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鐵路又稱東清鐵路或東省鐵路，簡稱東鐵，它是沙俄侵華的產物。19世紀末，沙俄為侵略中國東北，稱霸遠東，根據1896年的《中俄密約》，在中國的土地上，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沿路的各種器材而修築的從滿洲裏經哈爾濱至綏芬河的中東鐵路主線，與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相接。
後來又根據1898年的《旅大租地條約》，修築了從哈爾濱經長春至大連的中東鐵路支線，從而形成壹條由主線和支線組成的2800余公裏的“丁”字形的中東鐵路。這條縱橫貫穿中國東北三省的鐵路成為沙俄對中國東北進行經濟、政治和軍事侵略的工具和基地，實際上造成了沙俄控制中國東北的局面。
1929年7月，中蘇之間由於中東鐵路的路權歸屬問題，爆發了中東路事件，引起武裝沖突。戰鬥主要在中國的滿洲裏和紮賚諾爾地區展開。從7月末開始直到11月，大小戰鬥進行了數十次。起因是中國東北當局將中東鐵路電報電話收回，將蘇聯職員遣送回國。蘇軍與東北軍發生武裝沖突後，國民政府對蘇宣戰。
11月，蘇軍先後攻占紮賚諾爾、滿洲裏、海拉爾。中國軍人死傷及被俘人員9000余名（傷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據蘇方統計，蘇軍被擊斃143人，失蹤4人，受傷665人。蘇軍勝，12月20日，張學良派代表與蘇簽訂《伯力協定》。12月26日，“中東路事件”以中方接受蘇方提出的恢復中東鐵路中蘇***管的原狀、雙方釋放被俘人員而宣告結束。值得壹提的是，中東路事件期間，蘇占據我國領土黑瞎子島，這是日後中俄在領土爭端中最難解決的問題之壹。
張學良壹生中做過兩件震驚中外的事。壹件是“西安事變”，另壹件就是他28歲那年發起“中東路事件” 。“改旗易幟”後的張學良，於1929年7月做出壹件具有國際影響的重大事件，這壹事件的不幸結果是，張學良慘敗，不得不與蘇聯簽訂《伯力協定》，黑龍江與烏蘇裏江之間夾角地帶最東端的黑瞎子島被蘇軍占領 。
直到1929年，已經是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在這塊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時明確了屬於中國的領土上，仍在繼承老沙皇俄國的衣缽，行使著對東清鐵路、電話電報、礦產森林等的各項權利 。
1928年6月，國民政府統壹全國後，時任外交部長的王正廷在南京發動了壹場以修訂不平等條約為中心的“革命外交”，將列強在華特權分為五類，革命外交將分為五期進行，包括恢復關稅自主權、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鐵路利權、內河航行權、沿海貿易權等 。 擁護統壹的張少帥，當然要向蘇聯方向討還山河 。
於是張學良從7月開始驅逐中東鐵路蘇聯職員，查封哈爾濱市內的蘇聯商業機構，7月18日蘇聯政府宣布對華斷交，中蘇邊境吉林段開始集結蘇軍 。海拉爾失陷後，哈爾濱、黑瞎子島也隨之被俄國人占領 。1929年12月20日，張學良在美方的調停下與蘇聯簽署了《伯力協定》，對此協定國民政府並不承認，並稱以張學良為首的地方代表無權參與國與國之間的談判 。
沙俄（1700～1917）獨占中國東北的局面，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所不容，遂於1904年日本挑起了日俄戰爭。沙俄敗北後，依據1905年的《樸茨茅斯條約》，將中東鐵路長春至大連段割讓給日本，並改稱南滿鐵路。其余，以哈爾濱為中心，東至綏芬河（東線），西至滿洲裏（西線），南至長春（南線），仍為沙俄所控制，時稱中東鐵路。從此，中國東北地區以長春為界，分別成為日俄兩國的勢力範圍。
從俄國十月革命直至1924年簽訂中蘇協定，中東路仍為沙俄殘余勢力所盤踞。同時，日、美、英、德等帝國主義也乘機插足，進行爭奪。原中東路俄方局長霍爾瓦特及其殘余勢力仍然賴在中國不走，企圖利用中東路沿線地區的軍隊和經濟實力，從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
