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的文學思潮，即1930年代的最後幾年，少有異聲存在。當時的作家幾乎都成了“民族主義者”，都集中統壹於抗戰的大旗之下。文壇上不會出現“只有蘇聯是我們祖國”的聲音，盡管有“兩個口號的論爭”。馮雪峰於抗戰時期脫黨兩年，是因為他接受不了壹些***產黨員紛紛去國民黨政府做官。只有此時，作家表現出了高度的壹致。對“抗戰無關論”的批評恰恰來自剛剛被收編的左翼作家。他們借助官方進行“公報私仇”，批判梁實秋。郭沫若即是壹例。而不是來自官方的宣傳部門或文化官員。
此時的文學風格與文學面貌因為抗戰而發生了重要變化：文學為達到宣傳的目的而必須走向通俗，必須大眾化。這裏，要強調壹點，即對“大眾化”的誤用。大眾化本就不是用來形容文學風格的，而是用來描述立場問題。所謂的大眾化，即是知識分子“工農兵”化。因此，應該將通俗化與大眾化區別開來。
抗戰爆發後，中國文學的發展可用“民族化”和“大眾化”來概括，出現了“民族形式”的討論。
葛壹虹與向林冰成為不同觀點的代表。向林洋的態度與陳伯達、胡喬木的基本壹致。
1930年代，左翼文學就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聲音：瞿秋白否定五四文學，提倡全新的革命文學；馮雪峰則是另壹種態度，他不願徹底否定五四和魯迅，但卻願意徹底否定胡適。他想繼承並超越五四，把革命文學解釋為五四文學發展的壹個新的階段。周揚盡管與馮雪峰個人關系不和，但他繼承了馮雪峰的觀點。而實際上，五四文學與當代文學並無多少聯系。當代文學的源頭是延安解放區文學。馮雪峰只是不願割舍五四，放棄五四文學，才把五四文學與當代文學牽強地結合在壹起。
到了延安文學，要求文學的尺度是“大眾喜聞樂見”，這樣必然要排斥歐化。而五四文學與知識分子都是“西化”的產物，因此也必然在被排斥與批判之列。
當抗戰進入1940年代以後，尤其是珍珠港戰爭爆發後，文壇上固有的矛盾變得明朗起來。此前，民族主義作家也好，左翼作家也好，自由主義作家也好，盡管所主張的立場不同，他們分別主張民族的立場、階級的立場和人的解放的立場，但還都能夠聚於“抗戰文學”的大旗之下。皖南事變及珍珠港事件後，抗戰必然勝利已為大家所***知，馬上涉及到的是如何刮分勝利果實即“由誰來摘桃子”的問題。政權利益分配已經提上日程，作家的分化也勢在必然。
抗戰尹始，熱血知識青年紛紛走上前線。但國民黨政府確實讓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青年們失望。韋君宜曾說：是國民黨把當時的青年逼到了延安。丁玲等作家懷著希望去了延安，但到後卻大失所望。在這裏，並未找到她們所希望看到的民主、自由、平等，實際上“抗戰民主根據地”並不民主。當時的延安報紙控制得還不是特別嚴格。宣傳部長是張聞天。丁玲、王實味等人便寫文章揭露延安的陰暗面。當時延安的男女比例為10：1，男女差別之大可想而知，同學們去讀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就會知道。當時的延安在精神上排斥西方，但在生活上卻並不排斥西方，如跳交際舞等。當知識分子將這種不滿與失望表現出來時，毛澤東很生氣，結果王實味身死，丁玲因與毛澤東的特殊關系而得到保護，蕭軍則逃離了延安，去了東北。民間的文學成為工農兵文學的主要形式，如趙樹理的創作。但民間的文學盡管新鮮活潑，但並不壹定完全符合大國廟堂的需要，在建國後，趙樹理仍受到批判就是最好的例證。
在1950年代，文學風格越來越政治化的時候，趙樹理的作品遭到批判是必然的，而柳青、梁彬等的作品則成為最受歡迎的典型代表，文學的政治化達到了高峰，同時也就意味著走向了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