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回歸祖國後，蔣介石在大陸大打內戰，大陸的經濟危機也波及到了臺灣，島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臺灣光復僅壹年，臺灣物價漲了100倍。臺灣中小企業在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劫奪下，紛紛破產倒閉。加之農業歉收，致使當時臺灣600多萬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貧困交加，饑寒交迫，人民怨聲載道。
日本殖民者對臺灣人民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給臺灣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老百姓們原以為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可以揚眉吐氣過幾天舒心日子。哪知他們美好的願望很快就破滅了。人們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由歡迎變為失望，最後成為仇恨。這種仇恨的情緒，由壹件偶然的事情，點燃了全島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臺灣光復壹年後，蔣介石來到臺灣，親自參加光復壹周年紀念會。雖然臺上眉飛色舞，意氣風發，但臺下卻反應冷淡。臺灣人民歡天喜地迎國軍的熱情早已在壹年的親身經歷中灰飛煙滅，跟大陸人民壹樣，他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有人在舊總督府門前掛上壹幅“狗去肥豬來”的漫畫。臺灣大學的壹位教授對壹位美國記者說：“妳們美國人為什麽對日本人那樣寬宏大量，而對於我們臺灣卻如此殘酷？妳們只給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卻給臺灣放下比兩顆原子彈厲害壹千倍的蔣介石。”光復壹年，臺灣人民的興奮變成了積怨，烏雲籠罩在整個臺灣島，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壹觸即發，山雨欲來風滿樓。1947年2月27日下午，時近黃昏。臺北市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中年守寡、帶著壹兒壹女艱難度日的林江邁守在自己的煙攤旁，招徠顧客。突然，人群開始騷動，等林江邁反應過來時，已來不及跑了，臺灣省專賣局專員葉得根帶著另外9名緝私隊員已將煙攤圍住。林江邁向緝私隊員解釋、哀求，均無濟於事。在拉扯中，壹名緝私隊員用槍托將林江邁打得頭破血流。憤怒的圍觀群眾與緝私隊員發生沖突，打傷了緝私員趙子健與警員張啟詳，緝私員傅學通向人群開槍，當場打死無辜市民陳文溪。
當天晚上，部分群眾擁到臺北市警察局和憲兵團，要求嚴懲兇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圍攻了臺灣省專賣局。下午，約有四、五百名群眾來到行政長官公署，向行政長官陳儀請願，竟遭衛兵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數人。於是事態迅速擴大，遊行、示威、請願很快演化為大規模武裝沖突，壹場反獨裁、反專制、反暴行、爭民主、爭自治的運動在全市漫延。陳儀隨即宣布實行戒嚴，派出大批軍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邏。
臺北市民罷工、罷課、罷市，包圍行政長官公署、警察局、日產處理委員會、電臺等機關，放火燒掉臺北專賣分局，甚至開始搶劫軍用倉庫，釋放獄中囚犯，與軍警不斷發生流血沖突。起義民眾還通過電臺向全省廣播，控訴軍警的暴行，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各地民眾聞風而動，群起響應，圍攻所在地機關、部門。由於當時國民黨剛剛接管臺灣，兵力不足，起義群眾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區，國民黨對整個臺灣省的形勢已失去控制。 1947年3月2日，臺北市民眾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隨後在各地成立分會，代表民眾就事件處理和臺灣的政治改革與行政長官公署交涉。陳儀也派人參加了這個委員會。1947年3月8日，委員會通過其宣傳部長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條要求”，包括實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權益、廢除專賣制度、減免苛捐雜稅等條款，基本反映了臺灣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願望。但是，隨著起義規模的不斷擴大，起義隊伍中也混進了壹些不良分子，包括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地方紳士和流氓，他們將三十二條擴大為四十二條，增加了壹些不切實際甚至錯誤的主張，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長官公署等，致使陳儀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員會的代表，並加緊部署鎮壓行動。
早在1947年3月2日，陳儀見形勢不妙，就急電南京：“臺灣發生暴亂，已及全省，形勢危急，請速派國軍赴臺救援。”蔣介石接報，經與國民黨要員商量，均認定“二·二八起義”是“暴亂”，為防止事態擴大，必須采取果斷措施，進行鎮壓。蔣介石立即電令駐守上海的21軍火速乘船趕赴臺灣增援，並限令於8日前趕到。
1947年3月8日中午，21軍先頭部隊在基隆登陸。遭到起義群眾阻攔後，21軍竟在船上架起機槍向碼頭上的群眾掃射。9日，國民黨主力部隊在血洗基隆後，進駐臺北，與駐守在臺灣南部地區的國民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聯手，對起義群眾進行大規模鎮壓。 雖然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抗爭目標是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但是由於國府遷移至臺灣初期，外省人大多居於主管或等級較高的職位在長官公署的科股長，專員以上的316名中層官員中，也只有17名臺籍人士，其余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極少數的半山仔。因此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的訴求轉變成為打倒外省人的行動，甚至擴大事端以致於最後傷及無辜外省人。在事變期間，臺人不僅反抗公署，也有毆打傷害外省人之事，因此國軍登陸後，由於軍紀不佳，所以立即采取對臺人報復之行動。