1919年7月25日，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正式發表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聲明廢除沙俄同中國政府所締結的壹切秘密條約和壹切特權，放棄沙俄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的權益。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遵守第壹次對華宣言所聲明的各項原則，並表示了蘇俄政府要與中國***管中東路的意向，提出“中俄兩國政府，對於經營中東鐵路辦法中，關於蘇俄對於該路之需要，允訂專約”。但是當時的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在外交上不承認蘇俄政府，對其兩次對華宣言采取聽而不聞的態度，致使中東路仍被沙俄殘余勢力和國際帝國主義所控制，繼續成為反蘇與侵華的工具。 從1921年開始，蘇俄政府先後三次派人來華，商談兩國復交等事宜。北洋軍閥政府於1923年開始，與蘇俄進行建交談判。1924年5月31日，中蘇達成建交協議，簽訂了《中俄協定》（即中俄解決懸案大綱15條，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11條，聲明書7項）。關於中東路，“懸案大綱”說：“兩國政府聲明：中東鐵路純系商業性質；並聲明，除該路本身營業事務直轄於該路外，所有關系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務、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國官府辦理。”“蘇俄政府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壹切財產；並允諾，將該路壹切股票、債票移歸中國”。
“兩國政府承認對於中東鐵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幹涉。”“中俄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中規定：中東路設理事會，為議決機關，置理事10人，理事長為中方，副理事長為俄方。本鐵路設局長1人，由俄方擔任，副局長2人，俄華各1人擔任，均由理事會委派，由各該政府核準，其職權由理事會規定；路局正副處長由理事會委派，如處長為華人，則副處長為蘇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級人員按中蘇兩國各半任用。
（《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聲明書》（1924年5月31日）、《中俄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1924年5月31日），隨後，蘇俄政府鑒於中東路處於奉系軍閥張作霖統治的勢力範圍內，乃於同年9月與東北地方當局簽訂了《奉俄協定》，其中除了包括《中俄協定》之內容外，還把中東路無償全部交給中國的期限以舊俄時代規定的80年縮短為60年（至1956年9月7日期滿）；並在此期間內允許中國贖回，贖路價款由雙方估定該路實價後，以公道原則確定。同時對東北與蘇俄有關系的界河、界湖航運問題也作了規定。《奉俄協定》簽訂後，蘇俄立即更換了中東路俄方主要負責人，使沙俄舊黨無從抵抗，排除了外國勢力的幹擾。根據協定的原則，中東路恢復了正常營運。 蘇俄的對華政策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種種行徑形成極大的反差。日本通過強加於中國的“二十壹條”，企圖長期占領東北南部、東部和內蒙。根據“二十壹條”有關條款，日本要把旅順、大連和南滿、安奉兩條鐵路的租借期延為99年，並強迫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的土地租借權或所有權及居住權、工商經營權、建築鐵路和開采礦山的獨占權等。
日本通過“滿鐵”長期霸占和經營長春至旅順的南滿鐵路，以及安東至奉天、大石橋至營口、奉天至撫順等支線。滿鐵還以“附屬地”的名義，在鐵路沿線霸占大片土地，並行使行政、司法、征稅、警察權等，儼然成為國中之國。日本還以保護其僑民和鐵路為名，在鐵路沿線的重要城市駐有日本的野戰軍和守備隊，充當侵華工具。這是日本侵略者埋在中國東北的壹顆定時炸彈。從當時東北亞地區的各國動向看，真正威脅中國東北安全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而不是革命後的蘇俄。 1929年東北易幟前後，南京國民政府頭面人物吳鐵城來到東北，與張取得聯系，曾有言“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蔣介石更是片面誇大蘇聯在東北的勢力，使張學良認為蘇聯在東北勢力對其統治構成威脅。同時蔣認為東北依舊是壹個獨立王國，奉俄開戰，只會使自己獲得漁翁之利。
同時，東北軍中壹些少壯派，向張提供了壹些錯誤的訊息，說蘇聯內部空虛，戰端壹開，必然土崩瓦解，尤其連年收成不好，軍需民食大成問題，即或引起戰爭，最後勝利必然屬於奉系，張學良決定對蘇實施強硬政策。 這些人以中東路督辦呂榮寰為首（兼任中東路中方理事方，九壹八後曾任偽滿產業大臣、偽滿駐南京大使等職）。孫科在十多年後的《中蘇關系》壹書中，提到張學良發動中東路事變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呂榮寰。據許多東北軍老人回憶，呂之所以要挑起中東路事變，是因為中東路歷年鐵路盈余很多，蘇方局長主張用於建設，修建鐵路，而呂榮寰等則要按股分利，以便從中貪汙，於是慫恿張學良強行收回中東路，以致釀成戰事。
