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裏小四為什麽要殺小明？

說這句話的時候，女孩小明壹臉的認真，小四突然從畫面外沖過來，用他的那柄尖刀，捅在小明的肚子上，沒完，再捅壹刀，再捅壹刀，再捅壹刀.說實話，捅的挺深的。有壹天上網，在oicq上看到howie，我問他在幹嘛，他說他在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過了幾天，他跟我說：當某某捅了某某的時候，他掉眼淚了。howie說他掉眼淚，我相信，因為這孩子心裏有很生猛的感情。二.關於楊德昌：第壹次看他的電影是《獨立時代》，看了以後簡直要發瘋，壹來是因為整個臺灣社會的醜惡面目被他整個翻過來倒過去，刀刀都要見血，壹點余地也沒有留下來，甚至有壹種把人解剖了還非要用顯微鏡再看看細胞組織的感覺——人在面對醜陋的時候總有壹種恐懼，因為這醜陋人人都有。二來是我說過的，這片子就好象壹口滿滿的深井，伸壹只手指頭進去都要溢出來，信息量太大，要說的話太多，更何況楊德昌是懂得最充分利用畫面外空間來說話的人，他鏡頭放在那裏不動，只要壹個人走出畫面外，再走進來，單憑演員臉上的表情來說明發生了什麽，我的想象力都被他榨光了，外帶要隨時準備迎接他刻薄入骨的臺詞，腦子要被他飛快的調動起來——說他是知性的導演，很準確。終於看到了這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雖說是４個小時，壹點也不沈悶，楊德昌簡直不是個導演，我寧願看他是壹個思辯者，常有人把他跟侯孝賢作比，侯孝賢寬容壹些，拍出的東西更傾向於壹些情懷，是用畫面來表達“美”和情緒的人；而楊德昌在我看來，是自己的思想用文字來表達已經不能滿足了，就用實實在在的影象來說話，更多的為自己的思辯服務，表達起來更傾向於“力量”的壹方，別看他說起故事來也是不急不慢，我倒覺得起承轉合之間有壹種特別的硬度。看完了這部電影，我對那些成天把這部電影看成是壹部可當經典電影作品來研究的人有壹種特別激烈的反感，雖然我知道這反感很沒有道理。我覺得這些人，他們不知道電影是人做的，也是應該給人看的。如果楊德昌的片子沒有人看，我想他壹定會很郁悶，對於壹個思辯者來說，最大的樂趣莫過於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看法。所以看到牯嶺街的結尾，小明已經死了，小四也進了監獄了，該瘋的瘋了，該沈寂的沈寂了，按照我的想法是不是該結束了，留給觀眾壹些思考的空間？可是他不，他偏要把各個角色的反應都拍壹遍，交代清楚——他要把話說完，壹句也不能憋著。很可愛。三.關於暴力和所謂的少年：常常有人把這部電影和〈陽光燦爛的日子〉做比較，說實話我煩的很，可是自己又忍不住想說兩句。有什麽可比性呢？無非都是在壹個特殊的年代成長的少年，都有青春，暴力，和性愛。但是姜文對少年的感覺要更有情調，或者說更傾向於壹種情調，那種帶有壹些暖色的影調在楊德昌那裏是看不見的。〈陽燦〉中的暴力，只能是影片中不可缺少的調味品，沒有承載什麽時代的劃痕，有的只是青春的釋放和傷感的懷念，我幾乎看不到有什麽人是被時代摧殘的，反而是壹種很美好很懷舊的東西；但是在楊德昌的影片裏，這種暴力是壹種壓抑後的反應，1960年，成年人剛到臺灣10個年頭，仍然惶惶不可終日，壹切都在在支離破碎中重建，而每壹天又都在重建與傳承的邊緣，路在哪裏？少年本是壹個社會裏的過渡群體，已經夠迷惘，也夠孤獨，當然更能敏感的感覺到這種氣氛，大人們忙著自己的事情，而少年們的社會裏，惟有依靠建立自己的社團幫派，依靠暴力，性愛來找到自己的歸屬感。說到這裏，我仍然很訝異於這些少年的早熟——除了小四。牯嶺街中的暴力少年，已經深深的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不管前後時代的少年是因為什麽參與了暴力，但是楊德昌，他明確而又冷冷的用小四的眼睛，用小四捅向小明捅向世界的尖刀，告訴人們，這些少年，就是在這麽壹個殘破的社會裏，在壹個單純與復雜交織的時代裏，早早的開始接觸人世的醜陋，而理想，而夢想，而象小四和他的父親那樣執拗又不懂得彎曲的人，惟有滅了自己。從某種意義上說，楊德昌描述的暴力，不是少年的暴力，而根本是成人的暴力，這暴力不是那麽單純，已經沒有鮮血的純度。四.女人如果聰明起來，可怕的要命。輾轉在各種男人之間仍然綽綽有余，小明應該是這種女人的極致了，是的，她已經是個女人，不能說是女孩子，女人的生存智慧已經在她身上展現的特別淋漓。小四還是個孩子，事實上他的父親有的時候，比他還要象個孩子。孩子的簡單，孩子的不肯妥協，而當有壹天小四突然發現：咦？原來世界不是我看到的這樣。他唯壹能做的，就是象壹個孩子壹樣的壹頭撞向規則的天空，掉下來，完整的被摧毀，完整的瘋狂。不過話說回來，小四，妳捅在小明身上的那幾刀，我知道，捅的挺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