事件爆發後，部分地區亦有臺***乘機介入，如臺中地區主導“三二事件”的謝雪紅和楊克煌。謝雪紅不僅利用示威群眾並召開市民大會，以全面接管臺中市的官方機構，更利用青年學生以武裝“二七部隊”組織，在處委會的議會路線之外，另辟壹條武裝路線。嘉義地區則自三月二日事件發生後，就顯現出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質。嘉義民眾與阿裏山鄒族原住民組成武裝隊伍，參加攻擊紅毛埤軍械庫及水上機場的軍事行動，惟參加者大半是臨時結合之民眾，亦有嘉義地區不少社會人士支持反抗行動。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對抗雖然激烈，不過有出現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間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建國中學擔任教師的時候經歷過二二八事件，他在臺大醫院住院時，曾受到醫院本省人護士的保護。 二·二八事件中犧牲受難者的詳細明確數目因發生年代久遠，加上國民政府的漠視，壹直都有所爭議。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例如當時政府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沒有書面資料遺留，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壹直有極不壹致的估算。從不到壹千人，壹直到十幾萬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則推估死亡人數為18,000人左右。傷亡人數估計值依統計的方法論不同而異，取中間數並沒有意義。至於向二·二八基金會申請賠償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會已審：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蹤179，羈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補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傷亡數字，原因有七項，在二二八基金會官網有詳細說明.....
若幹人士引用楊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變》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註銷十二萬有籍無人的戶籍，做為二·二八罹難人數的壹個參考數據。但是臺灣戶籍法規定申報過死亡就不再有戶籍，民法規定失蹤七年也能報死亡。所以這十二萬人，沒有壹個在二·二八事變當年被申報死亡或失蹤，才會十幾年後還有戶籍。而真正在二·二八當年罹難，申報過失蹤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戶沒有戶籍，不會落在有籍無人的清單。所以所謂有籍無人，跟二·二八事變罹難人數無關。
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各方數字整理如下：楊亮功調查報告 死190人 傷1761人。白崇禧報告書 死傷1860人。《紐約時報》霍伯曼南京專電 死2200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監察委員何漢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紐約時報》記者杜爾曼?德丁專電 死1萬人。臺灣旅滬六團體1947年《臺灣事件報告書》 死1萬人以上。民政廳長蔣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死1萬7000人至1萬8000人。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 死1萬至數萬人。美國駐臺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死2萬多人。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 死1萬8000人至2萬8000人。 以下所列人物為臺灣二二八基金會所認定並公告的部分受難者列表，僅限於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後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由於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裏只是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備代表性。並按照受難者姓氏教會羅馬字拼音順序排列。
蔣渭川：知名非武裝抗日人士蔣渭水的弟弟。當時國民黨派特務暗殺，蔣渭川僥幸逃過壹劫，但其女兒蔣巧雲遭到殺害。蔣渭川雖然還是與國民黨合作，但只是樣版，而且失去臺灣人的信任。
莊木火：瑞芳小學校長。
楊元丁：藝人伊能靜的外公，基隆市副議長，被軍人槍殺後踢入河中。
陳澄波：東京美術學校研究所畢業，畫家；時任嘉義市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飛機場慰問國軍，卻被逮捕，未經審判公開槍斃於嘉義火車站前。
陳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被警察帶走而遇害。
陳能通：淡水中學校長。
簡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軍醫，在軍中被殺。
盧園：淡水中學化學科教師。三芝北新莊田心仔人。訂婚當日早上，聽聞陳能通校長長女之哀求，出門查看校長而遭兩個持槍士兵射擊中彈。陸路封鎖，經淡水河以舢舨送雙連馬偕醫院救治，不治身亡。
顧尚泰：西醫。
廖進平：社會運動家。
許朝宗：藝人許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車站副站長。
郭章垣：宜蘭醫院院長；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郭守義：基隆名醫。
黃媽典：日占時代任樸子街長，事變時任臺南縣參議員；在新營被槍斃示眾。
李瑞峰：律師。
李瑞漢：曾任臺北律師公會會長。
李丹修：八堵火車站站長。