主張收回中東鐵路路權的除呂以外，還有負責對蘇外交的東省特區長官張景惠和在張手下辦理對蘇外交的特區教育廳長張國忱、中東鐵路理事鄒尚友（後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長、公使、大使等職）、李紹庚（後任中東鐵路理事長，九壹八投靠偽滿，任中東鐵路督辦，1935年任偽滿州國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1945年3月任偽滿駐南京大使）等。（張國忱、鄒尚友、李紹庚全是哈爾濱商業學校畢業的學生。這個學校是帝俄在哈爾濱辦的學校，華人學生從小在俄國人家裏寄住，所授的課程也全是俄文課本，由這個學校畢業的學生不但俄語很好，就是生活習慣和世界觀也是帝俄那壹套，對帝俄時代的將軍也有特殊的崇信。
張國忱有壹個白俄顧問是帝俄時代的將軍，名叫托瑪夫斯基，他向張建議說：“蘇聯有大饑荒，人民奄奄待斃，對於***產黨政權極度不滿，歐美各國對於蘇聯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時發難，***產黨必倒臺。中國若能趁這個機會將中東路主權壹舉收回，不但蘇聯此時無力進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強也必雙手高舉，贊成中國的行動”。張、鄒等人此時正想擠掉呂榮寰，由張取而代之。他們對呂不懂俄語，不諳俄情，卻占據肥缺，心有不甘，同時他們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聯系，由蔡運升去職、鄒尚友到外交部任職可知。
至於張景惠，他是張學良的父執，而東省特區行政長官壹職，在東北非常重要，這壹要職甚至比省主席還要重要。因為北滿經濟動脈中中東路的壹半經營權和沿線的地畝、教育、工礦等行政管理權，以及有二十萬以上白俄居住的哈爾濱管理權，都歸其所有，而張是人所***知的庸碌無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瑪夫斯基則企圖利用中國在西伯利亞搞復辟，日後在東北組織的兩路拒俄聯軍全有身著軍服的白俄人參加。 東北軍也有不少人反對對蘇采取強烈，“輔帥”張作相就是其中反對最強烈的壹位，他對張學良說：收回中東路是好事，可是這事非同小可。進兵接收，勢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國力量對付蘇聯，也未必能打勝，只憑東北軍去打蘇聯能行嗎？恐怕收不回中東路，反而惹出麻煩，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機搗亂。張學良覺得張作相把困難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規勸張作相：“根據多方情況，蘇聯決不能在遠東作戰，收回中東會馬到成功的。”張作相看到張學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堅持，但張作相的意見後來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長劉翼飛也反對出兵，張認為劉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讓劉去吉林勸張作相，對劉說擬派十個旅開赴東鐵沿線收復中東路，結果劉十分直接地回答：“我們如果僅僅出十個步兵旅就能擊敗蘇聯的話，那我們就不致退回關外，老將也不致遇害了。”張說：“根據各方情況，蘇聯決不能打！”劉說：“從軍事學來看，打仗有沒有把握，不在於敵人能不能打，而在於我們怕不怕和行不行。”張中止派劉去吉林，對人說：“怎麽翼飛這次也氣餒了呢？”
蘇聯對華斷交之後，王家楨（張學良秘書，在日本很有影響力，田中奏折就是他通過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駐東京辦事人拍來的電報說蘇聯對華斷絕外交了，他知道事情嚴重。蘇聯與中國斷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麽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東北當局，但當時南京政府方面毫無消息。當時張學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著電報大帥府秘書廳向王樹翰秘書長說：“事情弄嚴重了，蘇聯和咱們斷絕國交了！”王樹翰很吃驚地說：“妳怎麽知道？從哪來的消息？”王家楨出示了東京來電，王樹翰非常驚慌地打電報給張學良，請張即日返沈。讓王家楨氣憤的是，這個絕交消息在報紙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終未告知東北政府。