史性、運行性、和開放性。
3. 循環性——戈德曼認為作品的“有意義的結構”與作者的心理結構，以及整個社會的大結構緊密關聯，前者是部分，後兩者是整體，部分與整體之間不斷循環運動。這與伽達默爾的“解釋學循環”不謀而合。
其次，戈德曼提出了“同構說”。
1. 小說式樣結構與經濟生活中的交換結構是嚴格同構的，即經濟基礎與文學之間存在密切的對應關系。
2. 這兩種同構體之間還存在著壹種集體意識，文學作品反映的是特殊集團的集體意識，但不是單純反映，而是對集體意識的升華。
3. 同構說堅持馬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強調文學的階級性，同時也看到了文學的特殊性。但對文學的獨立性和反作用不夠重視，具有機械論色彩。
總體評價：
戈德曼的“發生結構主義”主要采用社會學方法，融合了結構主義、心理分析、以及發生認識論的方法，形成了研究方法的豐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