林連宗：臺灣前制憲國大代表、臺灣省參議員、臺灣省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林茂生：臺灣歷史上第1個哲學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於終戰後協助接收臺灣大學，並創辦《臺灣民報》；“二二八事件”後無故被捕，壹去不回。
藍燈旺：基隆社寮島居民。阮朝日：《臺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2007年六月紀念館經營結束，文物分為四部份，分別保存於臺北的臺灣神學院、臺南的真理大學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紀念室及施國政先生（阮朝日228紀念館執行長）。
黃阿統：淡水中學訓導主任。
施江南：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占時期曾任臺北州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臺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後曾任“臺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臺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
宋斐如：臺北高等學校﹑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臺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湯德章：律師。1946年參選省參議員，被列為候補參議員。228事件爆發後，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臺南市分會”成立，被推為治安組長。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湯德章被反綁懸吊刑求壹整夜，肋骨被槍托打斷，在遭受酷刑後，雙腕被反綁，背後插有書寫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車，繞行市街，然後押赴今日臺南市民生綠園（已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湯氏被槍決後，士兵不讓他的家人立即收屍，任其屍體暴露，經過家人壹再哀求，才準許以毛氈覆屍，但屍體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國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臺“宣撫”。白氏來臺後，下令將被關在軍法看守所的所謂“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臺灣高等法院審理，結果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下來----“湯德章無罪！”
王添燈：日占時期實業家，戰後曾任《人民導報》社長；“二二八事件”中被張慕陶的憲兵用汽油燒死。
王育霖：日占時期的律師，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處死。
吳金鏈：《臺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占時期曾任《臺灣新民報》臺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並曾任職於總社社會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報道被害。
吳鴻麒：吳伯雄之伯父。戰後曾任臺灣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帶走，四、五天後，陳屍於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壹件軍民糾紛，得罪壹位軍官而惹禍。
蕭朝金：日占時期牧師；“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壹去不回，受盡酷刑後遭槍斃。
許錫謙：花蓮人。戰後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幹事及該團7名幹事之壹，“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成立後為該會重要幹部。後走避臺北，經當時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及憲兵隊遊說其叔父勸說回鄉，於返回花蓮途中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楊照的外祖父。
張七郎：醫師；曾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臺灣省制憲國代；“二二八事件”後，與其三弟張果仁醫師與長子張依仁被軍隊帶走，壹家三口均遭殺身之禍。後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復。其二子張依仁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壹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才免去殺身之禍，後避居日本。當時，臺籍人士林頂立任職保密局，借職務之便，誣告張七郎。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請廿壹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密裁張家。因張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發，震驚地方之後，指示臺灣調查站明確指出“張為壹良善之代表，未曾參與事變之活動，似此不分善惡而捕殺，今後公家之事何人敢為。”爾後，林頂立定居中臺灣安享天年至1980年。張文成下落不明，壹說他後來返回大陸。
潘木枝：醫生，免費醫治付不出醫藥費的窮人，救了蕭萬長在內的許多市民的生命，事變時任民選嘉義市參議會參議員，1947年3月25日與畫家陳澄波等多人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公開處決，兒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後的清鄉掃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